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民本论”的现代诠释——试论徐复观的文化反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5 次 更新时间:2013-07-26 19: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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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复观一生个性鲜明,介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游走。他曾投身于政治,目睹权力争斗的真实,产生厌倦的心情,转上“文化”的道路。他用做政治人所得的经验去观察文化,用做文化人所积的学养去咀嚼政治。

  

  他认为民主是“人生之门”,要建立真正的人文世界,首先必须建立起民主政治,否则,中国文化难显价值与魅力;他又对中国百年文化变迁作深刻的反省,确认传统万不可舍弃,儒家思想乃中国人魂魄所寄。一般说来,一个自由论者常是反传统论者,而一个传统论者,则常对“民主”取淡然以至拒斥的态度。徐复观既是一个诚切的传统论者,又是一个热烈的自由论者,这是现代学人中仅见的个案。将“儒家民本论”,诠释为与现代民主论一致的“儒家民主论”,是徐复观调和“传统”和“现代”的重要契机。

  

  一、“高次元传统”的代表及其文化反省

  

  研究徐复观的思想,人们注意到他是一个具有反省态度的人。徐复观认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地步,就应该有人出来对“已经做过的,已经发生过的”,做深刻的反省。“在反省中,恢复人类理性的尊严,恢复人类理智的作用,以衡断当前复杂的情形。”他发觉,历史上发生过许多的危机,而人类还是进步着,乃得益于“思想的反省”。反省,“产生各种各样伟大的思想家,发生各种各样伟大的思想运动,终于使人类从自己所掘的陷阱中得救。” 1

  

  徐复观强调知识人在反省中的作用。他指出,中国有两个不同的传统。一是高次元的传统,一是低次元的传统。知识人代表的是“高次元”的传统,底层民众代表的则是“低次元”的传统。

  

  低次元传统有两个特性:第一、精神意味比较少,多半表现在具体事象之中,即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第二、有“具体”而无“自觉”。它是静态的存在,被动而富于保守性,犹“黄河之水,挟泥沙而俱下”,有许多是合理的,也有许多是不合理的,有许多是可以适应时代的,有许多在时代上是落后的。“它没有自己批判自己的能力”,对自己包含的不合理与落后的成分浑然不知,缺乏理性反省的能力与自觉。

  

  与低次元的传统对应的是高次元的传统。高次元传统折射了“低次元中的具体的事象”,最后“发现隐藏在它们后面的原始精神和原始目的”;这样的传统“常是由某一民族的宗教创教者、圣人、大艺术家、大思想家等所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传统是精神的存在,非能目见耳闻,“而须要通过反省、自觉,始能再发现”,“并且由这种再发现,而会给与低次元的传统以批判”。

  

  在徐复观看来,高次元传统的代表们,推卸不了的工作是“反省”。反省是一项批判性的工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一切的批判,一定会以时代为对象,以时代为基盘;断乎没有离开时代性的批判。批判力小的,常局限于当下的时代。批判力大的,便会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连结在一起,找出一种更为广大的批判尺度。

  

  正因为高次元传统具有反省的能力,因此就“含有超传统性的意义”。他说:它含有下面几个特征:第一、它是理想性的。这正如基督教的仪式是低次元的,但它的博爱却是高次元的,是理想性的。第二、因为它必须经过人的自省自觉而始能发现,所以一经发现,它对低次元的传统,也一定是批判的。第三、它是动态的。第四、它是在不断形成之中,是继承过去而又同时超越过去的。 2

  

  他接着说,因为有了高次元传统与低次元传统,于是就有了“高层文化”与“基层文化”。两者之间,一为前进,一为保守,一为重自由,一为重规律,充满着矛盾与冲突。然而,“没有基层文化的民族,也便是没有高层文化的民族”。人类的生活,常常表现为两种互相矛盾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前进,—方面又要求安定。一方面要求新鲜,一方面又眷念故旧。一方面要求自由,一方面又要求规律。一方面要求个性解放,一方面又要求社会谐和”,所以“一个安定而进步”的民族,必定要使两个层次的“传统”与“文化”,并进不悖。 3

  

