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社会权利:现代福利国家模式的起源与诠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55 次 更新时间:2005-04-29 00: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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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秉文 (进入专栏)  

  

  [摘要] 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社会事务不断的国家化逐渐体现在社会权利的要求方面,于是,社会权利便成为现代福利国家的一个催生婆,并日益成为保证企业竞争力和最大限度适应经济发展的一个“生产性投资”。本文以社会权利作为研究福利模式的一个起点,认为,社会福利的“非商品化”与社会权利相对应,是现代福利国家本质特征的一个体现,同时也是对“前商品化”一个反动。社会权利不是无条件的,其扩展程度越宽,非商品化程度就越高,由此福利国家便逐渐形成三种不同的模式。不同模式的福利国家对其社会分层化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各自的产业结构也就不同。这样,福利国家的三个模式在现实世界中就显得有意义了,即不同模式下福利国家的产业结构、就业路径和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后者反过来有成为测度不同模式福利制度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福利国家 社会保障 制度模式 商品化 就业路径

  

  “福利国家”这个术语的出现是战后的事情,至今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则形成于一百多年前的德国;如果继续上溯的话,四百多年前即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济贫法》可以被看是国家作为“国家保护人”对人类进入工业革命时代门槛之时对人类社会安全需求的第一个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济贫法》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国家的雏形,它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工业革命的社会。

  

  从《济贫法》到现代福利国家,在这漫长的三、四百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依时间顺序逐渐开始显露出三个特征:政治事务民主化,经济运作市场化,社会事务国家化(国家逐渐干预福利事业,成为福利国家);几乎是相对应地,社会运动与工人斗争也依次地表现为,在18世纪所要求的是“公民权利”,19世纪主要集中在“政治权利”或曰“经济权利”上,进入20世纪,从现代福利国家的角度看,主要表现在“社会权利”方面。

  

  1、社会权利:“非商品化”福利国家的本质体现

  

  在现实世界中,战后以来西方现代福利国家由诞生、到崛起和鼎盛时期,再到陷入经济危机,形成了一个抛物线状的发展态势。但是对福利国家制度模式和社会保障模式的理论研究上却是越来越热,呈现出一条上升的曲线。尤其近十几年以来,这个领域里的著述浩如烟海,流派纷争,方法各异。

  

  在这些著述中,丹麦籍著名学者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sen)对福利国家和福利制度模式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众多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从各自学科出发围绕着艾斯平-安德森“福利模式”的分类法展开了讨论,尽管对艾斯平-安德森创立的福利模式“三分法”的争议见仁见智,但后人们几乎都是从艾斯平-安德森为起点,从社会权利的起点出发,根据马歇尔的理论框架,将“非商品化”作为主要和唯一的分析方法来对待社会权利的问题,并把“非商品化”作为研究社会权利与福利国家之间的一个桥梁,使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将之成为研究社会权利的一个工具;通过对社会权利的分析,演绎出对不同福利国家和福利制度的比较分析,进而对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类型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1]。

  

  如果说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产物的话,那么,福利国家就应该是管理公共物品的一种工具,是一个权力中心,因此它又具有促成自身发展的倾向。那么,据此人们可以将福利国家定义为是对于公民的一些基本的、最低限度的福利负有保障责任的政制。因此,所谓福利国家就是对福利支出的主旨给予的一个制度承诺:对社会的公民权利和共同责任做出承诺,对“社会权利”给予法律保护;换言之,第一,当现代工业经济破坏了传统社会制度进而社会权利以法律的名义被固定下来并赋予一定的财产意义的时候,福利国家就出现了。第二,“社会权利”既可以被看成是对福利国家的起源的诠释,又可以被看成是福利国家的本来意义。第三,所谓“社会权利”是指,在工业化社会中,既然福利国家的福利政策和经济政策必须对工人给予强烈的社会保证,以最大限度地规避和降低工业化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为个人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旨在维持资本主义的再生产,那么,“社会权利”就应该定义为:它是保证企业竞争力和最大限度地适应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一种“生产性投资”。这个生产性投资是福利国家得以诞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之一。第四,由此,社会公民权利往往被认为是福利国家的一个核心概念。

