盛邦和:中国庄园,历史特点与命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1 次 更新时间:2013-07-26 19: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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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有过庄园制,较早出现于东汉,于魏晋时期形成高潮,以后有过一个衰落期,至唐中期以后再度产生。东汉魏晋时期的庄园与中唐以后的庄园不同,前者是荫附制,后者是租佃制。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欧洲与日本的地权制以私有制的庄园制为主,印度、俄国则以公社、村社形式的次生型原始公有制为主,公社与村社一直保留到近现代。纵览中国历史上的地权制,与俄国、印度有着显著的差别,而盛行于东汉魏晋时期的荫附制的庄园制却与欧洲、日本庄园制度具有某些近似之处。不过,欧洲、日本的庄园制度大体贯穿于全部封建时代,在那里封建庄园的消亡与资本的发展有关,结果庄园制最终演化为现代型市场地权制。在中国,庄园被历代王朝抑制,又被历次农民战争摧折,但总是死而复生,形成中国式的历史循环。

  

  一、中国古代庄园的名称,土地兼并与庄园的产生

  

  中国古代庄园有许多不同的名称,梁昭明太子吟唱“命驾出山庄” 1的诗句,梁简文帝望山岭而啸歌:“瞻鹤岭兮睇仙庄”, 2有学者考辩,这“山庄”、“仙庄”都应是庄园。庄园又有皇庄、王庄、旗庄、官庄、私庄诸称呼,总称“庄田”,同时又出现“户绝庄田”、“义庄”等名目。有史记载,韦宙“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 3石保吉“累世将相,家多财,所在有邸舍、别墅” 4,昭州妇女莫荃,“创上腴田数百顷,水竹别墅亭阁相望”。 5这里的“别业”、“别墅”说的也是庄园。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无“庄园”这个概念,其实不然。隋朝有一个清河崔氏女子,“非自手作及庄园、禄赐所得,虽亲族礼遗,悉不许入门”,不肯随便收取别人的赐礼,唯庄园中的产品不在此列, 6可见隋朝时候就有了庄园名称。史载唐朝寺观占田情况,醴泉寺竟有“庄园十五所”; 7《宋会要辑稿》云:“宫中放收要用土地及系帐逃户庄园”;《五代会要》曰“不以桑土荒熟,并庄园三分中交还二分” 8。诸多史料屡屡提到“庄园”,显然“庄园”一词中国古已有之。

  

  中国古代庄园制度起自土地兼并。土地兼并的原因是多样的,概括地说,一是土地制度发生了变化,二是世族豪强兼的勃兴,三是商人力量的强大。这是三个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土地兼并与制度变化有关,具体而言乃井田制与均田制衰亡的结果。中国自夏朝开始实行井田制度,这样的制度延续到战国。秦商鞅开阡陌,废井田,及至秦孝公“纳商鞅说,开阡陌,制贡赋之法”是井田制最后废弛的重要标志。

  

  井田制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可以抑制兼。然而它又是落后生产力的产物,无法容纳发展着的生产力,而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秦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井田制下田地荒芜,生产力无法得以正常释放。秦国废井田,制阡陌,确立私有土地制度,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方使国富兵强,并合六国。然而,历史进步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新的社会制度也带来新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土地兼并。

  

  井田受之於公,毋得粥卖,故《王制》曰:“田里不粥”。秦开阡陌,遂得卖买。又战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隶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起。民田多者以千亩为畔,无复限制矣。 9

  

  “田里不粥”,土地不可买卖乃是中国古代“王制”。废除井田,其结果富者强购民田,“千亩为畔,无复限制”。正如朱子《集注》所说:“经界谓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则田无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故井地不均;赋无定法,而贪暴得以多取”。 10

  

  这个情况到汉代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为此师丹力倡复井田。汉朝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也纷纷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主张采用名田制,限制兼并。王莽上台,推行“王田制”,令天下土地归公,统为“王田”。在王莽看来,古者设井田,国给人富,颂声大作,就是因为秦为无道,坏圣制,废井田,才使社会兼并成灾。 11

  

