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战后“第三势力”为什么逐渐左转?

——谈张君劢与现代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9 次 更新时间:2013-07-17 1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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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  

  

  2013年6月29日至30日,“张君劢与现代中国”研讨会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召开。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史、思想史与宪政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张君劢先生一生奔走于政坛,同时发声于思想文化界。他的著述涵盖了历代中国政治与思想、儒家思想史与新儒家哲学、中国宪政、民主社会主义等诸方面内容,将西方哲学、宪法和宪政思想介绍到中国。本次研讨会由杜维明教授主持,来自台湾中央大学的汪荣祖教授发言主讲“战后第三势力的兴衰”。以下为发言实录:

  

  汪荣祖(台湾中央大学教授):非常谢谢杜维明教授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谈到张君劢我就想到“第三势力”,准备了发言稿,因为是临时写就,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

  什么是第三势力?简单的讲就是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力量,又称为中间力量。第三势力中的人,多半都是崇尚自由与民主,以及超越党派、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可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中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张君劢先生在1952年于纽约出版了英文书《第三势力》。另外一位美国学者,在1974年拿到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写的是张君劢,这本书没有出版,但博士论文可以看到。后来他在另外一个大学教书,一直到退休。他写了一本书《没有选择的道路》,那个书已经出版。

  我是学历史的,我们对历史常常有后见之明,可是,后见之明常常不是太明。现在我们可能会觉得第三势力是开玩笑的,不值得一谈。但在当时,战后的第三势力,无论在国内或者国际上,都是很有希望的。国内的小气候跟国际的大气候对第三势力相当有利:在国内由于抗战共赴国难,在政治上有团结和容忍,两大党之间的人得到了参政机会,而且国共两党都想拉拢党外人士。再说在国际上,二次大战之后法西斯国家惨败,民主自由浪潮高涨。我们可以看到自一战以后,世界上三大潮流:一是法西斯主义,一个是共产主义,一个是自由民主主义。法西斯被打倒,民主自由被提倡,尤其是在美国(二战后,美国国内强盛的不得了)。所以中国自由民主人受到很大鼓舞,在战后所谓的小党小派不下一百多个,如雨后春笋,这也证明了民主自由受到了鼓舞。在战后国共对抗的形势虽然成立,但也有其他制衡力量,具有政治发展空间。对很多人来说,也很愿意参加战后中国的政制建设。值得我们看的一个是民盟,一个是《观察》。抗战胜利以后,民盟(1941年就已经成立,可以说是第三势力的一个中坚力量)明确标榜民主精神、力行法治、尊重自由。储安平在抗战没有结束时,就结合自由主义派的人士,很热切地盼望新中国建立在民主与自由的基础之上。然后在1946年9月1日,《观察》正式创刊,鼓动民主与自由的风潮。我1981年第一次回大陆,在上海就买到了全套《观察》,它可以代表自由派的论点。战后一直到1949年(即1946—1949年间),出版界有人称之为“储安平时代”,证明了《观察》杂志的影响力。《观察》明确强调自由主义有四大要素:自由、民主、进步、理性,明确地号召全民选举、两党政治、言论自由、生活保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观察》杂志有很多执笔者:傅斯年、张奚若、钱端升、萧公权、张东荪、樊弘、杨人缏、吴世昌等等,这些都是自由派的人士。读者群从大学教授到军工人员,包含各类知识分子,消息量高达6万。我跟美国学者谈《观察》很有影响。他说怎么证明?我去查订户,最高时有6万份,我想看的人绝对不止是6万,可能加一倍或者三倍。相比之下,五四时代的《新青年》很有影响,没有超过3万份,《观察》比它多一倍,可见影响很大。

