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就在我所在的贵州安顺山城里，我和学校里的同事，在文艺晚会上，化妆成越南人、印度人、朝鲜人、古巴人、刚果人，高唱“亚非拉民族团结起来”，台上台下一片欢腾，情绪极为激昂。
我出生于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期间，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刚刚十岁，已是小学五年级学生，带着国民党统治后期的模糊记忆进入新中国，接受了从中学到大学的教育。可以说，“我们这一代”是在革命意识形态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们的世界想像当然也就鲜明地打上了这一时代教育背景的深深烙印。
为使我的回忆多少有点文字根据，以显示某种“客观性”，我想从“一九六二年的第一天”，我在贵州一处边远的山区学校（我在那里担任语文教员）办公室里写的一篇鲁迅研究笔记说起。题目是《鲁迅与毛泽东》，一开始就引述叶剑英元帅的诗句“东方风格千秋在，举世嚣嚣也枉然”，文中说道，什么是“东方风格”？“应该怎样继承和发展这个‘东方风格’”是自己“这一年来，常常深思”的问题。这篇文章的中心观点，就是认为真正体现了这一风格的是鲁迅与毛泽东，其核心内涵有两个方面，一是毛泽东所赞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的鲁迅的“硬骨头”精神，“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另一是鲁迅所提倡的“韧性”战斗精神：“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的中国而流血奋斗”，“锲而不舍地和敌人作坚毅、刻苦、执着的持久战斗”，“冷静地对待敌人，注意保存实力，讲究斗争艺术”。——顺便说一句：这是我的第一个鲁迅观，而且一直影响到我今天的鲁迅研究。问题是在一九六二年，为什么会提出“东方风格”这样的概念，强调“硬骨头”精神与“韧性”战斗精神，其意义何在？这篇笔记提供了两个背景，一是历史的回忆——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等待着我们失败”，美帝国主义在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这时，毛主席代表了我们民族大多数，大伸“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骨气：“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么？”
更有现实的思虑——
我们现在正在与现代修正主义展开一场极为复杂、艰巨的斗争。现代修正主义者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他们的最大特色就是“被帝国主义核战争讹诈政策吓破了胆。他们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他们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企图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他们没有丝毫的革命者的骨气，相反，倒处处显露出为人不齿的“奴颜”和“媚骨”；不仅如此，现代修正主义还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对我们施加压力，企图封锁我们，孤立我们，他们更指望几年来严重的自然灾害所给我们带来的暂时困难，会使我们向他们屈服，向他们企求。但他们是大大地失算了，今天的中国已远不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了。……中国不知道闯过了多少关，已经奠定了强大的工业化基础了。……“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中国人民一定要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发扬革命的浩然正气，发奋图强，立革命大志，树雄心，冲破一切困难，一切敌人的包围、封锁，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应该看到，中国民族的这种“硬骨头”精神，这种“韧性战斗”精神，正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斗争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目前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尖锐斗争中看得更加明显，也更加重要。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现在已经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发生更大影响的时候了。
（以上均引自当年的手稿）
应该说，这篇笔记所提供的信息量还是相当大的。我的回忆就围绕其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展开。
先说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世界想像”的形成期。对于我们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一九五○年发生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及随后展开的所谓“蔑美、轻美、仇美”教育：这一教育主要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当时我还是一个初中学生，但也要参加运动，除了听取大量的正面教育报告（如“帝国主义侵华史”之类）之外，还要自我检查与反省。这一运动的目的，是要消除国民党统治时期所灌输的“亲美反共反苏”的意识形态影响，而代之以“反美拥共亲苏”的新意识形态。
这样的转变，对于有着美国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显然是困难与痛苦的。我还记得我们中学一位英语教师（初中时学校教的还是英语，到高中就改为俄语了），一再向我们说明，他在美国亲眼看见工人都有小汽车，有小洋房，并不像宣传中所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当然不相信，他的固执甚至引发了我们的愤怒，于是缠住这位老师和他“辩论”，其实是变相围攻，不过当时仅限“口诛”，没有发展到后来的“武斗”。但这位老师还是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自杀了。现在想起来，真为我们当时的幼稚，以及有意无意地参与了对老师的迫害，而感到内疚。
