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民本论”的现代诠释——试论徐复观的文化反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7 次 更新时间:2013-07-26 19: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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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至君权的久盛不衰。这样的思想,恰好与现代性的民权思想、民主思想发生南辕北辙的路向差别。

  

  中国古代政治的症结所在是君为主体,民为客体;君为“有”者,民为“无”者;君为强者,民为弱者;君为执权之治者,民为无权之被治者。这种君与民的主客顺序,孔子也无不赞同之,无不谋划之,无不维护之。孔子当不上古代中国的民主论者。

  

  洛克(J.Locke,1632-1704)的《市民政府论两篇》(中文译为《政府论》)于1689至1690年发表。在这部著作中,洛克论说民主乃为市场经济和市民阶级充分发育成长后的社会政治要求;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及市民获得社会经济权与政治权是现代性民主的基本特征。当孔子之时,既没有发育成熟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发育成熟的市民社会,何来现代性的民主要求?

  

  “儒家的千言万语,终因缺少人民如何去运用政权的间架,乃至缺乏人民与政府关系的明确规定,而依然跳不出主观愿望的范畴。这是儒家有了民主的精神和愿望而中国不曾出现民主的最大的关键所在”。 14这里,徐复观已经承认儒家思想缺少两个关键的理念,即“政权的间架”思想与“民与政府关系的明确规定”。所谓“政权的间架”思想即是现代民主论的“三权分立”说,所谓“民与政府关系的明确规定”即是现代民主论的“契约论”。既然儒家思想本来就缺少现代民主论的基本元素,又如何称得上是古代中国的“民主精神和愿望”?

  

  梁启超在《君政民政相擅之理》等文中提出民权代替君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说:“民权不必待数千年之起明矣。盖地球之运,将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专,亦非震旦之所得避。” 15西方“民主”的概念,在梁启超这里转译为“民权”。梁启超的“民权论”与现代意义的民主论不同,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也不同,其本质是在保留“君权”的前提下,授权予民,走向“君民共权”的境界,此为中国资产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不彻底的民主论,但它毕竟有了授权予民的呼吁,因而踏入现代民主论的思想境域,当为中国现代民主论的早期表述。如已所叙,中国民本论虽然重视民的作用,但并不打算授权予民。这样,尽管徐复观政治实践上超越了梁启超,然而就理论思想而言,因主张“民主”与“民本”等同论,竟与梁启超在认知水平上形成等差。

  

  三、“理”与“势”

  

  徐复观认为中国汉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景象,然而也是这时候,西汉知识分子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思想压力。文化专制主义以其更精致与组织化的形式笼罩社会。他引文帝时贾山《至言》云:“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这样的压力因其特别强烈,难以抗拒,徐复观指其为“势”。徐复观所说的“势”实指古代中国的专制势力。

  

  他将专制与“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结合起来思考,揭示个中因果关系。战国时代没有实现大一统,因此专制也是薄弱的,而当秦汉时代,大一统变为事实,专制力量随之胜过前朝。所以他说:“西汉知识分子对由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而来的压力感特别强烈”,“这与战国时士人对人君的觉感,可以说是天壤悬隔”。徐复观又认为:“西汉知识分子的压力感,多来自专制政治的自身,是全面性的感受。而东汉知识分子的压力感,则多来自专制政治中最黑暗的某些现象,如外戚、宦官之类,是对专制政治自身已经让步以后的压力感,是局部性的压力感。”这里的分析极为细腻:一个特定的朝代,专制力量的源头时常转移。西汉初始,专制的压力源于皇帝,随着时代的变迁,“压力源”则从皇帝转向“外戚、宦官之类”。这样,前期感受到的是“整体”的压力,后期则化为“局部性的压力”。

  

  徐复观继而分析中国专制主义成因在于中国属典型农业国家,“散漫的农业生产”需要国家的威权力量给予集中的管理。他说:黄河流域的广大平原的实力,使它可以向四周辐射,以建构一个庞大的农业帝国,这便促使封建政治向大一统的专制方向发展。其结果古代中国的主流境域听不到自由的声息,“处于此种历史条件之下,一切学木,不作某程度的适应,即将归于消灭”,又使专制文化长久不衰。 16

  

  身处古代的中国,社会是农业的社会,而缺少市场元素的介入;人民全然为农民,而缺少市民的加入;国家是强大的国家,而抑制民主的成长。由此,中国确实形成不可抗拒的被称为“势”的力量,这个“势”的源头当从中国的“原生”社会结构中去寻找。

  

  马克思说:古代东方的国家,“是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国王是“共同体之父”。 17恩格斯在《法兰克时代》一文中说:“这种国家政权的形式,也是由公社当时所采取的形式决定的。在有的地方,如在亚洲雅利安民族和俄罗斯人那里,当国家政权出现的时候,公社的耕地还是共同耕种的,或者只是在一定时间交给各个家庭使用,因而还没有产生土地所有制。在这样的地方,国家政体就以专制政体而出现。” 18马克思与恩格斯强调,印度与俄罗斯曾经是世界上典型的专制主义国家,其原因在于在这些国家存在着典型的“公社”制度。

  