  可以把徐复观的反思视为文化的反省。具体说就是值时代变化之际,反省对待传统的态度,对待儒家思想的态度。在他看来,当代中国出现与传统“一刀两断”的危机,传统的回归与阐扬与现代化运动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他指出,古代世界形成“伟大的宗教”与“价值的世界”,给予“精神生活以深远影响”,人类因此获得“生活上的主宰性、独立性、尊严性”。“产业革命”将可贵的传统精神与价值世界一概否定,结果“人世的一切光荣,权力,都集中在财富之上”,原本尊贵的“人”,变成“财富的附庸”与“财富的奴隶。” 4这一情势之下,所有历史文化的价值,都发生动摇。人类再也不能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生命,安顿在传统的价值中,焦躁不安,有恃无恐。 5他担忧“历有的传统文化的价值,都成了废物,都应归于灭亡”,他强调:这种与传统“一刀两断的情形,不是人类生活历史的事实和本质。” 6

  

  为此,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有了微词,将其定为反思的目标。在《论政治的主流》一文中,他明确说:“五四运动之基调,还是承考据之余波,再附上科学民主的幌子。在精神上,下焉者为一无所有之游魂。”。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的缺陷在于“反历史文化”。他说:“文化上反历史文化者,说不打倒历史文化,西方的文化便走不进来。其实人类文化都是由堂堂正正的人所创造出来,都要由堂堂正正的人所传承下去。只有由平实正常的心理所形成的堂堂正正的态度,才能把古今中外的文化,平铺在自己面前。” 7

  

  徐复观既有传统回归思想,也有传统更新思想,二者合一使他的文化论形为整体。他说:“人类现在所有的一切,必须经过新的评判,来重新确定它的地位”。目前这样的工作做得太少,于是意识追不上事实,“传统接不上现代”,人类只好生活在支离破碎的精神状态中,造成今日的大混乱。 8他接着说:

  

  传统思想能否接上现代从两方面来看,其一是要以能面对自然界的问题,追求自然界问题的解释;其二是要能面对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解决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不只是要解决书本上的问题而已。 9

  

  徐复观上面所说,实际上是现代文化的功用问题。有了这样的功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才可以说完成了它的现代性更新,才可以说已经从前现代的旧文化演化为现代性的新文化。徐复观说的两个功用,实际上是三个功用。一是自然功用;二是社会功用;三是人生功用。现代性文化的自然功用明示科学的精神;现代性文化的社会功用见证民主的精神;现代性文化的人生功用,确立以诚信明理、节俭勤劳、敬奉“天职”、竞争高效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

  

  其实,三个功用对儒家思想来说,都成问题。既然中国传统中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还十分匮乏,既然支持现代化的现代性人生精神尤其缺少,这就决定中国文化更新的任务还很艰巨。中国的文化其本质与基督教旧教相同,依然属于未曾更新的旧文化,中国这块土地依然属于失却现代性的旧文化区域。也就是这样,中国的现代性进步不仅因“现代”制度(主要指“市场经济制度”)的在建未成而停滞,也因旧文化的拖累而迟缓。也因为此,“对中国文化作现代疏释”就显得特别重要。也因为此,徐复观的 “文化救国”思想,不再是“纯粹”的卫道精神。他主张对旧文化作现代性诠释,使其因淘洗而生辉,因浴火而再生。

  

  儒家文化本有其三圈层构造的特点。其外层是经济论,其中间是政治论,其最内层是精神论。儒家以平均论定其经济论,以专制论定其政治论,以天命论定其精神论。“儒家三论”无一不与中国前资本主义生存状态相适配。当中国由土地社会进步到市场社会,这样的旧意识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现代性文化也有其三圈层的构造,以效率论及市场论定其经济论,以民主论定其政治论,以入世论定其精神论

  

  徐复观觉得,要更新中国文化就当发觉中国文化的本质本色,此即为“天道”、“人生”。“一切民族的文化,都从天道天命开始;但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从天道天命一步一步的向下落,落在具体的人的生命、行为之上。” 10他这是将中国本有的入世论作进一步的升华,将其发展为适合当代的新入世论。他说,要有一个新文化创造出来,这样的文化“使任何专制之主,也知道除了自己的现实权力以外,还有一个在教化上,在道理上,另有一种至高无上,而使自己也不能不向之低头下拜的人物的存在”,又说:“中国人每一个人的真实价值,也不是由皇帝所决定,而是由圣人所决定,连皇帝自己的本身也是如此”。 11这说明徐复观文化更新论的最大特点,是“政治更新论”。他试将儒家文化中原本的以君臣专制论为特色的政治论,通过特定的现代性诠释,改造为新型的现代民主论。

