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炳啸:人民民主的多元治理新模式——试论卢梭思想的当代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9 次 更新时间:2013-07-16 23: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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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篇 卢梭人民民主理论概说

  

  洛克在坚持人民主权(立法权)至上性的前提下提出了代议制与权力分立制衡思想,而在孟德斯鸠等人看来,人民主权则是必须加以分割或分立的,而分割或分立人民主权的主要理由就是为了防止人民主权被同一伙精英(如官僚精英或阶级领袖)所实际控制,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基于人民主权的多数人专制,以捍卫个人自由权利。所以,从民主主义的角度来看,孟德斯鸠的立场较之于洛克已经有所保守和倒退,但在“司法独立”方面却有着其开创性的理论贡献。稍晚于洛克、孟德斯鸠的卢梭(1712—1778)则坚决捍卫了“人民主权不可分割”的原则,提出了“人民民主理论”。从此,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脉络出现了重大分野,洛克式的建基于私人利益之上的自由民主主义与卢梭式的建基于公共利益之上的人民民主主义开始分庭抗礼。

  

  第一节 公意与主权

  

  人民民主理论的立论基础来自于卢梭的人民主权与公意理论。在《社会契约论》中,他认为人民必须通过新的契约建立一个共同体,即合理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把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共同体,而共同体则以更大力量保全每个人的所有,实质上每个人又获得了它所让渡的同样权利。只有人民对这个共同体享有主权。主权不过是公意的运用,而公意即国家全体成员的经常意志,也即公共意志,并且“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1]。他认为“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如下的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他还认为社会公约“默契地包含着这样一种规定,……即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3]。“迫使他自由”这句话被自由民主主义者认为是为“多数人的民主暴政”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从而成为了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卢梭是坚决反对“独裁专制暴政”的,因为他坚持宣称:“如果人民单纯是诺诺地服从,那么人民本身就会由于这一行为而解体,就会丧失人民的品质;只要一旦出现一个主人,就立刻不再有主权者了,并且政治体也从此就告毁灭。”[4]

  卢梭指出,公意不同于个人的私意和反映个人利益总和的众意,它以人民的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只着眼于共同的目标,所以永远是公正的。他说:“众意与公意之间经常总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5]“个别意志由于它的本性就总是倾向于偏私,而公意则总是倾向于平等。”[6]那么这种体现为“公意”的人民的公共利益也即普遍利益,是否客观存在?卢梭回答说:“如果说个别利益的对立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那么,就正是这些个别利益的一致才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正是这些不同利益的共同之点,才形成了社会的联系;如果所有这些利益彼此并不具有某些一致之点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社会可以存在了。因此,治理社会就应当完全根据这种共同的利益。”[7]

  卢梭认为,由公意构成的主权具有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可被代表的性质,所以他反对三权分立和代议制民主,主张主权的一元性和直接民主制。针对权力分立思想,他指出:“这一错误出自没有形成主权权威的正确概念,出自把仅仅是主权权威所派生的东西误以为是主权权威的构成部分。”“每当人们自以为看出了主权是分立的,他们就要犯错误;而被人认为是主权各个部分的那些权力都只是从属于主权的,并且永远要以至高无上的意志(指公意——笔者注)为前提,那些权力都只不过是执行最高意志而已。”[8]

  针对代议制民主,卢梭指出:“主权是不可分割的、不可转让的,而且它在本质上就存在于共同体的全体成员之中。”“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能代表的;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因此人民的议员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它们并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凡是不曾为人民所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那根本就不是法律。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在他们那短促的自由时刻里,他们运用自由的那种办法,也确乎是值得他们丧失自由的。”[9]

  

  第二节 直接民主与法治

  

  卢梭主张实行“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因为“国家越扩大则自由就越缩小”[10]。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度,“一切都是公民亲手来做”。公民直接参与政治,决定公共事务。他不无向往地说:“在希腊人那里,凡是人民所需要做的事情,都由人民自己来做;他们不断地在广场上集会。他们生活在温和的气候里,他们绝不贪求;奴隶们在做他们的劳动;他们的大事只是自己的自由。”而今天的人们却“关心自己的收入远甚于自己的自由”,“害怕被人奴役也远不如害怕贫困”[11]。他还提出了他所主张的直接民主的实现条件:“首先,要有一个很小的国家,使人民很容易集会并使每个公民都能很容易认识所有其他的公民。其次,要有极其淳朴的风尚,以免发生种种繁剧的事务和棘手的争论。然后,要有地位上与财产上的高度平等,否则权利上和权威上的平等便无法长期维持。最后,还要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奢侈,因为奢侈或则是财富的结果,或则是使财富成为必需;它会同时腐蚀富人和穷人的”。[12]

