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永瑞:东亚地域秩序:超越帝国,走向东亚共同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5 次 更新时间:2013-07-21 22: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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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永瑞  

  

  内容提要:所谓东亚秩序,指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东亚国际问题所适用的,或维持国际关系的某种特定范式。如果回顾一下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特定范式的演变轨迹,就会发现东亚国际关系是伴随着中国、日本、美国等中心国家的交替变化而不断被重新规定的。所以,本文拟通过考察中华帝国、日本帝国及美利坚帝国所主导的东亚秩序的形成、膨胀与消亡的过程,来分析各时期东亚秩序的历史特点。

  

  一、三个帝国与东亚秩序

  

  超越纷争和分裂的历史,建立和平、共存共荣的东亚,不仅在韩国社会,在东亚各地都在热烈的讨论,并有人试图付诸实践。处在二十一世纪之初,如果我们想真正担负起这一重任,则需具有能突破现实束缚的创造性思维。回顾东亚秩序历史的动机也正在于此,追溯历史也许有助于培养我们的创造性思维。

  所谓东亚秩序,指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东亚国际问题所适用的,或维持国际关系的某种特定范式。这里之所以要用“一定时期”来对其时间范围加以限定,是因为东亚秩序自古就是不断变化的,而且相信将来还会发生变动。实际上,如果回顾一下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特定范式的演变轨迹,就会发现东亚国际关系是伴随着中国、日本、美国等中心国家的交替变化而不断被重新规定的。所以,本文拟通过考察中华帝国、日本帝国及美利坚帝国所主导的东亚秩序的形成、膨胀与消亡的过程,来分析各时期东亚秩序的历史特点。

  当然,对这三个秩序都通称为“帝国”,也许会引起争议。为了尽可能避免可能产生的误会,这里有必要首先简单说明一下本文所说的帝国的意义。帝国概念的核心也许就是,帝国在本国和周边国家——在东亚则先后有朝贡国、殖民地、卫星国的性质变化——之间的关系上设定一定的位阶秩序,享有独自规定帝国势力圈之内各国对内对外政策的权力。从这种意义来看,完全可以用帝国的视角来比较近代以前和以后的东亚秩序的运作方式。这样不仅可以更有效地分析各秩序的特征,而且能够更好地理解各秩序之间的连续性。

  当然,从帝国的视角来看东亚秩序,也会过分抬高中心国家的规定性,而相对忽视了在东亚秩序中处于周边地位的国家的作用,以及东亚秩序的变化过程。所以这里也尽量考虑到了周边的视角。①尤其是以周边国之一,韩国的地位和作用为焦点,回顾东亚秩序的历史,展望二十一世纪新东亚秩序产生的可能性。

  

  二、中华帝国与小中心

  

  传统时代东亚国家间关系的特定范式,大体上可以称之为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可是如果将这规定为中华帝国的秩序,也许会有人提出异议。所谓中华帝国,并非单纯指皇帝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体制(即帝政),而是规范构成一个帝国圈的帝国本国和周边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的位阶秩序。在这个意义之下,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否真的是“华夷秩序”,也许还有不同意见。

  中国的华夷秩序,一般理解为以中国皇帝与周边各国的国王之间所形成的礼仪关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它起源于秦汉统一王朝出现以后,中国王朝与周边各国家和民族所建立的政治关系;到后来,具有世界帝国特征的隋唐出现以后,其特征更加明确。虽然隋唐世界帝国解体,但十五世纪初明朝建立以后,随着朝贡制度的形成,这种国际秩序也进一步体系化。

  这种华夷秩序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华夷思想──成为这一秩序最为核心的理论基础。从将中国视为世界中心的本民族中心主义出发,将中国作为文明的中心“华”,而把周边视为落后的“夷”,即以文明的程度来确定彼此的地位差别,从而形成位阶秩序的文明圈。可是,由于周边国家和民族也可以接受这一文明的标准,因而具有文化普遍主义的外形。当然,历史上中华帝国也根据自身所处的现实状况和需要,有时也有选择地使用武力强迫周边屈服。可是明清时期所表现的典型的朝贡关系说明,中国并没有直接统治周边的意图,而是采取册封周边国家的君主,在内政和外交上发挥影响力的间接统治方式。特别是满族所建立的清朝,在广大的版图内统治着多个民族,表现出多元的景象。与这种间接统治方式相辅相成的是,周边国家也分享着中国的天下观乃至华夷观,具有一种文明共同体的性质。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特点,所以中华帝国秩序,往往并不是中国单方面强迫建立的支配从属的位阶关系;与近代世界出现的帝国主义的支配关系相比,能够建立范围更加广大,更加多元、宽容的秩序。从今天的立场看来,这也许可以成为我们探索帝国秩序的替代方案的一种思想资源。②

