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生态文化学说与中国的文化期许——中日俄比较的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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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邦和 (进入专栏)  

  出现惟中国仅见的文明“月晕”奇观。举例来说,拓跋北魏推行的均田制,其实质就是将中国社会变化成马克思说的原始村社、原始公用、原始专制的社会,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这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文明的退步。中国从领主封建制的庄园制退回到原始“亚细亚共同体”的村社制,自北魏始。

  

  日本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情况,元朝入侵因“神风”——海上台风的阻止而终止。当时满清入关,清朝文化没有完全笼罩到朝鲜,相反那个时代的朝鲜依然“慕华”、“事大”,抱持“尊明贬清”的心态,把中国夏商周秦汉隋唐宋明视为正统,而把北魏、辽、金、元、清摒弃于正统之外。 10也就是这样的原因,日本与韩国民族文化中的“陆心”因素比中国少,现代化过程中阻力相对也小。

  

  这就可以说,中国虽属于陆缘区,却是农耕文化型的陆缘区、多次被陆心文化覆盖的陆缘区、具有浓重陆心区性质的陆缘区。 11鉴于生态自然的事实与历史的既存状态,陆缘为主,“心”“缘”融和,当为中国的生态定位与文化期许。中国的生态定位与文化期许:“陆缘为主”。中国本具文化的“本真”,但经历次“文化覆盖”,“本真”逐渐消失。中国走向“现代”,改革开放,遇到重重的阻力,其原就是非“本真”精神的阻扰与障隔。因此,中华复兴,首着先鞭就是对中国文化做一番淘洗提炼的工作,回复本真,激扬精粹,以为适应现代的需要。中国应该抛弃既往的“陆心思维”,这个“陆心思维”,就是固守已经被马克思与恩格斯批评过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近代以来以章士钊、梁漱溟、张君劢等人为代表的反对工商、反对市场、反对科技的思想。中国像一把打开的折扇,宏大的扇面(海岸与岛屿)朝向潜藏无限生机的太平洋,根根的扇骨(铁路、公路与航线)直联腹地。它理应定位于“陆缘”,充分利用“天赐”的生态良机,打开“扇面”,带动腹地,发展经济。中国应该坚定地向太平洋进发,毫不动摇地改革立国、开放立国、国际贸易立国。这样的前景已被世界看好,德山二郎著有《太平洋成为美国与华人的海》,早就说过:我过去曾以为“太平洋是以日本为中心的海”,现在观点改变了,应该说,“太平洋将成为美国与华人的海”,“华人即将超越日本,这在我的预料之中”。 12

  

  中国的生态定位与文化期许:“心缘”融和。由于陆心、陆缘文化的融和才有今天国土的辽阔、民族的众多,才有中华文明大花园的绚丽多彩,56个民族,56朵鲜花,朵朵娇艳;由于陆心与陆缘文化的融和,中国成为欧亚大陆文化的桥梁,成为新世纪的“丝绸之路”;由于陆心与陆缘文化的融和,才决定中国现代模式的选择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既坚定地强调陆缘的本色又兼顾陆心的特点,向陆心、陆缘同时传递稳定和合作的信号,吸取双方之长,避免双方之短,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

  

  三、日本的文化定位与未来期求

  

  日本善于自省,时常“揽镜自照”,看自己属于什么?由此决定做什么,说什么,往哪里走。明治维新后,福泽谕吉承认日本属于亚洲,但他否定亚洲,身处亚洲使他烦恼与尴尬。在他看来,“西洋”闪烁着文明,体现着进步,而亚洲则意味着“半野蛮与半文明”,人心猥琐、经济停滞、政治专制,身子的一半照见光亮,另一半掐在黑暗中挣扎。他疾呼“脱亚”,急切吁求“向西方文明看齐”。在他的影响下,日本决意开启蒙昧,“文明开化”。然而,毕竟在全盘西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一如中国黄遵宪说的,只是向着西方去追逐,“竟不知身在何方”。这样就有日本“国粹派”的登场,这个派别后来又演绎为“亚洲主义”。观点很明确,承认自己的亚洲身份,赞美亚洲,批判西方,回归亚洲,不能说这样的思想在其产生之初隐含合理的意义,然而最后却走到反面,在“解放亚洲”的口号下,揭起侵略的旗帜。

  

