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近代中国第一场东西文化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6 次 更新时间:2013-07-26 19: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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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邦和 (进入专栏)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一批与洋务运动伴行的思想家活跃于言论界,他们被称为中国早期改良派。 1他们大都亲历洋务,将实践所知,形成论著。 2其中的一些人以官派、留学及私人旅行等形式渡洋考察,将一路见闻,形成日志笔记。 3

  

  他们留下的种种言说,超越一般洋务官僚所能达到的思想水准,体现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追求。他们发起近代中国第一场东西比较运动 4,实地考察,识其泾渭,探知中国所异于西方,其要者为以下数端:是男耕女织,而非经商求富,贸易立国;是君临天下,而非举“贤”为“公”,宪政治国:是拘泥虚文,而非经世匡时,讲求实学;是“遗体求用”,而非“体用兼备”、“本末具有”。由此,立工商、开市场、倡宪政、讲实学、立本体,成为他们的吁求要素。

  

  一、“农国” 与“商国”

  

  “泰西风俗,工商立国”,而中国“重农抑商”;西方扶掖商人、“保护商会”,而中国“目商务中人,必曰奸商”。中国早期改良派对比中西,要求走出传统,“大兴商务”、“富国强兵”。 黄仁宇说:有两种系统可以增进国民的财富,一是农业的系统,再有“商业的系统”,“商业的系统乃是现代的系统”。 5洋务运动堪为中国“现代”运动的波澜初兴,早期改良派从促进工商起步,要让中国步入“现代的系统”。

  

  何启、胡礼垣在《新政真诠·新政论议》中说:“中国之目商务中人,必曰奸商,不知求利乃人之本心。中国物殷民富,最宜于商。”由此建议,“新政立,宜令民间纠合公司,大兴商务。” 6马建忠1876年被李鸿章派往法国留学,1880年回国。他上李鸿章书云“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专在机器之创兴,而其要领专在保护商会。” 7陈炽则提出,国家一旦推行商政,当在组织上作具体的落实,转农国为商国。他说:“宜仿泰西各国,增设商部,管以大臣,并立商律、商情、商平、商稅四司,各任其事。” 8郑观应强调,倡导洋务,目的为了“攘外”,而攘外,必先“自强”;自强,必先“致富”;致富,必“先振工商”。说到底,中国的经济事务,“首在振工商”。 9

  

  早期改良派主张“振工商”,很大意义说的是振兴“民间”工商。洋务运动中,中国商业既有民间经商,又有“官督商办”。 10前者“民间”为主,权利比较充分。后者官衙为主,处处受制被动。现代资本市场的形成取决于以下的诸元素:一是产权的民有,法律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二是企业的民营,社会鼓励人民从事工商活动;三是市场的自由,政府非在必要时不对市场作随意的干涉:四是国门的开放,打通世界商业渠道,进入国际贸易市场。五是市民的壮大,人民因从农民转为市民而成长。以上诸点,企业的民营与国民主动参与商业活动,成为促进市场成熟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如果一个国家只注重“官办”、“官督”商业,而忽视民间商业,如果一个国家虽有民间商业,却在“官办”、“官督”商业的垄断挤压下曲折磨难,犹如“病梅”,那么这个国家的市场,虽生犹衰,名存实亡。

  

  郑观应是中国早期改良派中较有眼光的一个,他概括“商贾之道”、“万国市场”、“商战”等一系列理论,体现早期改良派窥视资本内蕴,探索市场法则,介入全球经济,为维护民族利益,决战求胜的希望。他把促进民间企业,作为振兴工商的重要条件,为此提出三点方案:第一、鼓励民间企业生长发展,允其自筹财款,集资自办,“无所禁止”、“悉听其便”;第二、扩大民间企业经营范围,凡“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等各行各业,皆向民间开放,少设和不设禁区;第三、遵守市场规律,“全以商贾之道行之”,而不“拘以官场体统”,以国家统制阻挠市场运作。 11如此方案堪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要点难点,矢矢击中,且被洋务派部分采纳。洋务运动中民间工商有所发展,与郑观应等人的大声疾呼息息相关。