  可是,笔者还是想提醒大家,应该注意中华帝国的“帝国性”,因为中国历代王朝为了提高自身的正统性,都追求一种帝国倾向,这也是理解中华帝国的关键。虽然所有王朝都追求统一天下,将帝国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大一统,但是只有真正能够统治周边的四夷,或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以实现大一统的中华王朝,才能算是中华帝国(例如秦、汉、唐、元、明、清)。因此,中华帝国当然指的是中华王朝,但是中华王朝并不一定都能被称为中华帝国。这种大一统观念,也同样影响到征服王朝的统治理念。③可是在西为沙漠、东为大海的有限的地理范围内,一旦将统治范围之内的民族和地域统一于帝国,则不会轻易承认它们从帝国分裂出去,将国家组织视为正统,这种集团记忆被深深烙印在中国人的脑海里。

  那么,中华帝国的周边为什么参与这一秩序呢?郑容和的论文④通过朝鲜的例子,深入分析了周边自发地参与中华帝国秩序的动机。与日本同中国有大海阻隔不同,朝鲜与中国接壤,只能通过朝贡来保障国家安全和内政外交的自主空间。此外,从儒教文明圈的中心——中国的天子那里获得册封,可以提高自己统治权的正当性。特别是在发生像“壬辰倭乱”(中国称之为“万历朝鲜之役”)这样的外来侵略或内部民众叛乱,政权处于危机之中时,更是要依靠朝贡体制来获得国际的政权保障。

  华夷秩序的另一特征,就是在中国皇帝和周边国王之间的朝贡和回赐的关系之上,派生出国际贸易关系。从朝贡的次数、规模来看,这种贸易除了只能在规定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国家间的公贸易之外,还有被编入使节团的特权商人与对方特权商人之间进行的私贸易。由此看来,华夷秩序既是国家、王朝之间的礼仪的对外关系,也是外交和通商上相辅相成的国际秩序。

  从周边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华帝国的这种特征也许表现得更加明显。姜抮亚注意到传统时代中国经济超越于西方之上的生产能力和技术力量,所以认为周边国家参与中华帝国秩序并不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中国”,而是因为有一个“富有的中国”。最近学术界开始以东亚为中心重新解释世界史。根据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中国依靠在丝绸、茶、陶瓷器等主要世界贸易商品上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技术水准和生产能力,在十六世纪以来的三百余年里,一直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维持着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与欧洲拉开距离是从白银开始流出的1820年以后的事情)。正是在这一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正式的朝贡贸易体制衰落,私贸易兴盛,引起了国际贸易的一大变化。因此,在早期朝鲜被密切编入朝贡体制,与其它地区相比,在安定地供给物品和输入技术方面具有更有利的条件,结果在“紧跟中国型发展”上能暂时领先;但是到后来,反而是像日本那样的偏邦国家更加有利。

  如此说来,中华帝国为什么会崩溃呢?对于这一问题,也同样可以从周边的视角来分析其原因。为此我们首先需要理解这样一种事实,即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之中,还存在着多个由小中心秩序形成的重层世界。中华世界之中的小中心,也同样借助中国的华夷观,并将其适用于自己的周边地区。⑤例如在韩半岛,高句丽早就以“华”自处,将周边民族纳为属民,朝鲜王朝的世宗和世祖在对女真的政策上,也同样接受女真的朝贡,也满足日本称朝鲜为“大国”或“上国”。朝鲜后期,当满族建立的清朝统治中国大陆以后,朝鲜更以“小中华”自居。这些历史事实,都可以放在这一脉络上来理解。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日本和越南与各自周边地区所结成的关系上。如果把这些历史现象看作对“中华思想的分享”,那么这一地域也许就可以被称作“中华思想共享圈”。⑥如果把这些小中心的作用放在巨大的朝贡贸易体制框架内来观察,特别是越南、朝鲜、日本这样的周边国家也形成了自己的“小规模朝贡体制”,希望以此改变中国中心的秩序,这种努力也许可以被视为这一地域历史变动的主要动力。⑦

