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稼雨:文言小说界限与分类之我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3 次 更新时间:2013-07-16 21: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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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 (进入专栏)  

  

  

  

  作为中国古代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小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这也给古代小说的研究提出了更高更难的课题--由过去零散而肤浅的研究,逐渐过渡到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与西方小说明显不同的是,中国小说自身分为两个系统,即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它们虽然同属一种文体,然而其各自的产生发展过程、社会属性和艺术观念与特征,以及各自的历史命运等,都有着显著的区别。因此,对它们的研究不应是笼而统之,而应当是区别对待,即在承认并研究二者相互联系的基础上,充分注意它们各自的基本状况和规律特征。应当看到,由于白话小说自身的外在特征比较明显,所以尽管它在古代不被重视而散佚情况严重,然而人们毕竟无须就白话通俗小说的界限问题花费更多的精力。而与之相反的是,文言小说的界限却一直是学者们颇感棘手的问题。从古到今,人们一直感到难以在文言小说和其他书籍之间划一道清楚的界限。宋代郑樵说:“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①]何以如此,明代胡应麟认为:“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道理,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实,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如孟棨《本事》、卢瑰《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流也。至于子类杂家,尤相出入。郑氏谓古今书家所不能分者有九(按当作五),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说也。”[②]然而这个问题又根本无法回避和不能回避。因为搞不清文言小说的界限,也就无法掌握它的基本状况,因而也就无法对它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所以,科学而又客观地规定文言小说的界限,并据以衡量和确定中国文言小说的准确数量,是当前文言小说和整个中国小说研究的重要基础工程。几年前,笔者在撰写《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时,必需对此问题斟酌思定,故愿在这里将思考结果及操作办法粗陈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文言小说的界限难以划清,在古代主要是因为小说与其他书籍容易混淆,而在今天,其主要原因,则是在于古代人们的小说观念和今人相距较大。而且古人自己的小说观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这不仅给人们概括什么是古代文言小说带来很大困难,更使人难以把今人与古人的小说观念取得较为一致的共识。正因为如此,人们对文言小说的界定也诸说纷呈,各抒己见,意见很难统一。概括来看,这些意见大致可分两种。一是完全遵从古人,即把古人心目中的小说概念作为衡量文言小说的唯一标准。而古人表达自己小说概念的主要途径便是图书分类。于是有的文言小说书目干脆将历代公私书目中小说家类著录的作品全部拿来,加以排列。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尊重了古代人小说观念的客观事实,缺点是这样一来,一大批没有被书目小说家类著录的文言小说作品便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文言小说的大门之外。同时也有一大批包罗万象、与今人的小说概念有着天壤之别的笔记杂书却占据了文言小说的场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第二种意见是完全以今视古,即完全按照今人的小说概念去衡量古代的文言小说作品。而今人小说概念的核心便是情节叙述和人物塑造。于是很多学者在自己的论著中便把有没有文学性,即有没有情节和人物作为是不是文言小说的主要标准。甚至有人把有没有想象和虚构作为衡量文言小说的基本条件。这样做固然可以使文言小说的文学特征更加纯洁和鲜明,然而却没有照顾到中国文言小说自身发展的客观事实。那些文学特征强的文言小说便和那些文学特征弱的文言小说出现了脱节,似乎成了一个个江上奇峰,看不出它和同类的接壤。而在我看来,把文言小说中文学因素的多寡看成是群山连绵中的颠峰与低峦之别,也许更能符合中国文言小说发展的实际情况。因为那些低峦和颠峰之间本来就存在着难分难解的水乳关系,何况低峦中还蕴藏着颠峰无法取代的小说作品。

  既然这两种意见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所以我主张合其所长,避其所短。也就是既要尊重古代文言小说发展和人们对它认识的实际情况,又要用今人的小说观念对其进行遴选厘定。实际上,近年中国大百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已经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他们的观点是:“如果完全依据今天通行的小说的概念,那么,一大批的古代文言小说势必无缘进入我们的这部百科全书。而如果完全依据古人的种种有关小说的概念,那么,我们的这部百科全书又将显得内容芜杂、大而无当。因此,对待古人的小说概念和今人的小说概念,我们既不摈弃前者,也不拒绝后者;既尊重前者,也采纳后者,力求把二者结合起来,加以灵活的运用——这就是我们所遵循的原则。在具体作法上,关于文言小说的条目,是这样的:举凡宋代之前的文言小说(即有的学者所称的“古小说”),不管是符合古人的概念,或是符合今人的概念的,只要是可考的,就尽可能全部收入;宋代、元代的文言小说,大部分收入;对明、清两代的文言小说,则作有选择的收入,入选者大抵是那些符合或接近于今人的概念而又比较重要的作品。”[③]

