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儒家思想及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2 次 更新时间:2013-07-24 09: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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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 (进入专栏)  

  正如《论语·学而》中所写,“礼之用,和为贵”。“礼”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力量来促进社会和谐。《礼记》中写道,“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统治者制定“礼”来防治道德规范被破坏,制定刑法来维持社会治安。 “礼”在我们的传统中备受重视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性。《礼记》中这样写道:“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也就是说,儒家学派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应该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而不是单方面地享受权利而不去履行义务。为了平衡这些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中国的“礼”因此诞生。因此,我认为中国前现代社会是不是可以称为“礼法合治”的社会?这当然是儒家学派的一种理想。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设想,在建立“人权公约”的同时是否也该建立一份“责任公约”,用来平衡“权力”和“责任”。这符合郝大维和安乐哲所认为的——“礼”对西方“人权”观念可能起着“丰富和改造”的作用。人们可以设想“责任公约”会保护和强化“人权公约”。小约翰·柯布认为“传统的中国意识形态对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我们不能全盘归于它”。相反,我们的后现代主义应该通过严格科学的方法,使自己适用于这日益变化的社会,来更新自己。前现代传统应该吸收启蒙运动的积极因素,如关心和尊重个人权利,之后才能对后现代社会作出贡献。这段话对于研究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具有深远意义。传统的或前现代的中国文化需要吸收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社会的一切积极成果,如自由、民主、人权等“对个体权利的关注和尊重”的思想,而非排斥。除此之外,我们必须将这些积极的理念付诸实践,这样我们才能顺利地将传统的或者前现代的中国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推进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

  中国的学者跟建构性后现代主义领域的西方学者不仅频频接触,而且良好合作。建构性后现代主义领域的代表人物也意识到传统中国文化对其研究很有价值,开始从中汲取营养。同样,一些中国学者也注意到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帮助人类社会走出困境的实际意义,正密切关注该学说的发展。如果能实现影响力广泛的“国学热”和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有机结合,之后能在中国社会深入开展,并且进一步发展,那么中国就有可能顺利地实现其自身“第一次启蒙运动”的进程,实现现代化,然后快速进入到以“第二次启蒙运动”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如果真能如此,中国当前文化复兴中实现的成果必将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中西文化比较协会名誉顾问)

  来源: 人民论坛杂志(总第4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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