但在一般的知识分子中间，不用说我们这些中学生，还是比较容易地就接受了新的革命意识形态灌输。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父亲是国民党政府中一个亲美的高级官员，我的二哥在抗战时期曾为美军翻译官，尽管我出生在这样一个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家庭，但我却很自然地几乎毫不困难地就站在“反美”立场上。
现在想来，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国民党统治后期媚外欺内的政策，黑暗的记忆犹新。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最喜欢朗诵的艾青的诗句：
“当我还是一个儿童，
我已有了严肃的心情，
我用阴郁的眼睛，
看着数不清的苦难：
暴力在乡下横行，
善良的人受尽欺凌；……在城市的街道上，
耀武扬威的是异邦人！
劳动者的血被无止境地榨取，
连血液和骨髓都被吸尽……。”
在五十年代，我和我的同学最喜欢朗诵的还有一首题为《台湾啊，我的故乡！》的诗，也是这样描写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
“基隆是一个美丽的港口，
现在却歇满了
挂星条旗的舰艇；
在特种酒家喝得烂醉的
美国兵。
用手枪恐吓过路的小学生。
一年三熟的良田变成了
美式飞机场。”
而这样一些描写是得到我们童年时期的模糊记忆的支持的；在抗战胜利以后，美国大兵以胜利者、征服者的姿态，在南京、上海等城市，驾着吉普车，搂着所谓“吉普女郎”，招摇过市的轻狂举动，引起了包括我这样的尚不懂事的孩子在内的广大市民的强烈反感；坦白地说，直到今天，当我看到美国大兵又以征服者、解放者的姿态在伊拉克街头横行，就很自然地唤起上述童年记忆，并对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仇美情绪有了一种理解的同情——尽管今天我站在理性的立场上，并不赞同反美与仇美。这本身也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在下文将要讨论的。
当然，驱使这一代人走向反美道路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前引笔记中提到的新中国成立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先后经历了两次外来封锁——五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封锁，六十年代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封锁，这对于恰恰在这二十年内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对于这一影响，人们至今仍然估计不足。”（《〈心灵的探寻〉后记》）它所唤起的是一种以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民族自强、自尊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当一九五三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迫坐下来与中、朝两个落后的东方国家谈判，在朝鲜战场上事实上打了一个平手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与知识分子都有一种“中国从此站立起来，在国际大格局中获得独立、平等地位”的民族自豪感，这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我看来，这样的民族自主、自强、自尊与自豪，是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的精神资源，是不能借口“全球化”而轻易抹煞的。由此引发的是探讨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自觉追求与实验，尽管在探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失误，其价值恐怕也不能轻易否定。当然，后来它发展到极端，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隔离开来，也自有其深刻教训。
不过，这里我们所要着重讨论的是，由此而形成的这一代人的“世界想像”。在我们的心目中，世界是分为“西方”与“东方”两个世界的。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按我们当时的理解，被认为是近现代历史上入侵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在现实世界格局中，是拒绝并封锁中国的霸权主义者，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上，则是与社会主义中国相对抗，并随时准备颠覆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按毛泽东“分清敌，我，友”的三分法，自然是属于“敌人”这一方。
而所谓“东方”，又是分为两个层面的，首先，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苏联在地理位置与文化上都跨越欧亚两洲，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属欧洲，但当时我们却把它们都同视为“东方”世界，而且因为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相同与相似，而被视为“自己人”，是属于“我”的世界。至于亚洲、非洲、拉丁非洲的一些国家，由于曾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有着共同的命运，又有着争取民族独立与发展的共同目标，就自然地被视为天然的“朋友”。
在五六十年代的世界，能够冲破西方的封锁，给新中国以支持的，除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这些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一九五五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以及此前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在我们这些中学生中，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在我们看来，这都是新中国摆脱孤立状态的一个征兆，因而对这些仗义相助的“邻居加朋友”的国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主持万隆会议的印尼总统苏加诺甚至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我的一位同学在一篇回忆大学生活的文章里，抄录了当年的一段日记：“一九五六年十月四日，上午，在清华大学听了苏加诺总统的演说。