  江上波夫1967年出版《骑马民族论》,主张“大陆日本论”。他指出亚洲一半是干旱地区,一半是温湿地区。形成于南太平洋与印度洋上的季风(monsoon),给中国、东南亚、印度半岛、斯里兰卡岛及太平洋西海岸及亚洲面向印度洋的部分地区带来丰沛的雨水,使这个地区成为“季风农耕区”。由于喜马拉雅山及青藏高原的自然障碍,及风力的自然自然衰减,亚洲的很大部分无法得到季风的恩惠,而成为广阔的干燥区,它包括中亚、西亚的“干燥区(沙漠)”、北亚的草原、森林区。高坂正尧尤其瞩目北亚的草原、森林区,其边界的南部贴近中国边界;东临韩国;西则跨越西伯利亚,直达乌拉尔山区,这个区域产生“骑马民族”,不是典型农耕地区,而是一个游牧世界。江上在对许多出土文物作考察之后,认定远古日本人与蒙古游牧人一样,源自草原的帝国,出身于“骑马民族”。 石田英一郎提出“边境文化论”,承认亚洲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辐射与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就不会有今天的日本文化。然而由于日本的亚洲“边境”地位又决定其文化与中国文化“和而不同”。 13

  

  1976年,日本学者梅原猛《日本文化论》一书出版,提出“两种文明原理”论,认为基于基督教文化与希腊文化的西方文明,是“力”的文明、攻击性的文明、愤怒的文明;而基于佛教或儒教文化的东方文明,则是“和”的文明、慈悲的文明、平静的文明。“基督死的姿态与释迦死的姿态比较,实在是生动的显示了两种文明的不同。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真是一种残虐的杀害方式,用钉子把手脚钉住吊起来,最后因大量流血而死去”,与此不同,释迦的死,是平静的死。书中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历史的与现实的比较,认为东方文明正在向西方文明挑战,而日本文明则理所当然地属于东方文明。具体可以参见卞崇道主编的《战后日本哲学思想概论》。

  

  如果说上述理论带有“日本亚洲论”的特点,那么梅棹忠夫等人则提出相反意见。梅棹忠夫在日本《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中国有其《文明的生态史观——梅棹忠夫文集》出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88年)。梅棹忠夫把欧亚大陆分成二个地区:温湿的海洋区与干燥的大陆区。前者是这个世界的第一区,后者是第二区。他认为在欧亚大陆的中央地带,存在着一个特殊地区,这个地区的特点是干燥,降雨量极其稀少,因此形成草原、沙漠与森林的地形,这个地区的社会精神风貌都被其地理气候特点决定。这不是一个新鲜理论,可谓马克思、黑格尔思想的复述,只是把环境的作用力量推演到极致。

  

  高坂正尧发表《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成为日本“海洋国家论”与“海洋文明论”的发端。高坂正尧认为:日本是海洋国家。“海洋”决定着日本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生产方式与生态方式。给日本带来无限生机的是活跃在滔滔大海上的日本“民间商船队”,日本的 “自然之力” (物力论)决定日本文化不是“大陆文化”,而是“海洋文化”,这是历史的总结,也是“未来日本的期待”。 14

  

  川胜平太写《海洋连邦论》(2001年)力证日本“理所当然”属于“岛国文明”,将此思想向右倾斜。他说,日本民族源流出自太平洋诸岛屿,原是海洋民族,“此后与异质的中国、朝鲜长期交流”,但又从它们的影响中走出,形成自立的文化,自具“海洋”的特色。 15川胜平太主张“海洋国家”的联合,组成麦金德说的“新月形包围圈”,以“包围”与限制“价值观不同”的中国。今年来这样的思潮从学界满溢到政坛,认为日本应该联合印度、美国、澳大利亚等“拥有共同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都尊重人权和实行法治”的“志同道合的国家”,组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大亚洲”。日本前首相安倍2007年7月22日在印度国会演讲,说出这样的意思,无疑是川胜平太思想谬种流传。他的话只在印度国会获得稀稀拉拉的掌声,即便是在执政党内部也没有得到多少支持的声音。

  

  四、“大陆心脏”——俄国欧亚主义的文化认同

  

  俄国的欧亚主义有古典欧亚主义与新欧亚主义的区别。“古典”欧亚主义并不“古”,20世纪初盛行于俄罗斯移民知识分子群体,萨维茨基、特鲁别茨科伊、卡尔萨文和维尔纳茨基等是这个“主义”的代表。其中,萨维茨基的思想很具有典型性,他沿用麦金德的理论,强调俄国是处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中央国家”,可以说全部理论都建筑在这个思想基础之上。1933年,他发表名为《欧亚主义地理和地缘政治基础》的文章,将俄国与中国作比较:“俄罗斯被称为中央国家,比中国拥有更多的理由”。杜金是俄罗斯“新欧亚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地缘政治学基础》。2008 年,彼得罗夫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一书的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介绍欧亚主义来龙去脉,陈述新欧亚主义观点。

