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回忆“现行反革命”狱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5 次 更新时间:2013-07-17 2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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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 (进入专栏)  

  

  编者注:本文节选自王学泰正在撰写的长篇回忆录《鸿爪掠影》。“文革”后期,王学泰因言获罪(被告发有攻击江青的言论),锒铛入狱。本篇所写主要是作者在狱中接触到的一些社会底层的“现行反革命”犯,从一个特殊角度一窥那个所谓“最革命”时代。

  

  我是1976年7月26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13年的。先是在K字楼的羁押待上诉犯人的筒道呆了十余天,谁知第三天就碰到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本来只有十天的上诉期,不上诉的十天过后就要去监狱或劳改场了,碰上这倒霉的地震,在这里憋了二十余天,待8月中旬才转到与K字楼只有一墙之隔的一监。K字楼在西面,一监在东面。

  

  清末建的监狱

  

  北京“一监”是大名鼎鼎的,它不仅是北京监狱的“第一”,也是中国监狱史第一个“文明监狱”,是清末清廷政府实施政治改革、法治改革时,建筑的第一个示范性的监狱。本来是打算做橱窗用的,没想到大清国还没有使用就倒了台。

  这里位处北京外城的西南,“地势卑下,众水所归”(我小的时候常到这里捉蛐蛐,逮蚂蚱,水很多,下挖一尺深就见水,很像南方),蚊蝇成阵,在北京城中也是块很烂的地方。盖了这座监狱以后,正对着监狱门修了条路,名为“自新路”。路名也体现了当时新派人物关于监狱的新理念--犯人被关,限制他的自由,并非只是惩罚他的既往,更着眼他的未来,望其改恶迁善。

  民国初年,一监叫做“京师模范监狱”。我小时候,家就住在米市胡同南口,经过珠巢街就是自新路,大约只有四五百米。上小学时就知道这里是一监,是关押坏人的。

  解放初,自新路北口有个私塾,都到了五十年代还在教《百家姓》 《三字经》 《千字文》和《幼学琼林》之类。有个邻居小孩就在这里读书,我常去找他,因此常常看到“北京市第一监狱”这块牌子,牌子下有军人荷枪守卫,很好奇。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能亲履其地,而且还在里面住了足足两年。

  鲁迅在其著作中多次谈到一监,他的一些木器家具就是在一监工厂买的。

  鲁迅把一监视为是没有自由的地方,实际上这是最没有尊严的地方。有独立人格或向往个人尊严的人坐监狱是最痛苦的。

  上世纪90年代初传说要拆K字楼,在那里由香港商人投资要盖游乐场。后来没建成,但这片楼群确实拆了,随着就是一监,都被夷为平地。这里被改造成为北京公安局干警的宿舍区,高楼林立,命名“清芷园”。其实,这个监狱应该是个文物,它负载的历史太多了,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可与王府大街北口路西北洋政府总统府相比。可惜,两个都没了。

  

  一监的格局

  

  初入监狱,除了心怀惴惴之外,总免不了有点好奇。这里就1976年到1978年北京第一监狱与犯人情况作些介绍。

  一监除了监狱行政的办公机构、看守人员和狱警的宿舍外,犯人所居住的地方分为入监队(刚转入监狱者)、出监队(快到期犯人,在那里学习出狱后的生活)和十个中队。

  被判刑的犯人,只要不是立即执行的死刑,不论轻重,一般是先送到一监的入监队。只在入监队呆了几天就被正式发往监狱了,由于是重刑犯(十年以上),我被留在一监,分在三中队。这是个专门关押反革命的中队,在清河塑料厂劳动。一监一共有十个中队,九个男队,一个女队。

  三中队大约有一百三四十个犯人,分为三个小队,我在三小队。三中队分住在两个筒道,一二小队占一个,三小队与保全组、小报组(所谓“小报”是由监狱方面主持,犯人编纂的《劳改通讯》)以及杂务组(管各种杂事如清洁卫生、监规纪律的犯人)共住一个筒道。

  我在网上搜索到两幅照片,题为“民国时期的北京监狱”,有的题为北京的“二监”。我看就是“北京第一模范监狱”,也就是解放后的一监。

  图片是全景,从高处俯瞰,各筒道成放射形排列,中间空地就是“三角院”,有树有草,还有水龙头,洗衣服的水池子。

  图片是某个筒道,拍摄角度是从筒道底部(筒道底部封口处还是一间小房)向中心圆厅。如果我住的就是这个筒道的话,我所待的监房就是痰桶之侧的那一间,对面就是上面说的保全组,保全组的里侧就是小报组。