  

  二、对“民本论”的现代诠释

  

  徐复观之所以将自由与传统结合起来,是因为他认定中国传统中本有自由民主的遗产。他赞扬中国古代文化中“民为邦本”的观念。

  

  《尚书·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宋司马子鱼和随季梁皆说:“民,神之主也。”《国语·周语》说:“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又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徐复观据此议论:“民为贵”,本是中国儒家一贯的观点。中国传统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观念,具体落实于“民”的身上,因而把民上升到神的地位。“民”以天与神代表的资格,站在统治者之上。人君上面的神,人君凭藉的国,以及人君的本身,在儒家看来,都是为民而存在,都是以对于民的价值的表现,为各自价值的表现。“因此神、国、君、都是政治中的虚位,而民才是实体”。 12所以,“中国的政治思想,总是想消解人君在政治中的主体性,以凸显出天下的主体性” 13

  

  徐复观说:“民才是实体”。其实,民是实体,却不是“主体”,不具有“天下的主体性”。讨论这个问题,最大的意义不在于谁是“实体”,谁是“虚位”(虚体),而是确认谁是“主体”?。实体不一定是主体,其间不存在等同关系。

  

  徐复观说“神、国、君、都是政治中的虚位”,这也值得商榷。“神”属虚位可以说,但中国政治中的“国”与“君”则是“实在的存在”。因其实在所以强大,因其实在所以可怖,因其实在所以感觉压力的存在。

  

  中国的“君”从未把“天”与“神”当回事,只是借“天”与“神”的名义,证明其权力的合法,张扬其世俗的权威。中国意识中,“天”与“神”,没有获得过独立存在的价值,国君“贵为天子”,“奉天承运”,是“天”与“神”的代表,是“天”与“神”的意志的传达者与执行者。徐复观论儒家制造“天”的概念,以限制“君”的行为,而事实上这在中国历史上出来也没有做到过。相对于“神”与“天”,“君”是“实体”,而非“虚体”。

  

  这样,中国历来就存在着两个实体。一个是“君”与“国家”的实体(君就是国家,此二可合而为一),一个是“民”的实体。两个实体中要判断出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确实是十分重要的课题。之所以说君为主体,是基于以下的理由:其一,就经济而言,国君“富有天下”,是国家土地及所有资源的所有者。而农民不是,只是土地的使用者与占有者。中国自古存在“授田”制度,国君与农民在土地的问题上表现着“授受”关系。国君将土地“授予”农民,农民从国君那里“领受”土地。一为授者,一为受者,这样的授受关系,其实就是主从关系,是主客关系。国君的主体地位源出于此,农民的客体及从者关系也源出于此。其二,从政治上说,国君执权,农民无权。国君的强势地位与农民的弱势地位,决定国君的主体地位。

  

  在徐复观看来,儒家理想是想让民成为主体,君成为客体;民为“主者”,君是“从者”。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其特点是民从客体的地位转化为主体,由从者的地位转化为主者的地位。假如说古代儒家已经发出“民为主体”的呼声,那么儒家无疑成为古代中国的民主论者,成为现代民主思想的精神先驱。

  

  然而当我们查究儒家思想的本旨,怎么也看不出“民为主体”的意思。孔子政治思想的主旨为“君臣父子”,这实在是明确不过的权力等差理念。君居于这个等差阶梯的最上层级,君为主体的意思不言而喻。

  

  徐复观说:“人君的本身,在中国思想正统的儒家看来,都是为民而存在,都是以对于民的价值的表现,为各自价值的表现”。这自然说得不错。然而,民本思想(“民为邦本”)、爱民思想(“仁者爱人”)、畏民思想(“水可载舟也可覆舟”),无法与现代民主思想直接“接轨”。民本思想本是君主思想的题中之义,是“君主”专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为君主思想服务的,其目的乃由对“民本”意义的洞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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