他的气魄，他的智慧，他的动人的形象使大家十分感动。他首先叙述了亚洲人民被奴役的历史，指出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命运，……他还指出，中国青年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印尼青年的斗争也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支持的。……讲话结束时，他建议大家高呼五次‘独立’！……这位革命家、演说家的动人的声音，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王汉武《我们那时多年轻》）后来，苏加诺提出在联合国之外成立一个由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起的独立于美、苏两大国之外的不结盟运动，也都获得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由衷支持。
所谓“东方风格”的概念，就孕育在这些刻骨铭心的青少年时期的记忆中，它的实际所指，也是由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共同命运与谋求独立、发展的共同目标所形成的某些共同或相似的精神风貌，由此而形成的我们这一代人和东方发展中国家的精神上的认同感，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对许多问题的判断，这与今天的许多年轻人迥然相异。
影响我们的“世界想像”的，还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与“工人阶级无祖国”的国际主义观念。其典型的思维模式就是“将统治者与人民区分开来”。在我们看来，当时统治日本、韩国（我们称为“南朝鲜”）、越南的岸信介、李承晚、吴庭艳，以及台湾的蒋介石，都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五十年代有很多这样的漫画，都是我们所喜欢的；而我们所要坚决支持的是这些国家、地区的反抗运动，把反抗者视为“同一条壕沟里的战友”。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日本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以及李承晚、吴庭艳政府的垮台，都引起了近乎狂欢式的强烈反应，好像我们还上街游行，表示声援。对美国国内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也是全力支持，美国黑人歌手罗伯逊甚至成了我们最喜欢的“歌星”（那个年代这样的外国歌星几乎是绝无仅有）。
这样的一种与世界上的被压迫、被奴役者的生命共同感，不只是来自革命意识形态的灌输，而且是与“五四”传统直接相衔接的。五四时期曾盛行“世界主义”，强调“世界文化”的多元观念，周作人在《北大的支路》一文中，就强调北大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就是对世纪多元文化的广泛吸取，不只局限于英语文学，还要有德、法文，以至朝鲜、蒙古语，他自己则特别提醒要注意希腊、印度、阿拉伯与日本文化的研究。在广泛吸收的同时，最吸引五四那一代人的是俄国文学，以及“被侮辱、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当时最负盛名的《小说月报》还出了“被压迫民族文学”专号。鲁迅后来作了这样的概括：“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与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并且“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了”。（《祝中俄文字之交》）
可以说，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也是被俄国文学与被压迫民族文学熏陶出来的，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世界想像：在我们的心目中，世界是由“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组成的，前者是我们的敌人，后者则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和朋友。消灭一切（国内与国际的）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现象，正是我们的价值理想与历史使命。——这或许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与追求，但我们却是绝对真诚。而且显示出一种将国际问题看作是国内问题的一个延伸的思路，这也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
这里，还须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曾有人将我们视为与西方文化完全隔绝的一代，这并不符合事实。当时，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文化判断与接受的，是苏联的文化总管日丹诺夫提出的理论，即所谓十八、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繁荣时期”曾创造出“伟大的作品”，无产阶级可以批判接受；而资本主义没落期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已经“衰颓与腐朽”，无产阶级应断然拒绝。这样的理论一方面造成了我们与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文化的隔绝，以至形成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恶补”；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个接受从古希腊、罗马文化到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文学与文化的空间。我还记得一九五六年上大学后，如饥似渴地猛读西方文学经典的情景。英国的莎士比亚、拜伦、雪莱，德国的歌德、海涅，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美国的惠特曼、马克·吐温，与俄国的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成为我们心目中的文学偶像。而雨果的《九三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大概是因为年轻的大学生本能地感到两位法国作家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与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逻辑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协调，因而引起怀疑与思考吧。到了一九五七年，北大校园里兴起“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时，西方文学、文化中的民主、自由、人道主义思想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我自己就因公开宣扬“我不赞成你的观点，却要用生命来保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一西方民主的基本观点，对反右运动持保留态度被划为“中右分子”。）
