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6月份，中国出现了“钱荒”事件和沪深两市股价暴跌，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问题，您对此有何看法？

李佐军：我认为由国际国内两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从国际角度来看，因美联储流动性造成美元升值，造成中国热钱外流；从国内角度来看，反映出我国经济确实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所反复强调的——中国经济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这些问题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资金配置不合理，也就是说过多的资金配置到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实体经济资金配置过少。而“钱荒”是对这些矛盾的集中反映。

主持人：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低于预期，中国经济是否处在一个下行周期？

李佐军：中国经济在二季度、三季度甚至四季度还会有进一步下滑的可能。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正由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阶段向今后的6%-8%左右的中速增长阶段转换。

主持人：针对增速放缓，政府要做哪些事情来缓解社会的焦虑？

李佐军：政府可做两方面：一方面尊重规律，中国经济走到现阶段，应该下台阶了，不能强行阻止这个趋势，若阻止这个趋势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另一方面，鉴于经济增长下滑带来以上各方面的冲击，政府也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有底线思维，所谓底线思维是做最坏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在这种新形势下政府需要高超的宏观调控艺术，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关系，需要有一些应急的举措。

主持人：包括哪些方面？

李佐军：中央最近的方针有一种说法是“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其中“社会政策要托底”是一种新的说法，这个说法跟底线思维相关联，也就是说通过社会政策的设计，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尤其是要保障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弱势群体的一些基本权益，使得社会保持基本稳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主持人：最近，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李克强经济学”，你怎么理解这样一个概念，本届政府在经济政策上有哪些调整和特色？

李佐军：我认为表现以下几方面：一是由原来主要追求规模扩张或者速度型的增长向效益型转变；第二个正在发生的转变是由原来更多追求短期的增长向现在更多的中长期增长转变；第三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是由原来主要从需求边（“三驾马车”）角度促进经济增长向现在从供给边的角度促进经济增长。供给边角度是中央所反复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创新驱动，结构优化，从这些角度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第四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是由原来主要依靠政府的作用来拉动经济增长，正在向更多的发挥市场作用拉动经济增长。第五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是由原来比较强调政府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向现在强调由制度改革来拉动经济增长转变。

主持人：本届政府一直在强调收入分配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内容？

李佐军：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要优化权力配置，也就是使社会各个主体公平的分享权利，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改革方向。更具体的，是改革推进的方式要发生变化，除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外，也要转变改革的方式，转变改革方式最重要的是要推进人本改革，也就是依靠绝大多数来推进改革，同时也要让绝大多数人分享改革的成果。通过改革解决社会不公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

主持人：城镇化是本届政府重要的改革方向之一，城镇化会给中国经济开启一个新的局面吗？

李佐军：我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城镇化的推进确实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是不可否认的。而且我们国家目前的城镇化确实有很大潜力，加速阶段还有将近20年。

另一方面我要强调城镇化以什么样的模式去推进是关键，如果我们的城镇化仍然像过去那样去做，比如政府主导，大拆大建，筑城运动，大投资，大规模搞房地产开发，以这样的方式推进城镇化，那中国未来的城镇化道路可能会遇到很大、很麻烦的问题。所以中央现在强调要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最核心的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或者说“人本”的城镇化。我们要尊重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的推进新型城镇化，让新型城镇化具有美好的未来。

主持人：您提到农民进城的问题，前面也提到分享改革红利，而现在拆迁制度跟政府征用土地的现状出现很多权利的博弈，你怎么看？

李佐军：在目前土地制度包括目前的财税制度、考核制度下推进城镇化，一定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要想推进新型的、以人为本的、市场主导的城镇化，一定要先推进城镇化改革，然后再搞城镇化建设。城镇化改革最重要的是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城乡差别、福利保障制度、政府考核制度的改革等。若这些制度改革到位，如此去推进城镇化，城镇化才健康，不至于造成大量的失地农民，不至于造成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不至于造成大量的城市流民或者严重的城市病。

主持人：自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以来，金融体制改革一直在提，但改革的成效不是特别明显，那改革的阻力何在？该怎么去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李佐军： 第一个方面是金融主体的改革，金融主体改革最重要的是要发展民营金融，发展民营银行；第二个方面是从金融的资金价格，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问题，这个改革可能会触及到既得利益，因为利率市场化后，现有的利益机构包括银行、地方投融资平台包括获得资金比较多的国有企业，他们的利益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损害，这么多年利率市场化推进之所以比较难，跟这个阻碍有很大关系；第三个方面是金融的宏观监管。这方面监管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比如央行在货币政策制定中怎么更独立的发挥作用，包括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这些金融监管部门怎么更多的下放审批权限。

主持人：房地产市场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但是高房价也为人诟病久矣，有人说房价会降，也有人认为房价上升是一个趋势，你个人持什么看法？

李佐军：房价下一步怎样演化，一方面受市场供求关系的作用，更主要还受政府的作用，因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包括各级政府都依赖房地产市场，从价值判断上很多人认为它应该跌，但没有跌，原因何在？在于现在房价跌的话，风险很大，对各级政府、各个企业、很多行业以及对已经有房子的老百姓而言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现在的房价处于“涨不得，跌不得”的状态。从价值判断角度房价应该跌，可现在跌不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有没有做好房价下跌可能带来一系列后果的准备。所以房价在很大程度上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主持人：有一篇文章说房价越调越高，是因为地方政府不愿意房价下跌，这是不是和地方政府债务过高，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有关？

李佐军：地方政府从自身权益角度而言当然不希望房价下跌，因为房价上涨意味着土地财政收入的增加，房价上涨意味着可以平衡地方政府现在巨大的债务负担压力或者收支缺乏的压力。而地方政府也只有房价涨，通过卖地获得新的收入，才能够不断的缓解债务到期支付的压力，解决资金平衡问题。地方政府面临的压力非常实在。房价不涨甚至下跌，这里面资金的压力就非常大。

主持人：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造成运动，是什么原因让地方政府有这样的冲动？

李佐军：最主要的就是取决于我们的考核制度，这么多年来干部的考核制度主要是以GDP、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为主要的导向，再加上各个地方有一个竞争的问题，有一个排名的问题，谁都想争第一。在这么一种考核导向和竞争导向之下，什么东西来的快？搞房地产开发、搞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搞造船、搞开发区的建设、搞新城建设，这比发展高科技产业和发展实业、GDP增加、财政收入的增加的快的多，规模也大的多，这就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和主要地方政府的领导提升政绩的主要手段。

主持人：说到地方政府就逃不开现在城市污染问题，尤其是雾霾，你在微博上对解决雾霾提了八个“痛下决心”？

李佐军：客观上说环境具有外部性，很多主体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反而比较低，破坏环境的积极性比较高。因为他破坏可以获益，受损则是其他的人。保护环境自己要有很多的投入，但是，不能得到全部的回报。

主观方面来说就是制度设计的问题，之所以很多地方没有及时的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去治理雾霾，很大程度上也与我们发展模式、考核有很大的关系。很多地方政府主要还是在争取自己的效益、自己的政绩、自己的财政收入和GDP，或者说这方面的压力比较大，在权衡GDP和环境这方面很多地方有意无意还是把GDP作为首要的考虑因素。在GDP取得比较好的进展情况下，随便花一点时间来解决环境问题。所以，我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考核导向做一个大的调整。也就是说既然我们环境面临这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要命还是GDP的选择。既然说我们现在要健康，我们要把考核的权重朝这方面（环境治理）倾斜，把它给加重。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把政府和各个主体引导到去治理环境恶化的趋势上，否则这个事情就非常难解决。

（本文原载于新浪财经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