  古代中国似乎没有“公社”这个名称,然而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宗法社会”,恰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的基本单位——“公社”相同。每个中国式“公社”——宗法社会,都存在着严厉的“父家长制度”。此为中国专制社会的基层结构,而皇帝与国家专制恰是基层“父家长”制度在国家层面的投影和放大。

  

  马克思又指出旧社会经济形态的消除有待于新阶级的出现。资本主义有其形成、发展与消亡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无产阶级是天然的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同理,封建专制主义也不会自然消亡,也得等待“掘墓人”的诞生与壮大,这个掘墓人就是市民阶级,也称中等阶级。亚里士多德说:中等阶级是平和,审慎和稳定的,超越专制政权的政体是他们组成的。市民拥有中等的财产会使政府变得更好,数目庞大的中等阶级就像压舱石那样使社会稳定。 19然而在古代中国,小农经济具有最顽强的生命力,市场经济在古代中国终难发生发育,遂使可以“使政府变得更好”的中等阶级,始终难发展与壮大。其结果,古代中国从根本上缺失民主进步的社会基础,专制主义的长期延续成为历史的必然。

  

  孔子主张“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孟子说“道尊于势”(《孟子·尽心上》),徐复观则说:“中华民族的信念,是理而不是势”。可见徐复观提出三个基本的概念:“势”、“道”、“理”。中国专制制度与产生这个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势”。孔子的思想是“道”。“道”是“势”的形而上的反映。“势”是“道”的形而下的基础。孔子的道与中国社会的势不可能相悖不融。相反,“道尊于势”,思想的“道”尊崇从事实的“势”。“道”与“势”成为一个银币的双面,相辅相成。既然古代中国的势是专制的势,作为古代中国主体思想的旧儒学自是专制理念的集成。

  

  徐复观说的“理”是“中华民族的信念”,也是他自己的信念。这个信念是民主与自由,然而他的“理”与“势”及“道”,终究发生不可免的紧张与冲突,这就造成他无限的孤独与“忧患”。为此他主张以自由民主之“理”与现实存在之“势”作抗争。此即他所说的“以理抗势”。

  

  然而,做出抗击的态势,必须先寻到足以支撑抗击的可靠立脚点。这样的立脚点一个市场,一个是市民。它们是民主政治的两大基础,当市场与市民在中国尚为稀缺资源,徐复观心想的民主就无法“立脚”。即使部分知识分子“以理抗势”,只要他们所处的社会还是“土地”社会而不是“市场”社会,只要他们还淹没在农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的“理”只可解读为“理想”。他们的愿望只是孤掌难鸣的一厢情愿。某种“底板”只可能支持某种“镜象”,某种社会“底板”只可能支持某种思想“镜象”。当新社会的“底板”还没有出现,新社会的“镜象”就无法产生,这也是“势”。“势”,乃“力”字从“执”,执其力为“势”。古代中国小农经济是一个力,农民是一个力,最终合为专制之力。市场是一个力,市民是一个力,最终合为民主之力。如果中国古代真有所谓民主知识分子,那么古代中国因稀缺“市场”与“市民”,因此无“力”可“执”,他们始终处于“失势”的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他们只有“理”,而没有“力”,成为“一无所有之游魂”,终难获得“抗势”的胜利。这才是对历史的真实解读。

  

  余论

  

  由上可知,徐复观提出文化反省的思想。他的反省结论在于,现代产业革命导致传统的失落与文化的冷落。他自设的责任就是要挽回传统文化即儒家文化于当代的颓势,使其回归、更新与发展。惟此,才能达到文化的复兴,民族的振兴。我们注意到他的文化反省论中包含着值得推敲的思想,这就是“两个传统”——高次元传统与低次元传统的思想,由此又提出“两个文化”——高层文化与基层文化的思想。他认为知识分子是高次元的传统与高层文化的代表,只有他们才具有文化反省的自觉与能力,由此显示他的反省论的精英论特色。

  

  1 徐复观:《现在应该是人类大反省的时代》,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民主评论》一卷一期。

  

  2 徐复观:《论传统》,《东风》一九六二年五月。

  

  3 徐复观:《传统与文化》,《华侨日报》一九六二年四月八日。

  

  4 徐复观:《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徐复观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592页。

  

  5 徐复观: 《现在应该是人类大反省的时代》,引黄克剑、林少敏编:《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徐复观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613页。

  

  6 徐复观:《现在应该是人类大反省的时代》,引黄克剑、林少敏编:《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徐复观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613页。

  

  7 《徐复观集》第67页。

  

  8 徐复观:《现在应该是人类大反省的时代》,引黄克剑、林少敏编:《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徐复观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613页。

  

  9 徐复观:《徐复观杂文续集》,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411页。

  

  10 徐复观:《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归》,载《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2年出版。

  

  11 徐复观:《儒家对中国历史运命挣扎之一例》,《民主评论》6卷20-22期,1955年10、11月。

  

  12 《徐复观集》第115页。

  

  13 徐复观:《中国的治道》,《民众评论》4卷9期(1953年5月)。

  

  14 徐复观:《儒家对中国历史运命挣扎之一例》,《民主评论》6卷20-22期,1955年10、11月。

  

  15 《饮冰室文集》之二《论君权民权相擅之理》,《饮冰室合集》本,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版。

  

  16 《徐复观集》第10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41页。

  

  19 引张春明:《印度中产阶级透视》,《二十一世纪》2005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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