在运动中，也有学生对当时学校教育与思想文化学术界“全盘苏化”的倾向提出批评，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而这些观点在随后开展的“反右运动”中都受到了严厉批判，许多同学因而被打成“右派”。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大陆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就更进一步走向与世界文明相隔绝的自我封闭。在“兴无灭资”的口号下，将西方思想、文化，以至整个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统统视为“资产阶级思想”而全面拒绝，到了“文革”时期，更是发展成为“消灭封、资、修”的思想文化上的“全面专政”，走到了反知识、反文明的极端。——在某种程度上，九十年代以来思想文化界几乎占据了主流地位的“全盘西化、美（国）化”的思潮，正是一个历史的惩罚：从一种极端跳到了另一种极端。这里确实包含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反右运动”以后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实际上是一次依靠政权力量，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寻求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试验。其内含着一种在世界大竞争的格局下“落后就要挨打”，因而迫切地希望迅速赶超西方国家的民族焦虑，因而这两个运动至少在其初始阶段，是得到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民族的支持的，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更是以狂热的姿态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但由于发动者毛泽东本人的乌托邦情结与民粹主义倾向（这也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因此，我们这一代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始终无法摆脱精神上与毛泽东的纠缠），决定了这场实验从一开始就走入错误的方向。由于决策缺乏科学依据，且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制推行，更缺乏“纠错”的民主机制，这样，实验的最后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全民族的改变自己“一穷二白”的面貌的努力，所焕发的巨大热情，最后变成一场民族的灾难，这是出于所有参与者的意外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突然撤回专家与援助项目，无异于雪上添霜。而国家之间的冲突又与意识形态矛盾相纠缠，于是就有了六十年代初开始的所谓“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运动。本文一开始引述我写于一九六二年的研究笔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那样一种刻骨铭心的被出卖、被再次孤立的感觉，以及由此激发的强烈的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的原子弹实验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搞成的。今天反思这段历史，在肯定其正面价值的同时，恐怕也不能忽视其另一面，即在“一致对外”，批判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口号下，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政治体制对那场灾难所应负的责任，这里有着深刻的教训。
在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运动封锁与孤立的情况下，中国惟一的支持者与朋友，就只有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因此，在一九六三年开始的中苏论战中，如何对待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就成了论战的一个重要焦点。
今天重读当年的论战文章《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就不难发现，苏共方面的一些基本观点，如强调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经济问题已经成了“中心任务”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基本环节”；主张与美国共同“援助落后国家”；通过“联合国来消除殖民主义管理制度”，支持联合国派兵到发生战乱的非洲国家“维持和平”，等等，已经成为今天中国处理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常例。当时，“四评”对形势的看法是，“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的魔爪，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美国正“力图把其他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攫为己有，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所以，文章强调，“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集中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定地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当时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几乎是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些观点，如前所说，“站住被压迫民族一边”早已成为我们的基本价值立场了。记得一九六四年在抗美援越的高潮中，出过一本讲述越南南方抗美英雄阮文追事迹的小册子《像他那样生活》，为准备本文的写作，我翻出自己当年写的一首诗：
