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官方的意识形态里，西柏坡是一个革命圣地。建立起这个革命圣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和刘、周、朱、任、 陈、林、邓等开国元勋。正是在这个小村子里，中共的领导核心指挥着它的军队以武力战胜了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使得国家易主江山易色，由姓国变成了姓共。冠于中国共产党之上的三个副词“伟大、光荣、正确”，其底气就来自于打赢了这一场夺取江山政权的战争。

所以，西柏坡成为一个象征，一个用武力夺取国家政权的象征，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力合法性的象征。中共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实际上是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同代人，也是打赢了国共战争的开国元勋，是这一革命圣地的创造者之一，他本人无须到这里来朝圣；但是他以后的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上台以后都要到西柏坡去一趟，以表明继承革命传统的姿太，同时也表明自己和自己的政权是当年战胜者的合法继承者。

同样可以为中共执政合法性来做注脚的，是建国六十多年来所产生出来的歌颂共产党武力战胜国民党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汗牛充栋，卷轶浩繁，但只说明了一个道理：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用武力战胜了国民党，所以由共产党建立的国家政权是天然合理的。

回顾历史，我们得承认共产党赢得这一场了不起的国内战争确实有其合理性：其合理性源于当时国民党政权的专制和腐败；源于中国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源于当时的民主党派抛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共产党；更源于重庆谈判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民主、宪政和人权的旗帜，赢得了中国各阶层民众的支持。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中国民众中表现出的那一种勤俭努力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就是这种合理性的自然表现。可惜的是，掌政者随之改旗易帜，当时的历史合理性不断丧失。

是的，改旗易帜！

改旗易帜这个词，一向被中国共产党人用来贬斥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背叛和对资本主义的妥协。但是首先改旗易帜的，却是掌握了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自己。回顾那一段历史就可以知道，抗战胜利之后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和国家政权，举的并不是共产主义的旗帜，而是民主、宪政和人权的旗帜，这只要看一看当时中共的喉舌《新华日报》的舆论导向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共产党人和它的合作盟友们是高唱着：“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力量死亡！”以这样团结的力量奋勇前进，才战胜了国民党政权，成为国家的统治者。所以，对国民党政权的胜利除了武力外还有几个重要因素，这几个因素即使不比武力重要，也绝不比武力轻多少，这就是：

民主与宪政的理念；对农民的许诺；民主党派盟友和知识阶层的支持。

但是共产党人打下江山执掌政权之后，除了枪杆子紧握不放外，其他几个都丢弃了：

你可以向国民党的“法西斯蒂”开火，但不可对我的一党专制发言，再提民主、宪政与人权便成了反党反政府；

土改分给农民的土地被合作化和公社化收回，农民成了彻底的无产阶级，却享受不到“无产阶级政权”的任何红利；

当年反对国民党专制的盟友民主党派和知识阶层被一脚踢开，由座上客变为阶下囚。

所谓人民江山，实际上成为一党江山；近而由文革变成为一人的江山。文革的结束只是结束了一人一家的江山，恢复到开国元勋们的一党江山。而其后三十多年的发展只不过是将开国元勋们的一党江山延续为打江山后裔们的一党江山。要回到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民主、宪政和人权的基点；把一党永继的“人民江山”变成时时更新的民选政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当权者要像蒋经国先生那样憣然醒悟：用武力夺取并用武力维持的政权，并非永远光荣并且合理！

在一个承认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一个用战争赢得的政权并没有天然的合法性。只有它把选票交给民众，使自己在理念的竞争和民意的选举中获得胜利时，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否则，硬性用枪杆子维持一天，它的合法性危机也就存在一天。

小的时候，听到“人民江山万万年”这样的话，会感到非常自豪；看到电影中解放军痛扁国民党，更是感到快意非常。但是现在，再听到“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样的陈词滥调，便禁不住要犯恶心。再看到电影电视中共产党军队对国民党军队一如既往的穷追猛打，也不再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快意，反而有同室操戈的痛感，更对制作者有一种不识时务的批评。当一个甲子的历史翻过，当年流落孤岛的穷寇国民党明智地放弃了暴力统治，在民选中重新赢得执政地位时，他们已从历史上的落汤鸡变成了浴火重生的中国凤凰；而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时值今日还在一味歌颂当年的武力战胜，岂不知打江山坐江山，已是不容于当今时代和世界潮流的陈腐观念；岂不知在崇尚理性和民意的国际大环境中，我们已快成为千夫所指不思改进的“穷寇”。

是的，在一个说理的社会中，曾经打赢了一场大架并不能作为眩耀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