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荣林:新闻自由与版权的冲突与协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7 次 更新时间:2013-07-22 23: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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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荣林  

  可见,如果本案被告的新闻自由的抗辩成功,必将损害原告作品的市场利益,因此原告的新闻自由抗辩无效。在Harper & Row Publishiers,Inc。v。Nation Enters一案中,[22]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未经原告许可的情况下,抢先发表他人未发表但即将发表的作品。被告不是在行使新闻自由,而是试图借首次发表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如果被告新闻自由的抗辩成立,必将摧毁版权保护对于作品发表的预期,从而避开版权保护,那么版权制度的价值无疑就要落空,这无疑是与版权制度背道而驰的。

  (三)新闻自由的抗辩减弱版权制度对作者的激励

  学界熟知,知识产权的立法宗旨之一就是:给予创作者对其创作成果以知识产权,从而“激励”创作者创作更多更好的的知识产权,最终促进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如:美国宪法知识产权条款规定:为促进科学和实用艺术的进步,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有权的保护。又如:我国著作权法第1条规定: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

  古典经济学家大都认为,“知识产权制度给智力创造者设置了一种‘回报预期’,所以它能鼓励人们积极开展创造性活动,放心地将时间、资金和精力投入到这种创造活动中,推动新创作物的产生。”[23]也有论者认为:“知识产权制度促进了智力创造活动的繁荣,具体表现:若无某种有效的激励,任何人都不会在此方面倾注充分的热情,那么形成智慧创作物之源就会枯竭;对全社会而言,通过知识产权制度所产生的激励是最廉价且最具有效益的举措。”[24]总之,我们已经论述了新闻自由的抗辩,会造成作者自治的减损(人格减损)和市场利益的损失,这样,作者的人格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财产利益也无法获得回报,作为理性自利的作者,也就没有了再创作的激励。所以新闻自由的抗辩会减损作者再创作的激励已经毋容置疑。

  (四)新闻自由的抗辩损害表达自由本身的价值

  表达(新闻)自由包括获取信息的自由,而媒体在使用新闻自由抗辩原告的版权时,其提出的理由主要是社会公众获取(听取)信息的自由。然而对于未发表的作品而言,该作者享有“不说”的自由,即沉默的自由。其实,“言论自由包含三层含义,第一是,有说与不说的自由;第二是,有说这个或说那个的自由;第三是有这样说和那样说的自由。”[25]由第一类自由之“不说的自由”,我们可以推论出表达自由包括沉默的自由。正如有学者认为:“从公民的言论自由可以推定出一种逆向的言论自由权,即不言论的自由或沉默权。”[26]在Harper & Row Publishiers,Inc。v。Nation Enters一案中,[27]美国最高法院也指出:“表达自由包括言说的自由和不说的自由,后者是表达自由的消极方面,即版权、特别是首次发表权可用于反向的第一修正案价值。这应该意味着,保护原告的首次发表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发表权利人的作品,正是保护原告表达自由(准确说是不表达的自由)所要求的。”因此,作者对其作品享有沉默的自由,而新闻自由的抗辩者却强制要求公开作者的作品,这无疑是对作者之表达自由的侵犯。

  其实,以上论述暗含了这样一种理念:即版权是一种规范表达的制度。这种制度认为,版权属于作者表达自由的一种类型。作者对其作品享有表达的自由,新闻媒体也有使用作者的作品的新闻自由,到底哪一种自由优先,确实是个难题。为了化解以上难题,我们试图从版权的财产属性的角度加以论述。

  

  四、版权与新闻自由的冲突与协调

  

  其实,如果我们从版权的财产属性来讨论版权与新闻自由之间的冲突,就可以避免上文的两难困境。

  (一)版权是一种具有公共财产属性的私人财产权

  其实,知识产权是一种不同于物权的财产权。有论者认为:“与以往的物质化财产不同,知识财产是一种‘新财产’,即是‘非物质化和受到限制的财产’。”[28]还有论者认为:“物权与知识产权虽然同为绝对权,但是在独占性、专有性和排他性上,知识产权显然要弱于物权。其主要体现是对知识产权的限制制度,即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和强制许可等。”[29]