  

  将“非商品化”这个重要概念引入“社会权利”和福利国家体制的分析框架之中并将之作为一个主要理论工具以此演绎出一整套比较严密的逻辑体系,这是福利模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贡献:如果假设社会公民权利是福利国家的核心概念,那么,首先,它必须包括“社会权利”的授予;假如社会权利在法律上和事实上被赋予了财产所有权的性质,假如它们是神圣不可侵犯并假定社会权利的资格基础是公民资格而不是其能力,那么它们必然带有“非商品化”的性质;如果承认福利国家中社会权利的存在和扩展是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基础,那么,社会权利就可以被视为是非商品化的“容纳能力”。于是,判断社会权利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允许人们依靠纯粹市场之外的力量去改善其生活水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非商品化”的定义内涵就是指个人福利相对地既独立于其收入之外又不受其购买力影响的保障程度,而社会权利就是对公民作为“商品”的地位的一种反动、一种限制或一个削弱的因素。

  

  2、社会权利:“前资本主义”中“前商品化”的必然结果

  

  在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在劳动力没有被完全商品化的时候,传统的社会福利存在于“不完全商品化”的形式之中。因此,所谓“不完全商品化的社会福利制度”这个概念的含义就是指,中世纪里决定一个人的生存能力不是劳动契约,而是家庭、教会或君主的福利环境。于是,“前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中的劳动力就可以相应地被称为“前商品化”的劳动力。这就是“前商品化”概念的第一个含义。

  

  但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绝对没有商品形式,例如,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是现金农作物;再例如中世纪的城镇中人们从事的生产也有商品交换;庄园经济或专制经济也存在着课税,也进行一定的商品买卖。但总的来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商品形式尚未大规模发展起来,劳动者为了生存只是偶尔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真正意义上的商品化的劳动者是不存在的。这就是“前商品化”的第二个含义。

  

  在前资本主义,虽然不劳动就不能生存,但是,生产者、农民、农奴或熟练工匠不论其工作效能如何,其家庭成员总能保持一定的自给自足;并且,封建劳役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互惠形式,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领主的家长般的帮助;在城市,劳动者一般来说是“基尔特”或兄弟会的当然成员,穷人通常还能够从教堂得到帮助。因此,与赤裸裸的自由放任政策下资本主义商品逻辑和救济制度相比,“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救助更多地是企图体现其慷慨和仁慈,大部分人依靠通行规则和社会组织基本上是可以维持生计的,即当大多数人能不完全依赖于工资形式的收入而生存时,商品形式无从谈起,这就是“前商品化”的第三个含义。

  

  第四层含义是,工人的“前商品化”地位还普遍地存在于自由放任主义极盛时期。这是因为,在自由放任时期,面对救济制度的严重不足,“前商品化”便成为一种自发的回应和保护措施,它不但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而且还具有相当的生命力;一方面是基尔特组织不断被废除,但另一方面其它互助性质的福利社团却经久不衰。“前商品化”的社会政策是“防止资本主义倒塌的拱壁”之一[2] ,也是我们今天所考察的现代福利国家的基石之一。

  

  在艾斯平-安德森和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等许多学者眼里,英国的斯宾汉兰德制度是前商品化制度的一个典型案例,因此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羁绊。所谓斯宾汉兰德制度,是指1795年5月6日由英国伯克郡斯宾汉兰德的地方长官制定的济贫制度,后为英格兰各地区普遍采用。这种制度不是规定最低工资标准,而是补贴工人的收入使之达到一定水平:一个工人每周的补贴水准按12公斤面包的价格折算,他的妻子和每个孩子各按6公斤面包折算。由于斯宾汉兰德制度实行的是“社会工资”制度,从而减弱了那些脱离了土地的工人迁往新兴工业都市的流动愿望,阻碍了劳动力商品化的进程,一味地固守着前商品化的原则,恪守着封建社会的保护传统,成为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羁绊,因此,1834年它被济贫法修正案即“新济贫法”取而代之。