  

  彼得罗夫认为,地理环境在形成俄罗斯精神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由于无法受到南太平洋季风的影响,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成为森林、草原地区,属于欧亚大陆干燥的“陆心”。这就与“欧洲”在地缘上区别开来。

  

  蒙古人的十三世纪后的入侵与统治,为俄罗斯注入充分的“草原帝国”的政治血液。诚如麦金德所是说:“新的游牧民族从 蒙古来到了,北部森林带的俄国作为蒙古钦察汗国或‘草原汗国’(the steppe)的属国达两个世纪之久。在欧洲的其余部分迅速前进的时候,俄罗斯的发展却因此而耽搁和延误。” 16萨维茨基不讳言这段历史,提出独到的史观:“没有鞑靼统治时期,就没有俄罗斯”,俄罗斯不应该将蒙古对俄罗斯的统治看作是“鞑靼的桎梏”,相反这是一个大熔炉,这个大熔炉锻造了俄罗斯的精神。萨维茨基在《草原与定居生活方式》一文中提出了这个关键的命题。他指出,古代蒙古精神的特点是其疆土开拓精神,这在“俄罗斯占领和开发的土地面积中也是同样的精神,同样的大陆感受”。 17

  

  欧亚主义理论建立在“俄罗斯—东方,欧洲-西方”这个思想规则之上。没有这个规则,他们的理论就失去鲜活的价值。西方与东方,一个是“法制”的,一个是“道德”的,一个是“个人”的,一个是“社会”(农民社会主义)的,一切都处在两元对立的状态之中,秉持这种“对立”,不得丝毫松懈,是斯拉夫主义与欧亚主义的共同原则。即使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物,也强烈地体现出这样的精神。他一面反对前苏联的模式,一面竭力否定容其避世的那个地方。他走的是第三条思想道路。他抱着强烈的俄罗斯民族意识,以坚定的否定态度抵制单纯的模仿与崇拜。不管是在他的祖国,还是流亡异乡,他都一身而兼三职:民粹主义者、斯拉夫主义者、欧亚主义者。他心中洋溢着浓郁的平民崇拜主义、村社复归主义与帝国复兴主义的浪漫情怀,而这一切正与“大西洋主义”相悖。 18

  

  中国学者董君甫撰文指出,欧亚主义确有强烈的“帝国”情节。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不是普通的国家,而是一个“帝国”。历史上有罗马帝国,俄罗斯就是这样的帝国。广袤的疆域、跌宕的历史、闪光的文化、骄人的成就,都在不断地阐说这个国家的强大与尊荣。在欧亚主义者看来不是帝国的俄罗斯是不可思议的,俄罗斯的世界心脏的地理位置已经决定了这一点,如果俄罗斯不是帝国,俄罗斯将一文不值。 19

  

  欧亚主义主张维护俄国历史上的三大支柱——“东正教、集权、村社”。欧亚主义的宗教基础是东正教。公元988年俄罗斯人接受了拜占庭东正教形式的基督教,这是一个崇尚集权模式,政教合一的宗教。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俄罗斯则以成为东正教直系继承者而自傲。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不仅是东正教的主体,还是基督教的支柱,其使命伟大而超级,旨在以神的名义把世界统合在大俄罗斯的周围,以臻“四海皆兄弟”的圣域。彼得罗夫强调,切须恢复俄国的宗教机制,以“保障俄国道德价值国家建设、对内对外政策等等的优先方向”。 20

  

  欧亚主义强调国家的作用,只有强大的权威才能使俄罗斯摆脱危机,热切期望把一切历史常量动员和恢复起来,实现欧亚主义的宏大目标。彼得罗夫强调:必须建立强大的“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而且“它的领导者是独裁者”。 21

  

  俄国农村历来盛行村社的形式,土地平分、分配平均、集体生产是村社的基本原则,村社生产的极端低效性换得社会的高度稳定性,村社政治的高度组织化,让其成为俄国统治的社会基盘。也就是这样的原因,如此原始公社制度在沙皇的保护下,奇迹般地保留到20世纪,凝固成俄罗斯精神的重要思想元素——村社主义,成为民粹主义的精神支柱,也成为欧亚主义确定进路方针的国情依据。

  

  “私有化是对国有财产野蛮的分割,满足了一小撮人的胃口和需要”, 22彼得罗夫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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