  那么,知识产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财产权呢?虽然,TRIPS协议前言部分明确规定了“知识产权是私权”。但是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由仅涉及公民、法人享有的民事权利,逐渐转化为一种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具有公权因素的私权。”[30]还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具有公权性,主要表现在社会公益性、国家授予性和利益权衡性三个主要方面。[31]我们以为,学界虽然认为知识产权是私权,但是知识产权受到的限制要远远多于其他私权,这无疑使知识产权具有公共财产的属性。正如论者所言:“创设知识产权这一财产权则是公共政策的产物。公共政策一方面通过创设知识产权来刺激和鼓励人们投身于创作和创造活动之中,另一方面只对其进行有限的保护,以使社会公众能够合理地利用。”[32]

  所以,我们以为,版权是一种具有“公共财产属性的私人财产权”,其“私人财产”属性,是指版权是私权;其“公共财产属性”,是指版权应该受到公共利益(比如新闻自由)的较多的限制。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安娜法令》的立法宗旨就有两个,即保护作者的财产权,并使社会公众接触到该作者创作的作品。美国《宪法》的知识产权条款至少也有两个宗旨,即赋予作者和发明者的有限的专有权;促进科学和实用艺术的进步。1834年,在Wheaton v。peters一案中,美国法院把版权视为一种法律的创造物,其功能首先是强化公共利益,然后才是奖励作者。[33]如果以上论述成立的话,则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版权这种具有“公共财产属性的私人财产权”与表达自由之间冲突与协调。

  (二)财产权与表达自由的冲突与协调

  在论证了版权是一种财产权后,并不是说,其与表达自由就没有冲突。1939年,Hague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强调,不管街道和公园的所有权如何,他们自古就是公民集会、交流思想和讨论国事的地方。[34]此案确立的“公共场所”规则,无疑保障了社会公众在“公共财产”上行使表达自由的权利。至于私人财产权与表达自由的协调规则,美国法院一般认为,“未经许可,任何人进入私人物业,即使宣称是行使表达自由,法院也可以以非法侵入物业定罪。由此财产私有权足以成为表达自由的绝对障碍。”[35]但是对于具有“公共财产属性的私人财产权”与表达自由的冲突,法院平衡的结果是倾向于保护表达自由,而不是私人物业。在March一案中,被告拥有一座以公司为中心的城镇,该城镇与美国其他城镇一样,有各种公共设施。原告未经许可在该城镇的商务楼散发宗教和政治宣传材料,因此被控非法侵入私人物业。美国最高法院认为:“私人所有权并非始终意味绝对的统治权,但是在限制私人所有权时,是以其在商业活动和向公众开放过程所起的公共职能为由,认定私人物业事实上成为了行使表达自由的准公共场所,从在维护表达自由与保障私有财产权这两个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作出保障表达自由的决定。”[36]而在Lloyd购物中心一案中,法院认为,在私人物业发表言论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即“表达的目的与该私人物业的用途有肯定的联系;表达者没有其他合理途径向需要此类信息的人传播该信息。”[37]由此,我们以为,美国法院在权衡财产权与表达自由的冲突时,必须考量以下条件:第一,表达的目的与该私人物业的用途有肯定的联系。第二,表达者没有其他合理途径向需要此类信息的人传播该信息。第三,该表达行为不得损害该财产所有权人的利益。

