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们这一代人的世界想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9 次 更新时间:2013-07-24 16: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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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还记得就在我所在的贵州安顺山城里,我和学校里的同事,在文艺晚会上,化妆成越南人、印度人、朝鲜人、古巴人、刚果人,高唱“亚非拉民族团结起来”,台上台下一片欢腾,情绪极为激昂。

  我出生于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期间,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刚刚十岁,已是小学五年级学生,带着国民党统治后期的模糊记忆进入新中国,接受了从中学到大学的教育。可以说,“我们这一代”是在革命意识形态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们的世界想像当然也就鲜明地打上了这一时代教育背景的深深烙印。

  为使我的回忆多少有点文字根据,以显示某种“客观性”,我想从“一九六二年的第一天”,我在贵州一处边远的山区学校(我在那里担任语文教员)办公室里写的一篇鲁迅研究笔记说起。题目是《鲁迅与毛泽东》,一开始就引述叶剑英元帅的诗句“东方风格千秋在,举世嚣嚣也枉然”,文中说道,什么是“东方风格”?“应该怎样继承和发展这个‘东方风格’”是自己“这一年来,常常深思”的问题。这篇文章的中心观点,就是认为真正体现了这一风格的是鲁迅与毛泽东,其核心内涵有两个方面,一是毛泽东所赞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的鲁迅的“硬骨头”精神,“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另一是鲁迅所提倡的“韧性”战斗精神:“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的中国而流血奋斗”,“锲而不舍地和敌人作坚毅、刻苦、执着的持久战斗”,“冷静地对待敌人,注意保存实力,讲究斗争艺术”。——顺便说一句:这是我的第一个鲁迅观,而且一直影响到我今天的鲁迅研究。问题是在一九六二年,为什么会提出“东方风格”这样的概念,强调“硬骨头”精神与“韧性”战斗精神,其意义何在?这篇笔记提供了两个背景,一是历史的回忆——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等待着我们失败”,美帝国主义在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这时,毛主席代表了我们民族大多数,大伸“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骨气:“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么?”

  更有现实的思虑——

  我们现在正在与现代修正主义展开一场极为复杂、艰巨的斗争。现代修正主义者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他们的最大特色就是“被帝国主义核战争讹诈政策吓破了胆。他们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他们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企图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他们没有丝毫的革命者的骨气,相反,倒处处显露出为人不齿的“奴颜”和“媚骨”;不仅如此,现代修正主义还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对我们施加压力,企图封锁我们,孤立我们,他们更指望几年来严重的自然灾害所给我们带来的暂时困难,会使我们向他们屈服,向他们企求。但他们是大大地失算了,今天的中国已远不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了。……中国不知道闯过了多少关,已经奠定了强大的工业化基础了。……“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中国人民一定要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发扬革命的浩然正气,发奋图强,立革命大志,树雄心,冲破一切困难,一切敌人的包围、封锁,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应该看到,中国民族的这种“硬骨头”精神,这种“韧性战斗”精神,正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斗争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目前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尖锐斗争中看得更加明显,也更加重要。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现在已经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发生更大影响的时候了。

  (以上均引自当年的手稿)

  应该说,这篇笔记所提供的信息量还是相当大的。我的回忆就围绕其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展开。

  先说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世界想像”的形成期。对于我们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一九五○年发生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及随后展开的所谓“蔑美、轻美、仇美”教育:这一教育主要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当时我还是一个初中学生,但也要参加运动,除了听取大量的正面教育报告(如“帝国主义侵华史”之类)之外,还要自我检查与反省。这一运动的目的,是要消除国民党统治时期所灌输的“亲美反共反苏”的意识形态影响,而代之以“反美拥共亲苏”的新意识形态。

  这样的转变,对于有着美国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显然是困难与痛苦的。我还记得我们中学一位英语教师(初中时学校教的还是英语,到高中就改为俄语了),一再向我们说明,他在美国亲眼看见工人都有小汽车,有小洋房,并不像宣传中所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当然不相信,他的固执甚至引发了我们的愤怒,于是缠住这位老师和他“辩论”,其实是变相围攻,不过当时仅限“口诛”,没有发展到后来的“武斗”。但这位老师还是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自杀了。现在想起来,真为我们当时的幼稚,以及有意无意地参与了对老师的迫害,而感到内疚。

  但在一般的知识分子中间,不用说我们这些中学生,还是比较容易地就接受了新的革命意识形态灌输。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父亲是国民党政府中一个亲美的高级官员,我的二哥在抗战时期曾为美军翻译官,尽管我出生在这样一个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家庭,但我却很自然地几乎毫不困难地就站在“反美”立场上。

  现在想来,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国民党统治后期媚外欺内的政策,黑暗的记忆犹新。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最喜欢朗诵的艾青的诗句:

  “当我还是一个儿童,

  我已有了严肃的心情,

  我用阴郁的眼睛,

  看着数不清的苦难:

  暴力在乡下横行,

  善良的人受尽欺凌;……在城市的街道上,

  耀武扬威的是异邦人!