“越南兄弟的鲜血呀漫过书页
在流淌
我怎能安坐在这静静的课堂？
阮哥期待的眼睛呵，透过书本
向我们未死者瞩望
我怎能安枕在这舒坦的床上？
我渴望战斗呵
快给我一只枪！
阮哥在呼唤着我
快让我奔向越南战场！”
——当然，这是诗，难免带有夸张的成分，但与越南“兄弟”同仇敌忾的情感却是真诚的。还记得就在我所在的贵州安顺山城里，我和学校里的同事，在文艺晚会上，化妆成越南人、印度人、朝鲜人、古巴人、刚果人，高唱“亚非拉民族团结起来”，台上台下一片欢腾，情绪极为激昂。
一九六五年九月，林彪在《红旗》杂志发表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一个观点：“从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世界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国际主义的责任。”文章强调，“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而且带有时代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经验不断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国际意义。”因此，文章的中心与主题是号召要“用人民战争战胜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同时谴责“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是人民战争的叛徒”。
这篇文章当时就引起了广泛注意，即使是我所在的山城，地处中国边远地区的社会底层，也有过热烈的讨论，当然谁都无法预见将会发生什么，但总觉得这背后还另有“文章”。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今天人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似乎还没有注意到林彪的这篇文章。不过，在我看来，这篇文章印证着“文革”发生的某种思想背景。即是说，“文革”的发动不仅有其国内背景，而且有着国际大格局的“世界革命”的大视野——“文革”的根本目的是要将中国变成“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并将中国革命模式输出到世界各国，用林彪所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推动世界革命。
这样的“世界革命中心”的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传统的“中华中心主义”的革命版本。我们在前面说过，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以苏联和东欧阵营对中国的封锁，使中国共产党人乃至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被世界逐出的孤独感；但同时却又激发出极其强烈的自我崇高感与纯洁感的英雄主义的情结，所谓“举世皆修，唯我独革”。我在一九六二年写的研究笔记中所引叶剑英的诗句“举世嚣嚣也枉然”，就多少透露出这样的情绪。而且从笔记中所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作出更大影响的时候了”这些话中，也不难看出其中隐约可见的“中心”情结。
因此，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的；红卫兵最初的“造反”，一方面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巩固中国这个世界无产阶级的红色根据地；另一方面，则是要在国际上高举“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反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的旗帜，推进世界革命。当时红卫兵中间广泛流传一首长诗《献给第三世界大战的英雄》，就是希望通过战争的形式来输出革命，而且宣称：
“这是最后的斗争，
人类命运的决战
——就在今天！”
应该说，当时的一部分红卫兵是非常严肃认真地来对待他们心目中的“世界革命”的。我至今仍记得，我所在的山城里的一位红卫兵领袖，因反对当地党的领导而被追捕，逃到我的住地躲了一个晚上，就在这样的生命危难的时候，还在挑灯夜读列宁著作，并和我讨论“怎样去解放全世界被奴役被压迫的人民”的问题。后来真的有不少红卫兵穿越国界，到缅甸参加那里的游击队，有的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坦白地说，今天回忆这段历史，我的心情仍是非常矛盾：一方面，我总是觉得这些红卫兵身上，有些可贵的东西，不能简单地将之妖魔化，将其视为“暴徒”；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们被利用的事实，而他们自身又确有许多教训应该总结，其中就包括了试图用战争手段强行输出自己的价值理想（对他们来说，就是“革命”）。这是注定要走向自己追求的反面。这样的教训一直影响到我今天对许多国际问题的认识——如当今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在我看来也是企图用战争手段将自己的价值理想（即美式“民主”）强行输出，其最终走向反面也自必然。
因此，当一九七四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思想时，我们并不觉得意外，仿佛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不过，那时，“文革”初期的革命狂热已经过去，特别是林彪事件发生后，大多数运动参与者都成了所谓“逍遥派”，另一部分人则开始对“文革”进行反思，重新思考一切，形成了许多“民间思想村落”。我和我周围的年轻人也成立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讨论“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依然是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相联系的思路。