  (三)版权与新闻自由的冲突与协调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以为,作品中的思想,属于纯粹的“公共场所”,即相当于美国表达自由判例中的街道、公园,任何人可以在此发表演说,新闻媒体可以自由借鉴。而作品的表达,则属于“具有公共财产属性的私人财产”(相当于上述的购物中心),对于该表达的使用只要没有给版权人的财产权造成损害,就属于新闻自由,以保障媒体使用该“具有公共财产属性的私人财产”(作品的表达)行使新闻自由的权利。当然,有时表达与思想融合在一起,无法分割,复制思想时,将不可避免将复制该表达,则此时该表达也不受版权保护。在Apple Computer v。 Franklin Computer一案中,[38]法院认为,如果只有一种方式或很有限的表达方式表达一个思想,允许复制表达的形式。对于此种思想与表达融合的情形,美国学者Nimmer列举了新闻图片的案例,比如,“美国越战中的‘米莱大屠杀’(My一Lai Massacre)的图片,该图片包含的思想无法被传播给社会公众,除非该图片被复制,而这无疑属于对图片表达的复制。”[39]为此,Nimmer提出“新闻图片”第一修正案(关于新闻自由)的例外,以保护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公共利益,从而平衡版权与新闻自由之间的冲突。

  

  五、结论

  

  总之,在处理新闻自由与版权的冲突时,如果必须引用版权作品的表达(具有公共财产属性的私人财产),以维护新闻自由,则媒体的使用行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要发表的新闻与该作品有密切联系。第二,如果不使用该作品,则媒体无法向公众详细地报道该新闻。第三,媒体的使用不得损害该作品的市场利益。否则,媒体的使用要么事先获得版权人的许可,要么被认定为版权侵权行为。

  以上的观点解释美国有关判例的可行性,比如,在Times, Inc。 v。 Bernard Geis Associates一案中,[40]该案的被告出版了一本探讨肯尼迪被暗杀的论文,该书刊登了一个复制于Zapruder拍摄的现场胶片的素描图片,该胶片的版权被原告下属的Life杂志购买,由此Life杂志起诉被告侵犯版权。法院认为:让社会公众获得有关总统肯尼迪遇刺案的最全面的信息符合公共利益,此时公共利益优先于被告的版权。法院还认为:“原告似乎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原、被告之间没有竞争关系。原告计划将来在电影或图书中使用这些影片画面,但是,被告在该书中的使用对这些计划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看上去更合理的推测是,该书将提高这些画面的价值,而很难看到其价值的减少。”[41]在该案中,显然该现场图片与肯尼迪被暗杀的情景联系密切;该新闻图片对于描述肯尼迪被暗杀的情景是必须,此时的文字描述效果显然无法与现场的新闻图片相比;被告的使用行为不会给原告的作品市场利益构成侵害。因此原告的新闻自由抗辩成功。

  而在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v。 Nation Enterprises一案中,[42]原告Harper & Row出版公司获得了前总统福特自传的版权,被告Nation杂志未经许可抢先编发了一篇2250字的文章,其中有至少300-400字抄自福特自传原稿。因此成诉。被告提出表达自由抗辩。美国最高法院认为: Nation杂志由于不愿或无力支付福特总统回忆录的使用费,但是他知道Time杂志将要发表该回忆录。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Nation杂志抢先发表了该回忆录,从而是自己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却把Time杂志推向了不利的境地。由此如果被告的新闻自由抗辩成功,无疑会损害到福特总统回忆录作者和Time杂志的表达自由。在该案中被告的行为符合了新闻报道(此处“总统福特出自传”也属于新闻事件)使用版权作品的前两个条件:要发表的新闻与该作品有密切联系;如果不使用该作品,则媒体无法向公众详细报道该新闻。[43]但是,由于被告的行为剥夺了原告通过发表其作品获得收益的机会,即被告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版权的财产利益。所以被告的新闻自由的抗辩失败。

  

  高荣林,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

  

  【注释】

  [1]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2]宋慧献:《版权保护与表达自由:冲突与协调》,《知识产权年刊》2006年号。

  [3]H。C。Wainwright and Co。v。Wall Street Transcript Corp。,418F。supp。620(S。D。N。Y。1976)。

  [4]Zacchini v。 Scrips-Howard Broadcasting Co。(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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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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