  

  郑观应还建议开辟“万国商场”,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国内,开店设厂,经营工商。这样做的好处,其一可“吸引外人财力,振兴我国农工”。其二“我收其捐税”,以利我国。其三“贫民亦可得其工资”,增加国人就业机会,减轻中国人口压力。他据理力争:“商战重于兵战”,“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理出一条“商战”思路。 12郑观应的商战论,今天看来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与国的战争,表面看是军事力的争斗,其背后却是经济力的博弈。经济力强则军事力强,经济力弱则军事力弱。其外观是“兵战”,其实质是“商战”。“商战论”的创新点在于超越传统“国防论”,提出一条新的“国防论”,即商业“国防论”与经济“国防论”。

  

  王韬的想法与郑观应相同,指出“商战“的目的就是为了护”华商”之权益,分“西商”之专利。近十年的洋务实践已经说明,“华商之利日赢,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为此他提出具体的商战战略:一切日用所需,不必件件取之于外。外国呢布为大宗,取我大利。我可全力仿效,设丝茶为巨项,捆载输出而前往,“日新月异而岁不同,有非西人之所能制者矣?” 13 薛福成也说:“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 14他鼓励民族商业的兴起,建议在税收制度方面给予优待与保护。 15 “能招商股自成公司者”,当减税三年。如此则“商民知有利可获,则相率而竞趋之。” 16

  

  显然,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早期改良派已通过中西比较,学习世界长处,克服传统弱点,将中国从土地社会走向市场社会的路线基本勾勒出来。这是中国资本市场路线初现的时代。

  

  二、“私”政与“公”政

  

  中国早期改良派观察中西政治制度,将前者说成“私”的政治,将后者说成是“公”的政治。而此思想,可上溯到魏源、粱廷枏等近代早期思想家。魏源在《海国图志·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中论美国制度,赞其“议事诉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又介绍总统选举云:“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多处使用“公”这样的褒义词,给予肯定。 17他在《海国图志》百卷本中的《后叙》中,则直称上述“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 18

  

  梁廷枏则说美国人行事依“民议”,而非君意,遵法治而非人治,事无巨细,乃“一公之民”。粱廷枏对美国总统的选举方法、程序及其社会功能作过一番深入考察。总统四年一期,“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他的上台与下野,都取决于国人的选举,选胜则上,选败则下,而无法由自己决定。就是这样的原因,总统能做到“视听自民”,兼听而明,“实事求是而证之”,其执政也能“彰明较著而行”,“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小心谨慎,不出差错,就怕“贻其民以口实者”。

  

  总统之选举既“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法制之制定也同样 “一公之民”。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总统产生之前,法制已在。总统只是由民选择出来的“守”法之人,“终未尝以人变法”,无法以个人私见擅改定法。因为“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对于这样的制度,粱廷枏所给予的评价很高:“是以创一开辟未有之局,而俨然无恙以迄于今也”。这与魏源“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的说法,同声呼应。粱廷枏未将西方总统制与中国皇权制做直接比较,但观者自明:总统制度,“一公于民”,皇权制度,一任于君。 19

  

  魏源与粱廷枏都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人。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人又对魏源、粱廷枏的思想作了继承与发展。洪仁玕介绍美国议会说:“取士、立官、补缺及议大事”,皆“置一大柜在中庭”,议员“写票公举,置于柜内,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以多议是者为公也。” 20认为西方政治制度的特点是“举贤能”,而贤者“为公”。 21

  

  中国古代经典《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大道”即“为公”。一个“公”字成为中国人的道德基础。“为公”的社会——大同社会,成为中国人的理想社会追求。“为公”的政治——选贤与能,成为中国人崇高的政治要求。魏源、粱廷枏、洪仁玕等人将西方议会“举贤能”与中国“选贤与能”理想并提,称其是“为公”的政治,乃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作了近代意义的新演绎。\r

