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炳啸:对民主集中制演变轨迹的历史考察

——民主集中制的准确表述应为科学民主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9 次 更新时间:2013-07-16 22:31:04

进入专题: 民主集中制  

华炳啸 (进入专栏)  

  

  一、民主集中制的历史演变轨迹

    

  (一)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符合组织发展规律、科学决策要求和执行力要求的新型民主制组织原则,而集中、权威和纪律是这种新型民主制组织原则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时,在批判、继承前人组织社会、管理国家以至组织政党活动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他们用民主制原则改造“正义者同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规定“同盟的各级领导机关由民主选举产生”;“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关。”[1](P572,574,575)同时,在盟内部实行严格的纪律,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实行有领导的民主。一方面,党内自由而公开的理论与政策辩论始终组织发展的常态,也正是在活跃的思想辩论中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不断走向成熟壮大。同时,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集中、权威和纪律对于在阶级对立的残酷斗争环境中能否成功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目标至关重要。没有必要的集中和权威,没有组织纪律性,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就会一盘散沙,就不会有凝聚力和战斗力。恩格斯还专门写了《论权威》一文,给无政府主义思潮以有力的批驳。

  马克思恩格斯在半个世纪的建党实践中,虽未直接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但他们却不仅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建党思想,而且也提出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若干重要原则,对于民主集中制理论的发展具有奠基意义。

  

  (二)列宁采用并发展了“民主的集中制”概念,系统提出了“民主的集中制”原则,但由于它缺乏实施细则与程序保障,导致其执行成效不得不受到时代背景、历史文化、当前任务特别是执行者的综合素质的严重制约。

  

  俄共(当时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初期并没有“民主集中制”这一提法。从1899年到1904年间,列宁曾多次主张按集中制建党,但他同时也肯定并坚持民主制。列宁曾说:“只有社会民主工党才不顾各种巨大的困难,甚至不顾重大的牺牲在组织中实行民主制。”[2](P413)同时,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强调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党必须按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在党处于秘密活动条件下,党的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机关,民主选举中央领导机构,这就体现了民主原则;在党的代表大会闭会至召开下层代表大会为止,党中央为党的最高机关,一切活动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这就体现了集中的原则。列宁的这些思想,奠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基础。但列宁集中制思想一提出,立即遭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些人的反对。卢森堡认为“极端集中制观念的基本思想即主要通过组织章程把机会主义和工人运动隔离开来的思想是根本错误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3](P514,503)。但其实,卢森堡反对的是极端集中制,而不是民主集中制。因为民主集中制思想在当时还没有明确系统地提出。列宁用“集中制”来表述党的组织原则,难免会引起一些人的误读和曲解。

  1905年11月,孟什维克在自己的第二次代表会议上首先提出了“民主的集中制”概念,同年12月召开的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予以确认。列宁在1906年3月《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提纲》一文中也开始使用“民主的集中制”一词,其后党的“四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4](P165)后来列宁不断完善这一思想,并在他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5](P311-312)这样,民主的集中制的原则,就成了各国共产党遵守的普遍原则。

  总体而言,列宁是执行“民主的集中制”的典范。但从列宁之后的历史实践来看,“民主的集中制”原则一度遭到了歪曲甚至是背叛,被割裂成了可以随领导人意志为转移的“民主制或集中制”,领导想民主就民主、想集中就集中。虽然“民主的集中制”有原则规定性,但它缺乏实施细则与程序保障,使其执行成效不得不受到时代背景、历史文化、当前任务特别是执行者的综合素质的制约。

  

  (三)中国共产党提出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规律,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辨证统一,并从把握共产党执政的科学规律的高度出发,从制度化建设切入,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为路径,不断发展和完善民主集中制。

  

  1927年6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第12条首次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党的七大新党章进一步规定:“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1956年,八大又将“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改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同时,邓小平在修改党章报告中增加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内容。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文革时期遭到了践踏,民主性集中变成了专断性集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了过去在民主集中制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从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在坚持和创新发展民主集中制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总体来看,这些新探索、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明确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是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正确集中的科学有效的党内民主制度。

  首先,民主集中制的核心内容就是在充分尊重党员干部民主权利的基础上,按照“四个服从”的组织原则来建立党内秩序,其中,“少数服从多数”是体现民主价值的一项最根本原则。其次,民主集中制确定了民主选举原则。第三,确定了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的民主授权及民主监督制度。第四,提出了上下级组织之间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和互相监督的制度,坚持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和职责范围内问题独立负责相结合的原则。第五,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并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方针规范各级党委的科学民主决策。第六,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第七,明确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第二,从把握共产党执政的科学规律的高度出发,提出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规律,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组织规律,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辨证统一。

  民主集中制是一种组织规律,这是我们党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论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是党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的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同志则对民主集中制作出了明确的哲学概括,他认为:“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这种高度的哲学概括,反映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辩证法,是组织内在矛盾结构和矛盾运动的理论升华。

  文革结束以后,政界、理论界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反思,有人批评“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往往成为按领导的意见办事。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都只强调“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但弱化集中、凸显民主的思想也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模糊与误区。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认识,江泽民在1991年的“七一”讲话中重申:“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要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6](P36)。接着,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就是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就是全党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在这里,民主与集中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而制度化建设将有效避免“群众民主、领导集中”的现象。一方面,民主要受到制度性集中的制约,又是制度性集中的基础;另一方面,集中也要受到程序化民主的制约,集中是程序化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包含民主要素的制度性集中。

  既然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规律和活动规律,那么它就是客观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坚持这一原则,决策就比较正确,党就团结统一,工作就做得比较好;什么时候这个原则贯彻得不好,决策就容易失误,认识就难以统一,工作就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偏差。”党的十六大报告从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的理论高度进一步提出了“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的要求。胡锦涛则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到,科学执政,就是要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的规律”,这一规律“要求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实践中掌握新知识,探索新规律,解决新问题,最根本的是要科学分析和判断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按照科学规律执政和行政”,“要求有科学的领导制度与管理体制作保证,要通过民主与科学决策来实现”,“通过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些对共产党执政规律不断深化的认识,对于创新发展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从制度化建设切入,全面推进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建设。

  在1962年的一次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凡是违反这个制度的,都要纠正过来。”[7](P312)但遗憾的是,随之而来的文革完全悖离了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制度,党和国家付出了惨重代价。邓小平从“文革”的历史反思中得出了“制度是决定因素”的重要判断,认为制度比人的思想作风更重要,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他强调:“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上反面。”[8](P297)“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7](P303)。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特别是是十五大以来,江泽民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制度建设的思想,提出要围绕民主集中制加强各项制度建设。他强调:“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进一步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工作机制,从制度体系上保证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执行。”[6](P516)他认为,要把我们党丰富的建党经验以及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发扬光大、持之以恒,“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使之制度化,建立一整套科学严密的组织制度。我们要全面规划、精心设计,在民主集中制、基层党组织建设、干部的培养和选拔等方面,进一步建立起科学的规章制度,适应新的历史时期所要求的新机制、新规范。”[6](P162)由于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因此,民主集中制就是各项制度建设的核心。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进行各项制度建设,就能从制度体系上保证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

  第四,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并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为路径,不断地为民主集中制的创新发展和正确贯彻创造条件。

  邓小平曾实事求是地指出:“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8](P168,175)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作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重要表述。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重要思想,而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路径选择。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建设及其民主执政,本身就是实现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在强调党内民主示范带动作用的基础上把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紧密结合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华炳啸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主集中制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79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