  北魏太和九年(485)推行均田制,规定吏民占田限额,限制土地买卖,于抑制土地兼并有一定效果。然而,均田制的“寿命”并不是很长,自唐中期废除之后,土地兼并复显盛行。于是中唐陆贽站出来说话:“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咨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粮,赁其田庐,终年服劳,五日休息。罄输所借,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 12因为“制度弛紊”所以“富者兼地数万亩”,陆贽指责兼并者的猖獗,怪罪均田制的废弛,其忧患心情溢于言表。

  

  官僚、世族、豪强组成中国的强势社会集团,将土地兼并演绎到白热化的程度。升官者必发财,发财者必购地。历朝官僚兼并乃为常事,以至于“宦游而归,鲜不买田” 13 故中国有“官僚地主”之连称。宋著作佐郎陈氏于湖州长兴“有田数千亩”。 14宋英宗、神宗时期,“比部员外郎郑平占籍真定,有田七百余顷” 15。北宋末年,抄没大官僚朱劻的家产,“田至三十万亩” 16。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侍御史田锡于奏议:“近畿阛阓之间,悉大臣资产之地”。 17

  

  世家大族占田为土地兼并的重要特点。从三国时代起,世族势力已经有所发展。吴国周瑜,祖父周景、叔父周忠均为东汉太尉,父周异任洛阳令。吴东有朱、张、顾、陆四大姓。陆逊家族“世为江东大族”,祖父、父亲皆历任汉朝校尉、都尉等职。顾雍自曾祖顾奉出任颍川太守以来,世代为官。《三国志·吴书·张温传》载,张允张温父子,“以轻财重士,名显州郡”。这些世族豪门,位高权重,既为政治当道,也为显赫的庄园主。统治者对于世家大族以赐田相笼络。史载孙权优待潘璋,潘璋死,“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 18吕蒙死,“蒙子霸袭爵,与守冢三百家,复田五十顷” 19蒋钦卒,政府“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 20 世族兼并土地,以至“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 21司马氏统治时期,何晏等当政者分割洛阳、野王等地的屯田达百顷之多。 22《三水小牍》载:“许州长葛令严郜,衣冠族也,立性简直……咸通中罢任,乃于县西北境上陉山阳置别业,良田万顷”。

  

  豪强占田也成为土地兼并重要特点。苏常地区“左右惟强家大族,畴接壤制,动涉千顷”;湖州“富户业广,以资自庇,产多税薄,归于羸弱”;润州“郡有渚田千顷,盖上腴也。先是亩种之人,尽主兼并之家”。杜牧称浙西“上田沃土,多归豪强。荀悦所谓公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酷甚于亡秦,今其是也”。 23这里说的豪强有一些是普通农民,致富后跻入豪强富门。咸通(860—874)、乾符(874—880)间,有一“编户”叫卫庆,“耕田得大珠”,又垦田二千亩,“十年间郁为富家翁”。 24明代地主“阡陌连亘”,“一家兼并十家之产”。甚至连国家屯田也成为他们的侵占对象,成化、弘治年间,顺天和保定两府的屯田被侵占四万余顷。江南缙绅富家占田,少者数百亩,多则数千亩乃至上万亩;河南缙绅富豪占田,少者五、七万亩,多者十余万亩;陕西韩城也有占田万亩以上的大地主。 25

  

  商人势力扩大,加入兼并队伍。中国历代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固然可以抑制商人力量,然而“承平日久”,商人力量复又崛起,成为土地兼并的重要力量。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26

  

  这里说的是汉代商人兼并土地的情况。当时商人“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而大者则以其富厚的财力,贿赂勾通王侯,极力“兼并农人”,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至于唐代,“江淮诸道,富商大贾,并诸寺观,广占良田”。 27到了宋代,为官者兼营商业,成为特点,官商合一,将土地兼并推向新的高潮。《宋史》记宋初王溥之父,“频领牧守,能殖货,所至有田宅,家累万金” 28。

  

  其它还有寺观占田等。宝历二年(826)间,杭州龙兴寺 “置良田十顷”。 29大和(827~835)中,天台山国清寺置田12顷。 30据《灵隐寺志》卷二记载:宋天圣三年(1025),由皇太后赐钱,于钱塘县买林田5顷,于盐官县思亭乡买水田1000顷,于秀州崇德县积善乡买水田1000顷。 31

  

