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布雷斯:没有心肝的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8 次 更新时间:2013-07-21 22:2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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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布雷斯  

  而穷人不工作,是因为政府给了他们太多的福利。这些理由在根本上是没有说服力的。还有人论证说,给富人好处就是间接地救助穷人,这同样没有说服力。他们说这就是所谓的滴流(trickle down)效应,或者他们又拿马与麻雀来打比方,意思是如果马有足够的燕麦吃,就可以留一些给麻雀。人们对这种说法总是只报以温和的嘲讽。

  同样地,当大多数还算有点头脑的美国人听到有人提出需要“更大的激励”的时候,立刻就会自然而然地断定,在某些地方,有些个人、群体或者企业正在追逐更多的税后收入。当然,他们不一定就会认为政府以穷人的名义所进行的干预在本质上是无效的,而这是漠视穷人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公共部门的无效并不会成为反对防务拨款、农业基金,或者帮助大陆伊利诺国家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 National Bank)与信托公司(Trust Company)这些事的理由。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富人面对着穷人对自己的丰裕的辩护不必一定要在思想上有什么冲击力。只要没有公开承认某项立法是为了富人或者别的有势力的人,也就过得去了。

  众所周知,里根总统之所以能上台,是靠着美国人中生活比较舒适的那部分人的热情支持。在一个民主体制中,为自己的支持者干点什么是很正常的事。那么,里根对那些给他投票并慷慨资助他选举的人予以回报,这似乎是无可厚非的,甚至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最适合或者说最受欢迎的回报当然就是减税,这种做法对那些收入较高者影响最大,同样这对底层人的支出也相应地影响最大。只不过为了这个丰裕社会的面子,此事不得声张。在1981年的秋季,当管理与预算办公室(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的主任大卫·斯托克曼(David A. Stockman)承认说,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只是让收入更多地流向富人的一个幌子罢了,几乎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这话确实是真的,但也是对政治上礼数的一个很大的冒犯。

  我还想谈及托马斯·伯恩·埃德萨尔(Thomas Byrne Edsall)的新书——《新不平等政治学》(The New Politics of Inequality)。该书提出并极具说服力地证明了我在此处提出的观点。他在结论中所写的话,本来也是我想说的:“在过去的十年中,”——要我说应该是几十年——“政治进程中的改变已经强化了富人的权力并侵蚀了穷人、工人阶级和中低收入阶层的力量。这种转变反过来又导致极其有利于富人的经济政策的施行。这种政策处罚穷人,让大多数的劳动者和中产阶层承担日益加重的税务负担”。

  随着社会越来越富裕,国内外穷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都受到了损害,这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论断。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个趋势,或许这才是能带来一些希望的办法。在工业国家,仍然还有这样一些人——虽然他们个人有好运气,但他们的同情心和基于这种同情心的政治责任感也还存活下来了。无论如何,我渴望看到这个问题能得到更为真诚的讨论。

  在美国未来的几年,随着穷人更多地参与到选举中来,他们的政治地位可能会有所改善。在过去,穷人——特别是那些处于少数地位的穷人——没有参与投票。黑人们最初被剥夺了投票权,而后他们又没能很好地利用这个权利。如果穷人能像富人一样去投票,其政治影响是重大的,甚至是惊人的,而且有迹象表明,这可能真的会发生。在城市的政治生活中,以及在全国性的政治生活中,黑人领袖们正在鼓动他们的穷人和黑人选民们去参与政治行动,这种情况以前还从未发生过。在一些大城市,如芝加哥、费城、洛杉矶、底特律,出现了黑人市长,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还有,破天荒地出了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这个广受瞩目的参加角逐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黑人。只要这一发展趋势持续下去,人们就不能不顾及黑人和其他少数群体的选票,那么,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就会恢复对穷人之经济地位的政治关切。

  由富人为富人全面管理的整个现代经济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陷入失败。到那时,柯立芝与胡佛政府的灾难将以不同的、现代的形式重演。这种管理体制包含了一个基本的矛盾,一方面是保守派对自由企业、货币主义幻想和为富人而采取的税收政策的固守,另一方面是这样一个硬道理,即现代经济中的通货膨胀、衰退与萧条,只能通过来自国家全面的、有社会关切的干预才能得以避免或减缓。

  具体地说,我们可以通过收入政策来预防通货膨胀,但这带来的是失业、设备闲置以及其他痛苦的衰退与萧条,这就是货币主义政策的行事方式。或者,我们还可以通过税收来管制需求(并限制赤字),并通过直接的政府干预和谈判来限制工资和物价的螺旋形上升,这是更为良性的收入政策。不管保守主义者会感到不快还是径直予以否定,这就是唯一的选择了。经济政策仍然是界乎于不快与灾难之间的选择。

  在过去的这些年,富人们的管理体制已经选择了货币主义与衰退。对他们来说,别的做法在意识形态上是不能容忍的。而且,靠高利率运转的货币主义,对于那些有钱可贷出者的福利来说,并非没有好处。跟那些没有这种资源或者不得不借钱的人相比,那些支持这一立场的人更富裕。经济学的一个典型谬误是,它假定货币政策在社会上是中性的。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经济的失败与衰退可以再次把足够多的人置于危险境地,这将威胁到人们因丰裕而产生的经济上的满足感,而政治态度和投票状况将随之改变。这正是大萧条时所发生的情况。但是在那些乐观的未来主义者的玄想中,所有这些或许已经装不下了。他们的玄想,与所有那些曾经历了经济与政治预言破产的人的正确警告恰恰相反。毫无疑问,丰裕作为我们同情心来源的人性之光已经暗淡了不少。我们最好认识到,情况就是这样。

  我并不是预言,随着丰裕的日益增长,保守派的政府将永远在台上执政。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处于选举年的夏季,这么预言是一个冒险,对此,我已谨慎地放弃了。有别的事情决定着选举,包括刚提到过的参加投票人数、妇女自身利益和选票,以及对海外投资的普遍疑虑,甚至还有更为紧迫的对核战争的恐惧。但我的确要说,社会丰裕的一个效应就是政治的日趋保守化,而且,若把过去这些年中的亲富人运动(pro-affluent movements)仅仅看作是对一些社会关切的常规状态的暂时偏离,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译 / 昝涛,校 / 牛可)

  原文出处: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Heartless Societ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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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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