  第三势力有什么期盼?一是政治改革,二是容纳异己,最重要的是防止国共内战。因为国共内战一旦爆发,就会很少再有第三势力的空间或者中坚力量的言论了。政治改革、容纳异己要靠国民党政府的诚意跟决心。但国民党政府在战后对共产党尤其不信任,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巩固它的政权,所以政治改革对它讲更重要。而共产党在民主改革的压力下,放弃武力,参与联合政府,从事和平建设。第三势力那些知识分子,都认为国民党在压力之下,仍然可能会改善,非走民主改革路的不可。当时,他们对联合政府有非常大的期盼,因为有了联合政府,第三势力就有参与的空间。如果联合政府能够成立的话,第三势力可以在民主协商中发挥制衡作用。民盟在抗战一结束就以“民主中国”为己任,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所谓的民主模式,是英美的民主制度。张君劢是民盟18位中央委员之一,主张英美的民主自由跟苏联的经济平等,希望这两个能够合起来,他极力所争取的包括一定要尊重人民的权利,实施英美议会政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所以,他在第三势力当中是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位。可惜的是,所谓民主人士被逼上梁山,因为第三势力期望非常明确,所以对执政党批判得最为严厉,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的。正因为这样,国民党就把第三势力的民主人士当作敌人,因为你批评我,我就把你认为共产党的同路人,加以政治迫害,以致于使很多中间派被逼上梁山。像费正清在1948年的《纽约时报》上说,惋惜国民党把自由主义分子推向敌方(共产党)那一面。自由主义民主人士对共产党很有疑虑,甚至一开始对共产党的疑虑比对国民党更盛,主要是思想上的因素。但国民党没有政治改革的决心,又加强对自由民主人士的迫害,导致最后自由民主人士转变了,慢慢寄望于共产党。萧公权先生也是《观察》的执笔人之一,他1946年做了一首诗,我觉得这是当时的见证。他说:

  丙戌冬日书愤

  撼地波狂未肯平,盈廷众口议澄清。

  人心望治偏藏祸,位号归民却弄兵;

  铜马城头张赤帜,枯鱼肆上哀苍生;

  书空咄咄真何补?独抱沈哀泽畔行。

  这首诗反映了在1946年冬天,自由人士感到非常落寞跟无奈。

  当时所有第三势力的民主人士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烈的反对内战。我想包括所有的知识分子,经过8年抗战后都强烈反对内战。但这个态度,对国共两党都不讨好。国民党认为反战是帮共产党的忙,共产党认为反战是反革命,所谓的中立派是骑墙派。国共内战一旦爆发,战后的民主建设更别谈了。所以民盟会最高一度达到了2万多人,但因民盟包括多党派的联合,意见不一致。张君劢的民社党决定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制宪,他们与反对国大召开的民盟决裂了,因为民盟觉得国大代表是1935年选出来的,不能代表民意。共产党的最后两个底线,一个就是不要马上召开国大,另外一个是不要进兵张家口,后来这个底线破裂了,国共就完全的决裂了。而且第三势力中的民社党和青年党倾向国民党。

  在这里我必须提到很关键的一个因素——美国,大家知道美国曾介入国共的合作,而且美国在战后崇尚民主自由。那么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既然美国如此崇尚民主自由,国内如此强盛,马歇尔如此之尊贵(马歇尔不但是二战的英雄,而是总统特使,换言之总统不能来,他能代总统来),怎么会没有办法调解国共内战?这么优越的条件,怎么会没有调解成功。就意识形态来讲,第三势力当然寄望于美国,甚至认为自由民主应该是美国的宠儿。但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自由主义并没有提供任何实惠,甚至不站在同一条阵线上。这是什么原因?我们知道“冷战”这个名词,冷战很难讲从哪时开始,很多历史家认为冷战在二战没有结束之前就开始了。战后的冷战期,三大潮流的势力格局发生了变化:法西斯打败了,剩下美国民主自由这一块最盛,可共产主义也是盛方,两者对峙,将来碰撞不可避免。当时美国考虑到这个问题,因为冷战格局已经形成,在这个格局之下,美国为自身利益,并不太在意扶持中国的自由民主,而必须支持明确反共的蒋介石政府。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去调停,和谈不可能公正,也不能有效的施展政治压力,促使国民政府做政治改革。大家知道马歇尔“六上庐山”故事,为什么?蒋介石想躲他。

  在冷战背景之下,美国国内右派反共势力非常强盛,麦肯锡主义抬头,而且当时在华府有强而有力的亲蒋“中国游说团”。在这个情况下,国民政府有这种后盾,根本没有妥协的意思,反而愈发刻意的打压反对势力,而且想一举把共军歼灭掉。在这种情况下,内战当然一发而不可收拾。从而,第三势力民主自由人士当然对美国非常失望,可以从民盟态度以及储安平《观察》杂志的言论中看出。由失望到反感,民主自由人士指责美国袒护不民主的政府,想把中国作为美国跟苏联决战的战场,不惜将中国的利益作为美国战略的牺牲品。他们对于美国未来在冷战中扶植日本也有预测,这种言论在《观察》上可以看到。于是导致很多中间分子向左转,这个向左转不仅仅是政治的态度向左转,思想倾向也向左转,这些自由主义人士慢慢寄望于社会主义。大家知道自由主义跟社会主义原来是格格不入的。最简单的说,自由主义绝对反对任何计划经济,而社会主义一定要讲计划。这个转变非常有趣。为什么会转变?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到了崩溃阶段。金圆券疯狂贬值,通货膨胀现在都还没有打破记录,民不聊生,地主与官僚实行垄断。傅斯年批判官僚资本主义而赢得大民,许多知识分子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与经济必须先解放,然后才能谈到政治上的民主跟自由。于是就使得自由主义者相信,当前要务已经不是政治改革,而在于解放封建社会、消除经济剥削,这跟中共看法很近似。民主派整个的思潮向左倾,对共产党的疑虑也大大减弱。罗隆基也讲过这句话(对美国人讲),共产党固然没有比国民党更容忍自由与民主的活动,至少共产主义对极大多数的民众而言是很好的,因而值得支持。罗隆基支持共产党的思想基础,认为受压迫的大多数推翻少数的政权阶级后,才能真正走向自由民主之路。这个实质上已经认同了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这个信念跟共产主义之间没有太大矛盾,即使有矛盾也可以化解,连偏右的萧公权先生也主张“自由社会主义”。