  三中队工作的车间是压制塑料凉鞋的,车间大门与一、二小队住的筒道相连。车间只要开工就是二十四小时三班倒,三个小队轮着转。早班是上午六点至中午两点;中班是两点到晚上十点,夜班是夜里十点到第二天六点,与社会上一样。一监地处宣武区,那时北京是分区轮流停电,宣武区是星期四停电,所以塑料厂也是星期四休息。

  三中队是反革命中队,照通行说法,这个队里都是“政治犯”。毛泽东定义政治时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反革命”在大家心目中也就是代表反动阶级的,那么反革命是政治犯,也是顺理成章的。

  

  星期四包饺子吃

  

  进了监狱不仅断绝了自由,以往事业也一笔勾销,家属也见不到了,万念俱灰,人类的乐趣只留下吃了。

  星期四,监狱怕休息日犯人无事生非,就给找点事干,那天多吃饺子。面、菜、馅发到每组,由组内人自己包,包好了用床板搭到厨房去煮。星期四又是接见日,农村犯人因为家里有孩子来看,往往会端上刚刚煮熟的饺子给孩子吃,弄得农村的犯人家属以为一监老吃饺子,甚至羡慕犯人的生活。

  在一监两年的冬天里,我深感食物热量的差别及其对身体的影响。因为监室内没有取暖设备。晚上睡觉要把能御寒的衣裤都压在身上。如果晚饭是馒头,睡觉时就觉得暖和许多;如果主食是馒头,菜是炸橡皮鱼(1977年北京常卖橡皮鱼,北京人不认识这种鱼,也不知道怎么吃。厨师就拿来炸,简单省事),简直是火上浇油,一晚上都会热得睡不着。

  在一监是管饱的,窝头按定量是每人两个,实际上,往往还有吃不了的又拿回去的。犯人还常常把窝头切成片(在车间干活时有修塑料凉鞋用的小刀),放在注塑机的机筒上烤,外面用鞋箱厚纸扣上保温,机筒温度一百二三十℃,烤不煳,两个小时以后,烤得焦黄酥脆,用以作零食。这大约是犯人能保留的仅有的饮食乐趣,还常常被禁止。

  有劳动力、又从事劳动的犯人按规定每月有两块五毛的收入,用以购买牙膏牙刷肥皂。城里人拿这点钱不当回事,而农村人舍不得用,给家里攥着,年底寄回去。那时北京郊区许多生产队的农民干了一年活,年底分红,拿不到钱,有的还欠生产队的钱。

  

  号内人物扫描

  

  三个执行员

  

  我所在的三中队三小队,监室中有两个“监龄”最长的老号,一个是执行员(犯人中的小头目)刘永志。大约有六十来岁,1948年就被关起来了,1976年还没有到期,已经蹲了28年大牢。他是个反革命杀人犯,其实“反革命”有点勉强,他的犯罪动机可能就是图财害命。那还是1940年代,他与父亲在平谷给一个老板打工,为贪图财物,父子俩把老板杀了。这个在监狱中过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已经与监狱生活合二为一了。在监狱中,他从没有不自由和别扭的感觉。

  通常,他一语不发,只盯着别人,只要发现与监狱氛围不和谐音的,立马就会制止,或者汇报。比如人家谈到老婆孩子,他就会制止:“嗨!说点别的,这不利于改造!”谈吃谈喝谈女人是监狱中永恒的主题,人家一说到吃,他马上就会严厉质问:“监狱吃得不好吗?我觉得比我小时候在家吃的好多啦!”他心中只有监狱这一本词典,一开口就是监狱语言,其词汇不能溢出监狱词典之外,别的话不会说,别的词也没有。

  我初到这个监室就感觉到,这个人无知又讨厌,你不招他,他会管你,而且无事不管;幸亏他快到期了,很快就离开三中队,到了出监队,我们才逃脱了一场恶梦。

  另一个执行员叫董清旻,他年轻,才三十来岁,为人精细,手也巧,经常做点小东西,写美术字。长得有点女相,仿佛明代仕女图上的人物,很文气。他也是“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十年。他认罪,每开会发言必然联系自己的罪行,批判一通。他的口头禅是“老想出去,出去干什么?里外还不是一样”。

  在监室中,董清旻是个抹稀泥的角色,比如刘永志挑毛病,他往往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刘永志出监后,换了木匠马宜来替刘,马宜也是个忠厚人,从此监室的气氛好多了。我在这里呆了两年,始终没有感到特别受压抑,与董、马这两个执行员有很大关系。