  

  在郑观应、冯桂芬、王韬、何启、胡礼垣等人看来,所谓“为公”的政治就是“公议政事”、“集众”投票、决议“从众”、“君民不隔”。郑观应认为在西方由于用了议会制度,“公议政事”,“用人行政一秉至公”。他比较有无议会的利弊,明确表示“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 22

  

  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全书涉及 政治 、 军事 、 文化 、 生产 、 经济 各领域,主张向学习 西方 ,开放国门。冯桂芬论中西差异为“四不如”:“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他对“君民不隔不如夷”这一点尤其在意,认为西方行政,民意畅达,感叹堂堂大清,竟不如“夷”。 23

  

  王韬论天下国家,大体为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 24君主之国,“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民主国家,“国家有事,下至众院”,“可行则可行,不可则止”,总统“总其大成”。君民共主国家,“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王韬长期生活在香港,曾前往英国作过两年多的实地考察,又撰《普法战纪》、《法国志略》等行世,在当时来说,是了解“泰西”国体形势甚深的中国人。他不满君主制,又觉民主制“多纷更,难专一”,不适于中国,而对君主立宪情有独钟。他到英国议会旁听,所得印象:“国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君民齐心,“众志成城”。 25

  

  何启、胡礼垣认为:英国兴邦,“首在通商”,而旧时政令,“不便于商务”,遂设“议政局”(议会)。议员入选条件,“曾以迁贸之事”,即有从事商业的经历,以保证商人于议会中的意见权重。议会实行“公举法”。“公举之议员,以几年为期,随时酌定,遇有缺出,则以公举法择人补之”。有事官民合议。官有所欲为之事,谋之于议员;议员有所欲为之事,谋之以官,“皆以叙议之法为之”,官与议员意合,“定其从违”。“事有不能衷于一是者,则视议员中可之者、否之者之人数多寡,而以人多者为是,所谓从众也”。官民合议有所结果,上报国君,推行全国。以此方法议决国事,“权虽出于君上”,然“其议先询诸庶民”,固不失为“真为政者矣” 26

  

  中国早期改良派游历欧美,不仅关注其主流社会,也时时留意这个陌生世界的别样思想与叛逆风潮。如黎庶昌记录德国社会革命党人和俄国民意党人行刺皇帝的事件,提到“索昔阿利司脱”(socialist )即“社会主义”这个词,并以“平会”指称之。他1878年记德国“平会”主张:“天之生人,初无歧视,而贫贱者,乃胼手胝足,以供富贵人驱使,此极不平之事。而其故,实由于国之有君,能富贵人,能贫贱人”,因而“冀尽除各国之君,使国无主宰”。 27

  

  中国访西客记德、俄早期社会主义思潮,一味描述,如述惊险故事,沒有将其与中国实际作结合的思考。俄国社会主义思潮兴起较早。1861年亚历山大废农奴制,俄国踏上资本主义征途,即有民粹主义与之相抵。如果将俄国民粹主义算作“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有所不同。一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之前,民粹主义已经产生。再则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也大相径庭。俄国民粹将矛头指向沙皇政府,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然而其发动之时,俄国资本主义才刚刚起步,由此民粹派意欲建立的社会乃为缺乏现实基础的乌托邦空想。设将洋务运动视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步,那么沒有出现如同俄国那样的民粹思潮,至少没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潮,显现走向“现代”历程中的中国情况。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正式流传进来,并逐渐播扬成潮,要等到20世纪初。 28

  

  三、“虚”学与“实学”

  

  早期改良派将中国之学与西方之学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之学为古学、虚学,西方之学为今学、实学。所谓实学,即今天所谓自然科学。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学界之“虚实”之辨,于打开国人眼界,启发思路,推动文化建设,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英国学问之士,俱有实际;其所习武备、文艺,均可实见诸措施;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也。”王韬访问牛津、爱丁堡等地,考察英国教育中的“实学”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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