  卢梭主张法治,他认为:“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无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称之为共和国;因为唯有在这里才是公共利益在统治者,公共事物才是作数的。一切合法的政府都是共和制的”。而这个共和国只能是一个由“被公意、也就是被法律所指导的政府”[13]同时,“确切说来,法律只不过是社会结合的条件。服从法律的人民就应当是法律的创造者;规定社会条件的,只能是那些组成社会的人们。然而这些人该怎样来规定社会的条件呢?是由于突然灵机一动而达成共同一致的吗?政治体具备一个可以表达自己意志的机构吗?谁给政治体以必要的预见力来事先想出这些行为并加以公布呢?或者,在必要时又是怎样来宣告这些行为的呢?”卢梭的答案是:除了个人需要道德的指导、公众需要经验与知识之外,还“必须要有一个立法者”。“那么一个立法者又该怎样呢?”卢梭回答说:“敢于为一国人民进行创制的人,——可以这样说——必须自己觉得有把握能够改变人性,能够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式从整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能够改变人的素质,使之得到加强;能够以作为全体一部分的有道德的生命来代替我们人人得之于自然界的生理上的独立的生命。总之,必须抽掉人类本身固有的力量,才能赋予他们以他们本身之外的、而且非靠别人帮助便无法运用的力量。这些天然的力量消灭得越多,则所获得的力量也就越大、越持久,制度也就越巩固、越完美。”卢梭还强调,虽然立法者“缔造了共和国,但又决不在共和国的组织之内;它是一种独特的、超然的职能”,也就是说“号令法律的人也就更不应该号令人”,即立法者不能是当政者,必须超然于外,“否则,他的法律受到他的情感所支配,便只能经常地贯彻他自己的不公正,而他个人的意见之损害他自己的事业的神圣性,也就只能是永远不可避免。”然而历史上这样伟大的立法者极其少见,“因此,编订法律的人便没有、而且也不应该有任何的立法权利,而人民本身即使是愿意,也绝不能剥夺自己的这种不可转移的权利;因为按照根本公约,唯有公意才能约束个人,而我们又无法确定个别意志是符合公意的,除非是已经举行过了人民的自由投票”[14]。他反复地强调指出:“立法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是属于人民的。”[15]这就是说,立法者的立法建议必须经由人民的同意,而这种同意必须经由自由投票得到体现。

  卢梭主张限政。卢梭认为,由于“公共力量就必须有一个适当的代理人”“来充当国家与主权者之间的联系”,所以产生了政府。“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它负责执行法律并维持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自由”。“人民服从首领时所根据的那些行为绝不是一项契约”,因为契约的订立双方是平等的,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政府从属于人民,“那完全是一种委托,是一种任用;在那里,他们仅仅是主权者的官吏,是以主权者的名义在行使着主权者所托付给他们的权力,而且只要主权者高兴,他就可以限制、改变和收回这种权力。转让这样一种权利既然是与社会共同体的本性不相容的,所以也就是违反结合的目的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卢梭“把行政权力的合法运用称之为政府或最高行政”。但卢梭清醒地认识到:“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无止的开大会来讨论公共事务;并且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人民若是因此而建立起来各种机构,就不会不引起行政形式的改变。事实上,我相信可以提出这样一条原则,那就是,只要政府的职能是被许多的执政者所分掌时,则少数人迟早总会掌握最大的权威;仅仅由于处理事务要方便的缘故,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大权在握。”一旦这种权力与追逐财富的贪婪结合起来,它就“会剥夺掉国家的全体公民,使他们这一些人成为那一些人的奴隶,并使他们全体都成为舆论的奴隶”。可见,“政府虽不直接脱离其创制的目的,,却可能依照它本身建制的方式而或多或少地偏离这个目的。”“如果君主(即政府领袖——笔者注)居然具有了一种比主权者的意志更为活跃的个别意志,并且他竟然使自己所掌握的公共力量服从于这个个别意志,以至于可以说是有了两个主权者,,一个是权利上的,而另一个则是事实上的;这时,社会的结合便会立即消灭,而政治体也便会立即解体。”他还不无深刻地发现:“既然个别意志总是不断地在反对公意,因而政府也就继续不断地在努力反对(人民)主权。这种努力越加强,则体制就改变得越多;而且这里既然根本没有别的团体意志可以抵抗君主(指政府领袖——笔者注)的意志并与之相平衡,因此迟早总有一天君主终于会压倒主权者并毁坏社会条约的。这就是那种内在的、不可避免的弊端之所在,它从政治体一诞生起,就在不休止的趋向于摧毁政治体,就和衰老与死亡最后会摧毁人的身体一样。”这也就是卢梭所说的“政府滥用职权及其蜕化的倾向”。因此,“没有任何别的政府是需要(公民)以更大的警觉和勇气来维持自己(人民主权)的形式的。正是在这种体制下,公民就特别应该以力量和恒心来武装自己,并且在自己的一生中天天都应该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背诵着一位有德的侯爵在波兰议会上所说的话:‘我愿自由而有危险,但不愿安宁而受奴役。’”为此,卢梭特别强调指出:“既然国家的扩大给予了公共权威的受托者以更多的诱惑和滥用权力的办法,所以越是政府应该有力量来约束人民,则主权者这方面也就越应该有力量来约束政府。”“一言以蔽之,使它永远准备着为人民而牺牲政府,却不是为政府而牺牲人民。”[16]总之,“必须预防政府篡夺权力”。卢梭认识到,政府常常“不顾人民的要求而只求保持自己的权力”,把人民的抗议视为派系的叫嚣。其实,政府即使看上去只不过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力时,也很有可能扩大这些权力,并且以公共安宁为借口来禁止举行旨在重建良好秩序的那类集会,进而利用这种不容许打破的沉默状态来“假定那些因恐惧而缄默不语的人是在拥护政府,并惩罚敢于张口讲话的人”。通过这些深刻的、一直具有现实意义的论断,卢梭把专制的政府权威与社会契约的民主构想截然分开:在卢梭看来,民主便是人民的主权权力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17]。

  

  第三节 公民宗教与公共利益

  

  卢梭主张德治,他塑造的“立法者”就是一个奇里斯玛式的道德伟人,他的理想国就是一个“道德理想国”。他企望人们的情操和思想“能够上升到热爱秩序和热爱崇高的道德观念”的层次,呼吁人们“对德行的热爱”,关注如何使人们在一致的公意基础上紧密结合起来。他提出要“让我们以新的知识来开导他的理性,以新的情操来炙暖他的心灵”,认为“丝毫不必怀疑,有了强劲的灵魂和正直感”,“他就会变得善良、有德、明智”,“就会变成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的最坚固的支柱的”[18]。他对于“社会的进步会唤醒个人的利益而窒息内心里的人道”[19]的状况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认为“只有私人意愿与公共意志完全一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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