  董清旻1979年平反。出监后,从文字学家康殷学习篆刻,给旅游中国的外国人刻章。后到日本谋生了,最初也是篆刻,开个小店,后来连家属也接了去,做起了买卖,十多年前入了日籍。回来探亲,有时还到我家坐一坐,我们谈起一监往事,恍若前尘。

  马宜是个极为灵巧的木匠,三十多岁,可是乍看,简直就像五十多岁的。门牙也没了,脸上能打褶子的地方也都打了褶子,满面风尘,一脸沧桑。他是因为参与武斗,又有点反动言论才被判了八年。像他这样轻刑犯也被留在一监,大约与他会木工有关。

  看守很相信他,给他单开了一个木工室,地点就在我们所住筒道的顶端。小屋里摆满了斧子、砍刀、锯子、刨子等,三中队大约只有他才能单独掌握使用这些工具。马宜手艺心思与他的粗陋相貌成反比,还能给队长干点私活,如打把椅子,修修立柜等。他还会做乐器。三中队有个能作曲并能担任乐队指挥的人,名叫马贵峰。政府叫他组织了一个乐队,领导大家唱革命歌曲(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红歌”)。这个乐队除了董清旻自备琵琶,还有三四把小提琴和监狱原有的锣、镲、鼓之外,其他二三十个人的乐器都是马宜做的。包括中提琴、大提琴、贝司,二胡、四胡、月琴,各种笛子、唢呐等。

  他也把监狱当成家,也许在外面他没有任何亲人了。马宜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憨厚在干部中留下好印象的,这一点与刘永志不同。

  

  同监室的另外几位

  

  “监龄”长的老号除了刘永志之外,还有一个是杂务张贵。他是个近郊的农民,四方脸,头很大、头顶全秃,1950年就进来了,到1976年也快六十了,牙快掉光了。吃窝头时都是把窝头碾碎了,泡在菜汤里然后灌入口中慢慢用牙床子咀嚼。他上过几年学,当过一年国民党青年军。

  张贵也是监狱坐久了,好像不觉得是在监狱,平常一副散淡的样子,很难看出他是犯人。张贵谈自己的经历也很坦然,似乎不觉得那些就是苦难。徐连生很爱学她的女儿数年前一次接见时说的话“爸,我和我妈就跟我叔一块过了”。张贵听了也就憨厚地笑一笑:“反正肥水没流外人田。”惹得满屋子人大笑。

  挨着张贵的是个工人,名叫刘义山。他是石油部门的建设工人,专门建设炼油厂、石化基地等工程。他沉默寡言,只要闲着,他总是坐在小板凳上、趴在炕头写。我问他写什么,他回答:“就是练字,旁边有什么就照着写什么。有报纸就抄报纸,有毛选就抄毛选。”这也是一怪。后来才渐渐知道他的案子在当时是个“惊天大案”,不仅轰动北京,而且形成中央文件,举国皆知。

  刘义山在湖南一个基地搞基建时,得到一本手抄本的小说《第二次握手》。他没事就抄这本小说,后来转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现今叫燕山石油化工厂)搞基建,他就把这本手抄小说带到北京。从此这本小说就在北京流传。后被北新桥街道一个“小脚侦缉队”的老太太发现了,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报到北京市委,最后送到主管意识形态的姚文元那里。姚文元批示说“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这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

  

  筒道的几位杂务

  

  除了这些人外,每天与我们打交道的还有本筒道的杂务。杂务也是三班倒,一共三人,除了张贵外,另外两个姓张与姓孙。

  姓张的外号叫“大了”,不知谁给他起的。旧社会妓院男掌柜的俗称“大了”(或称大茶壶),因为娱乐业等处都是多事的场所,主持这种行业的人黑白两道都得说得上话,吃得开,这样才能化解各种矛盾冲突,平安喜乐地赚大钱,因而这个总管事的被称为“大了”,含有赞美之意。这个人五十多岁,听说“三反”“五反”时(1950年代初)就进来了。他嘴非常碎,经常唠唠叨叨,几乎挑所有人的毛病,给人的印象非常坏。一些老号老拿他开心,让人感到有些侮弄他的意思,但很少有人同情他。后来“大了”到期走了,人们才公正地说:“大了,人不坏。他很少给人汇报。犯人在筒道出点事,到他那里也就给‘了’了。”

  孙姓杂务,比“大了”更老,六十多了,花白头发,圆脸。他很有尊严地在筒道门口的凳子上一坐,不管犯人还是队长从他前面过,他都是一动不动,稳稳地坐在那里,很少管事。有时三个杂务张贵、大了、老孙都坐在杂务值班的筒道口,当看守从此路过时,老孙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张贵就只抬抬屁股,而大了就会突然立起站得笔直,并向队长献媚地笑一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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