  由上分析,可见古代中国虽然通过制度设计,以抑制兼并,然而无论井田制、王田制、名田制、均田制都无法切实地推行,有的被废除,有的存其名而无其实,有的推行一时而终于废弛。其结果,土地终究由分散而集中。事实是,土地的分散是相对的,土地的集中(兼并)是绝对的。中国社会最大的土地兼并力量是官僚、世族。此外有商人与寺观等。原始公有制、大地产私有制、小土地私有制是土地制度的三种形式。庄园制属大地产私有制。中国经东汉,历魏晋,而至唐,庄园制度逐次发展演化,究其原因当为土地兼并的迅猛与剧烈。

  

  二、东汉三国魏晋时期的庄园——坞壁及荫附制度

  

  东汉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庄园常建坞壁以自保,因此研究中国庄园,就须研究中国坞壁。坞壁出现的时期很早。东汉晚期墓葬都有陶坞建筑模型出土。方形,绕以高墙,前后设大门,四隅有方形角楼。据史记载,董卓的坞,墙高可与长安城相比。胡三省这样解释坞壁:“城之小者曰坞,天下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未有朝命,故自为坞主” 32;《后汉书·刘玄传》“离乡聚”之李贤注也说:“离乡聚谓诸乡聚离散,去城郭远者”,及李流起义时“三蜀百姓并保结坞,城邑皆空”。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庄园主,常有武装自保的情况,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普遍。坞壁既可以看作是武装堡垒,又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庄园的代名词。

  

  和“坞壁“同时出现的有“部曲”。坞壁与部曲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庄园的标志性符号。 “部曲”本来是汉代军队的两级编制单位,东汉灭亡后,“部曲”开始用来指世家大族的私人武装。部曲平时和其他的佃客一起从事生产,也接受军事训练,战时参战。各庄园主所有部曲规模的大小,决定他们的社会地位及影响力的高低。他们常常带领自己的部曲投奔某一政治力量,以参与政事。世家大族凭据坞壁庄园的势力,在动荡的政局下站稳脚跟,而处于乱世的各代政府,也因有世家大族的支持而得以生存。

  

  坞壁中有佃客、徒附、宾客,而主要成分是部曲。部曲数量很大,“梁时,大半之人,皆为部曲” 33。部曲一部分来自奴婢。三国魏晋时期有蓄奴之风。三国糜竺“僮客万人”;西晋荀晞“奴婢将千人”;东晋陶侃“家僮千余”、刁逵“奴婢数千人”;刘宋时,沈庆之“奴僮千计”、谢琨“僮仆千人”。这说明当时反世家大族必有奴婢,即使庶族地主,蓄奴数量也不在少数。这些奴婢很多成为坞壁中的部曲。

  

  部曲产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荫附制度”有关。《晋书·食货志》云:“高卑荫其亲属,多者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这些荫附民,不少成为“部曲”。无论是“衣食客”或“部曲”,都是庄园主的“庄客“。“给客制度”规定,“客皆注家籍”,庄客没有人身的自由,除非“自赎”或主人“放遣”。庄园主对“庄客”和“部曲”,进行超经济的剥削,输谷、助防、盖房、植树,防范饥民盗田种麦,当船夫等种种杂役概由“庄客”和“部曲”承担。

  

  北魏用法律形式将“宗主”与“荫附”关系确定下来。北魏废除原来的三长制,唯立宗主督护,施行“宗主督护制”。宗主督护下的单位为“户”,原则上每五十、三十家为一户,实际上是民多隐冒,百室合户,千丁共籍。

  

  三国魏晋时期庄园如“国中之国”。“其有人客皆不得问”,庄园“人客”之管理权均属宗主,国家不得过问。 34坞壁主人“殊其门户”,任其“复田”、“复客”。 35所谓“复田”、“复客”就是免除国家田租赋役的特殊权利,也可以“不预军征”。

  

  坞壁庄园是一种融政治、军事、经济力量于一体的强大实体。坞壁庄园的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庄园几乎能供应自己所需的一切生活必需品。“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楝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殖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尔。”这是说,在庄园中除盐井之外几乎什么都具备了,“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 36

  

  日本封建制乃以庄园制下发展起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在庄园中,作为幕府御家人的武士、土豪、公家、寺社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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