  劳动者的血被无止境地榨取,

  连血液和骨髓都被吸尽……。”

  在五十年代,我和我的同学最喜欢朗诵的还有一首题为《台湾啊,我的故乡!》的诗,也是这样描写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

  “基隆是一个美丽的港口,

  现在却歇满了

  挂星条旗的舰艇;

  在特种酒家喝得烂醉的

  美国兵。

  用手枪恐吓过路的小学生。

  一年三熟的良田变成了

  美式飞机场。”

  而这样一些描写是得到我们童年时期的模糊记忆的支持的;在抗战胜利以后,美国大兵以胜利者、征服者的姿态,在南京、上海等城市,驾着吉普车,搂着所谓“吉普女郎”,招摇过市的轻狂举动,引起了包括我这样的尚不懂事的孩子在内的广大市民的强烈反感;坦白地说,直到今天,当我看到美国大兵又以征服者、解放者的姿态在伊拉克街头横行,就很自然地唤起上述童年记忆,并对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仇美情绪有了一种理解的同情——尽管今天我站在理性的立场上,并不赞同反美与仇美。这本身也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在下文将要讨论的。

  当然,驱使这一代人走向反美道路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前引笔记中提到的新中国成立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先后经历了两次外来封锁——五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封锁,六十年代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封锁,这对于恰恰在这二十年内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对于这一影响,人们至今仍然估计不足。”(《〈心灵的探寻〉后记》)它所唤起的是一种以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民族自强、自尊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当一九五三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迫坐下来与中、朝两个落后的东方国家谈判,在朝鲜战场上事实上打了一个平手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与知识分子都有一种“中国从此站立起来,在国际大格局中获得独立、平等地位”的民族自豪感,这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我看来,这样的民族自主、自强、自尊与自豪,是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的精神资源,是不能借口“全球化”而轻易抹煞的。由此引发的是探讨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自觉追求与实验,尽管在探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失误,其价值恐怕也不能轻易否定。当然,后来它发展到极端,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隔离开来,也自有其深刻教训。

  不过,这里我们所要着重讨论的是,由此而形成的这一代人的“世界想像”。在我们的心目中,世界是分为“西方”与“东方”两个世界的。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按我们当时的理解,被认为是近现代历史上入侵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在现实世界格局中,是拒绝并封锁中国的霸权主义者,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上,则是与社会主义中国相对抗,并随时准备颠覆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按毛泽东“分清敌,我,友”的三分法,自然是属于“敌人”这一方。

  而所谓“东方”,又是分为两个层面的,首先,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苏联在地理位置与文化上都跨越欧亚两洲,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属欧洲,但当时我们却把它们都同视为“东方”世界,而且因为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相同与相似,而被视为“自己人”,是属于“我”的世界。至于亚洲、非洲、拉丁非洲的一些国家,由于曾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有着共同的命运,又有着争取民族独立与发展的共同目标,就自然地被视为天然的“朋友”。

  在五六十年代的世界,能够冲破西方的封锁,给新中国以支持的,除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这些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一九五五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以及此前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在我们这些中学生中,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在我们看来,这都是新中国摆脱孤立状态的一个征兆,因而对这些仗义相助的“邻居加朋友”的国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主持万隆会议的印尼总统苏加诺甚至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我的一位同学在一篇回忆大学生活的文章里,抄录了当年的一段日记:“一九五六年十月四日,上午,在清华大学听了苏加诺总统的演说。他的气魄,他的智慧,他的动人的形象使大家十分感动。他首先叙述了亚洲人民被奴役的历史,指出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命运,……他还指出,中国青年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印尼青年的斗争也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支持的。……讲话结束时,他建议大家高呼五次‘独立’!……这位革命家、演说家的动人的声音,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王汉武《我们那时多年轻》)后来,苏加诺提出在联合国之外成立一个由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起的独立于美、苏两大国之外的不结盟运动,也都获得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由衷支持。

  所谓“东方风格”的概念,就孕育在这些刻骨铭心的青少年时期的记忆中,它的实际所指,也是由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共同命运与谋求独立、发展的共同目标所形成的某些共同或相似的精神风貌,由此而形成的我们这一代人和东方发展中国家的精神上的认同感,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对许多问题的判断,这与今天的许多年轻人迥然相异。

  影响我们的“世界想像”的,还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与“工人阶级无祖国”的国际主义观念。其典型的思维模式就是“将统治者与人民区分开来”。在我们看来,当时统治日本、韩国(我们称为“南朝鲜”)、越南的岸信介、李承晚、吴庭艳,以及台湾的蒋介石,都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五十年代有很多这样的漫画,都是我们所喜欢的;而我们所要坚决支持的是这些国家、地区的反抗运动,把反抗者视为“同一条壕沟里的战友”。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日本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以及李承晚、吴庭艳政府的垮台,都引起了近乎狂欢式的强烈反应,好像我们还上街游行,表示声援。对美国国内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也是全力支持,美国黑人歌手罗伯逊甚至成了我们最喜欢的“歌星”(那个年代这样的外国歌星几乎是绝无仅有)。

  这样的一种与世界上的被压迫、被奴役者的生命共同感,不只是来自革命意识形态的灌输,而且是与“五四”传统直接相衔接的。五四时期曾盛行“世界主义”,强调“世界文化”的多元观念,周作人在《北大的支路》一文中,就强调北大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就是对世纪多元文化的广泛吸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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