不过，由于事实的教训，我们思考的已不是以中国为基地，推动“世界革命”，而是感到“文革”的路已经走不下去，而必须寻找新的变革与发展之路。为此，一方面，我们坐下来重新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派别的著作，也包括被称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著作，同时也如饥似渴地向各方面去寻找新的精神资源，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学术、文学著作。这时，原来被禁止涉足的二十世纪西方新思潮，也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两方面的寻索，两种不同的精神资源，后来就形成了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两种不同的设想与追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不同的民间思想者，就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部分人关注的是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三个世界”理论是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地位以后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提出的；而当时我们都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进入联合国，从而根本打破美、苏两大国对中国的封锁，完全是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即所谓“穷哥儿们”）支持的结果，这就更使我们感到中国与第三世界是真正同命运、共生死的。另一方面，我们当时在读马列著作时，特别注意到列宁在二十世纪初写的几篇文章，他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引发了我们对文革中的民粹主义倾向的反思；而他在《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那几篇文章中提出的“亚洲的觉醒”的概念与“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判断，则给我们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所走过的道路与寻求新的变革与发展道路时，提供了一个理论的支持与新的思路。这里顺便说一句，列宁的这一理论后来成为我本人学术研究的起点，我的研究生论文《论鲁迅、周作人的思想发展道路》即是将鲁迅、周作人的思想放在“亚洲的觉醒”的背景下来考察的。后来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论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整体性”时，也首先从“亚洲的觉醒”这一“政治层面”切入。
所以，我们在向马克思主义原著与西方思想、文化吸取精神资源的同时，还注意到第三世界的经验。但可惜当时我和我的朋友地处边缘，所能接触的仅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古巴格瓦拉的思想与朝鲜金日成的思想，而未能有更广泛的吸取，从而构成了某种历史的遗憾。
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实际上是标志着中国外交路线战略上的重大转折：从根本上改变了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阶级属性划分世界的标准，而以经济、军事实力和对霸权的态度作为标准，不仅将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分割开来，作出“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的划分（把经济发达又依附美国的日本也作为“第二世界”），而且在“第一世界”中，又将苏联视为主要危险。这样，“三个世界”理论的实际意义就是为中、美联合反苏提供了理论依据，并直接导致了中、美关系的解冻，以及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全面改善，并反过来影响及中国国内发展的方向。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由毛泽东本人奠定基础的，尽管它的发展结果未如毛泽东所料。这一切当然是处在当时历史中的我们，所不能预见的。但中美关系的解冻，改变了中国被孤立与自我封闭的状态，从民族国家的利益着眼，因此它并不困难地就为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与知识分子所接受，而对在此前后已经开始向西方寻求精神资源的那些知识分子，更是意味着一种精神禁锢的解放，而由此开始了由反美到亲美、崇美的急剧转变。
而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同样感受着一种精神的解放，在广泛接触西方文化过程中，也改变了许多原先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教育所造成的偏见，对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即人们所说的“普适价值”）有了更深切的体认。但我们依然不能改变“站在被压迫、被奴役、被损害者这一边”的基本价值立场，以及对乌托邦理想的向往，而且依然是将国内与国际问题联结在一起，努力保持和国内与国际的“弱势群体”的精神联系，同时对一切特权、强权、霸权，始终保持着警惕，持一种批判态度。
这样的基本价值立场当然与我们在青少年时期所受的革命意识形态教育有关，但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其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时刻警戒自己，要防止陷入将其美化与理想化的陷阱。总结革命意识形态中所包括的深刻的历史教训，给予科学的批判，同时又剥离、抢救出其中的某些合理因素，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但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任务，首先我们自身就处在极度的矛盾与困惑之中；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下，更是经常四面受敌，只能“横站”，处于“无以言说”的困境之中，鲁迅的“无词的言语”因此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共鸣。即使历史的回忆也是如此，本文的写作就是欲写又止，几乎难以成篇。现在勉强写出，却又有不知所云之感，却也只能就此打住。
来源: 《书城》2006年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