  在笔者看来,中华世界的重层性,也许正是中华帝国变化的内在要因。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前,尤其是在满族的清朝取代汉族的明朝以后,即十六世纪末期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已经受到来自周边国家的批判,小中心自身的认同性(identity)也逐渐体系化,对后来这些国家向作为国民国家形成原动力的民族认同性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是,这种思想变换,无论如何还只是作为促进中华世界变化的内因在起作用,而改变这一架构自身的力量却来自外部,即来自起源于西方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冲击。

  中华秩序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转变为一个一个的国民国家,这一过程与西方历史上中世纪帝国分裂为众多小的国家,最后发展为国民国家的过程很不相同。⑧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帝国,其内部各民族没有独立成为国民国家,中国几乎原封不动地沿袭了清朝以来的领土,而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国民国家。只是位于其周边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摆脱朝贡体制,成为独立的国民国家,将“披着国民国家外衣的帝国”——中国视为他者,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

  

  三、日本帝国失败的大东亚共荣圈

  

  在中华帝国动摇的同时,东亚在西方列强所标榜的万国公法的基础上重建了新的秩序,也就是转为根据新的主权概念,由享有主权的国家之间相互订立契约即条约而成立的国际关系。在向这种新秩序转变的过程中,各国至少在形式上具有了平等的地位。但是在近代世界,以主权概念为基础的万国公法所阐述的国际关系原则,在现实中很少被遵守,而肆行于世的则是资本主义的动力及作为其强制手段的武力。甚至可以说,主权的原则与现实的隔阂不是例外的情况,恰是其正常状态。从根本上说,近代国际秩序是在标榜万国公法和文明的国际秩序的同时,却由霸权国家主导这一秩序的方向,这是其内在的矛盾。

  可是在东亚,不存在霸权国家,不安定的秩序还在继续。从这种意义来说,这一时期的东亚的状况也可以说是“无中心的东亚”。至于其缘由,金基正从世界体制论的角度进行了说明。十九世纪后半期世界体制经历了一次结构性变动,英国失去了霸权国家的地位,而与此同时以德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上升为世界的中心国家,世界体制正在从“单一中心结构”向“多元中心结构”转变。在这一变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列强之间的激烈竞争,从而加强对新近编入的周边国家的压迫,尤其是在东亚,在德国、美国和俄国等发展稍晚的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同时,日本又加入进来,所以只会形成极度不安定的中心—周边结构。

  在中华秩序下处于偏邦地位的日本,这时为了取代没落的中华帝国,从而具有“华”的地位(所谓的华夷变态),正积极输入西方文明,成功地进行了体制改革。它逐步修订了过去在欧美列强压迫下开港通商时不得不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体制(1899年废除治外法权,1911年恢复关税自主权等),由此从周边上升到半周边,再急速进入到中心的行列,巩固了日本帝国势力范围的基础。日本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期不安定的国际秩序,列强走向势力同盟的趋势下成功地与英国结成同盟体制,在阻止俄国南下的同时,上升为这一地域的“中心”。日本的这种对外战略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这是因为美国想通过与日本的联合,来维持其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在英美的支持下,日本先后吞并了台湾(1895年)和朝鲜(1910年),进而在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地区,扶持傀儡政权“满洲国”,从而得以大大扩大了日本帝国的版图。可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与英美的矛盾也产生了。随着日本势力进一步向中国内陆扩张,终于在1937年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与英美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地更加激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所选择的道路是结束不安定的“无中心的东亚”,由日本来主导东亚地域秩序。所以,日本表面上以推翻英美的殖民统治,解放东亚各民族为借口,企图取代传统的中华秩序,建立大日本帝国的自给自足体系(即“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帝国在与美国的关系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为了利用德国在欧洲接连得手的大好时机而捞取利益,同时也为了防止德国势力可能介入东南亚地区,从1940年8月起连续几个月竭力推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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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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