  所以,自由主义不但对共产主义妥协了,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妥协。大家都知道梁漱溟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保持保留态度,国民党宪政事业的失败,英美民主政治事业的失败,更证实了梁先生的说法是对的。张东荪的学术背景跟梁不同,但也同意梁的说法:不能轻易借用西方制度。他主张一种介于美国跟苏联之间的新民主制度以及赞成计划经济,这与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背道而驰。张东荪想保留的是文化自由主义,所谓的文化自由主义,简单讲就是言论自由。可是言论自由在集权体制之下,又谈何容易?

  第三势力最后的归宿是什么?中共的军事胜利使得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所有第三势力人士的政治筹码全部失掉,不再有中间活动的空间,政治影响力很快消失。有许多人跑到香港去了,而且在香港高举第三势力的旗帜。张君劢先生1952年到美国,想取得美国的支持。美国之前没有支持中国的自由主义,这个时候也不可能支持第三势力。1949年大部分留在大陆的民主自由人士几乎都被迫害了,也有跑到台湾的,主要是民社党和青年党的成员,但在台湾不可避免地被当作花瓶党,最后蒋经国把他们也消除了。

  在这里我做几点简单的总结:第一,战后中国的第三势力固然有其严重的弱点,但对形势的发展看得很清楚。当时有很多有利的条件,可这些条件没有走向他们所期盼的方向。自由民主被极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欢迎,反对内战是极大多数国人的共识,但自由主义没有办法将共识转化为有效的政治力量,更起不了领导的作用。除了自由民主本身的问题,外来因素也不可忽视。美国因素绝对是很重要的因素,自由民主人士认为美国应该帮助,结果美国没有帮助他们。当然美国帮助后,有没有效果是另外一回事。国民党专政不利于自由发展,美国对华的政策也非常的不利(冷战的政策),日渐恶劣的社会经济危机迫使自由主义者放弃许多自由民主的原则。谢谢大家!

  【人物简介】

  张君劢(1887-1968),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江苏宝山人(今属上海市宝山区)。民国宪法之父,被部分学者认为是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参加梁启超组织的“政闻社”。宣统二年(1910)回国后,被授翰林院庶吉士。1913年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1915年回国。1918年起游学欧洲三年,师事倭铿,又常往法国求教于柏格森,广泛涉猎西方的唯意志论和生命哲学。1926年,与李璜合办《新路》杂志。1932年,与张东荪一起召集“国家社会党”筹建会,创办《再生》杂志。1934年任国社党中央总务委员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常委、民社党主席等职。历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上海国立自治学院、民族文化学院院长。1949年经澳门去印度,1951年后寓居美国。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同时发声于思想文化界。他的著述涵盖了历代中国政治与思想、儒家思想史与新儒家哲学、中国宪政、民主社会主义等诸方面内容,将西方哲学、宪法和宪政思想介绍到中国。著有《立国之道》、《新儒家思想史》、《义理学十讲纲要》、《明日之中国文化》、《儒家哲学之复兴》、《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等。

  汪荣祖,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家,台湾中央大学教授。原籍安徽旌德,生于上海,长于台湾。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毕业,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萧公权之学生。2003年2月任国立中正大学讲座教授,2008年任台湾国立中央大学讲座教授。历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澳洲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复旦大学以及台湾师大、政大、台大等校客座教授。有《康章合论》、《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章太炎研究》、《史学九章》、《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学林漫步》、《诗情史意》等专书十余种。

  

  (此稿根据汪荣祖教授6月29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张君劢与现代中国”研讨会上讲座录音整理而成,未经发言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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