  

  3、社会权利:对劳动异化的反动

  

  尽管“前商品化”因素普遍地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但是,无庸质疑地是,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无情地摧毁了旧制度的藩篱,“前商品化”时期的经济保障日益凋敝;于是,与自由放任主义资本主义原则相伴而生的必将是劳动的商品化。

  

  当人们为了生计和必要的生活保障而不得不到市场上去寻找工作和就业机会的时候,他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所有经济来源与生活保障就不得不依靠他的“工资劳动”了;当资本主义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需求必须通过商品交换得以满足时,购买力和收入分配问题便突显出来了;当人们的劳动成为商品的时候,他们独立于市场之外的生存权利便岌岌可危了,于是,“前资本主义”的“前商品化”福利就开始慢慢地让位于他们的“现金交易能力”和“现金交易关系”了。其它商品可以待价而沽,直至市场上的价格令人满意为止;但工人们不同,他们必须先生存,然后再生产他们自身和他们生活其间的社会;如果没有其它赖以维持生计的办法可供选择,劳动者则不能惜售自身。

  

  劳动力的商品化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最为矛盾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商品化问题是资本积累过程中阶级演变分析的核心所在,劳动力的商品化意味着人的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首次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经典著作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所造成的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严重脱节的不平等现象,指出,劳动固然为富人生产出奇妙的作品,却替劳动者生产出穷困。劳动生产出宫殿,替劳动者生产出茅棚¼ ¼ 劳动者用机器来代替劳动,却把一部分劳动者抛回到野蛮方式的劳动,把剩下的一部分劳动者变成机器。劳动生产出聪明才智,替劳动者却生产出愚蠢和白痴 [3]。 马克思运用异化劳动的概念,对资本主义的商品化进行了深入分析批判,归纳起来,它包含着四个内容,即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同自己的生产活动、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于是,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给予的结论已经非常明确,他认为私有财产首先是劳动异化的基础和原因,其次是劳动异化的结果,最后它是一切异化的根源。剩余价值的存在是使得无产者为了生计而出卖劳动力的资本从而成为劳动异化的物质基础。因此,劳动异化成为无产者不想为而又必须为之的结果,即为了生存必须付出的劳动。

  

  可以说,19世纪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无论它们是一种理论学说还一种意识形态或是一种政治制度,都是对资本主义将劳动力商品化这一历史事实的回应而诞生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劳动力的商品化是阶级形成过程中的必然要素之一:独立的生产者转变为无产的领薪者,失去的是对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换取的是劳动工资,因此,他们的家庭及其一切福利必定开始依赖市场,开始依赖雇主的支配。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其它任何商品一样,劳动力这个商品之间也存在竞争,也遵循着同样的供求规律;竞争越激烈,价格就越低;价格越低廉,工人的生活就越陷入贫困之中不可自拔,就越依赖于对劳动工资的获得,其福利和生活保障对现金交易关系的依赖性就越大。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占据统治地位、普遍的商品化市场原则渗透于社会每个角落的时候,个人福利的状况和水平就开始逐渐被货币关系彻底支配,货币就成为劳动的唯一目的。

  

  正如布罗代尔所指出的,在前资本主义制度,尽管货币已颇为流行,但大多数农民生活在货币之外,那时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4]。资本主义就是充分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使货币的逻辑冲破对土地和劳动力商品化的限制,一切物品都可买卖,一切物品的买卖都受法律保护,并且,重要的是货币成了劳动力商品化的价格尺度,劳动力终于成了一种自己可以出卖自己的一种特殊商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一切物与一切人都遵从货币的逻辑作为商品去自由合法地交换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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