  这种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但在具体作法上却与他们稍有区别。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从性质上看,作为百科全书,注重学科的完整和全面,不斤斤计较那些次要作品的有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部《总目提要》,就不能有重要或次要之分,而应当尽量毫无遗漏地全部收入。其二,他们对其具体作法的陈述,从“总目”的角度考虑,我仍然觉得有些模糊或不足。比如,对宋以前的文言小说,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事实上还有一些可以入选的作品。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宋拾遗》、《宋齐语录》、《类林》等作品,完全是晋代《郭子》、《语林》、《殷芸小说》一类作品的流变。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也将其与《世说新语》、《西京杂记》一类作品等量齐观。所以尽管史志小说家中没有著录,然而却有充足理由将其列入志人或杂俎小说中。至于南北朝至唐代志怪一类的作品,可以入选的就更多了。再比如宋、元两代的文言小说,“大部分收入”的标准是什么?没有明说。我以为有两个条件可以参考,一是适当用今人小说概念中的故事性和人物形象对其进行衡量,合适者入选。这也许就是他们“大部分收入”的标准。二是从包括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的发展演变源流进行考察。有的笔记性质的作品,就其全书来看,难以称之为小说。但其中却含有重要的小说故事或作品。如沈括的《梦溪笔谈》,因为书中所记内容广泛,尤以科技史料为人所重,所以尽管书中设有“神奇”、“异事”两门,有很多当之无愧的志怪小说,《郡斋读书志》和《宋史·艺文志》也将其著录于小说家类,然而人们仍然囿于习见,不敢将其视为小说。另如周密《齐东野语》一书中记有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欢故事,千古流传,还保存了宋人重要的传奇小说《王魁传》,却因为这类内容在全书所占比重较小,而被拒之小说门外。丢掉这些作品,恐怕会影响中国文言小说以至整个中国小说的全貌。我以为,因为古人并无今人的文体概念,所以写起笔记一类的书来很是随便,信笔而为,毫无框框。所以我们今天也没有必要一定得把一本书的目录学归属定得唯一化,这显然不利于这种具有多重价值的作品价值的充分实现和认识。就文言小说而言,我们的主要精力不应放在判定一部书的全书是否小说,而应当深入考察一部书中有没有,有多少小说故事,对小说和戏曲的发展有何作用和影响,从而达到摸清文言小说的全部底细,确定文言小说的准确数量的目的。另如关于明、清两代的文言小说,主要按今人的小说概念来衡量的观点我不反对,但这也只能相对而言。如果绝对按今人的观点,就连《聊斋志异》中也有一小部分难以入选。所以也要参照宋、元两代的原则,用今人小说概念中的故事和人物这两项衡量,并考虑其书中故事在叙事文学发展源流中的作用。只是在掌握上要比宋、元两代从严而已。像《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那样,不仅像李清《女世说》、梁维枢《玉剑尊闻》、吴肃公《明语林》这样的“世说体”志人小说不能入选,就连陆圻《冥报录》、徐岳《见闻录》、李王逋《蚓庵小语》、徐芳《诺皋广记》这样的志怪小说也不能入选,这对于意在全面完整收入历代文言小说的本书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采纳的。而且就对中国文言小说当作整体观照的宏观眼光看,这些作品的入选,似乎也可以避免给人一种文言小说至宋元间就戛然而止,充其量不过几座江上奇峰的感觉。

  这样看来,我们的标准似乎显得有些宽泛。但这并非漫无边际。对于《新唐书·艺文志》以下小说家类著录的作品,经核察后如果的确毫不具备今人概念中的小说意味的,则坚决剔除。像《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的王睿《炙毂子杂录》、《郡斋读书志》小说家类著录的李德裕《平泉草木记》、《宋史·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的洪迈《容斋随笔》,以及很多书目中小说家类著录的诗话等,都被我们剔除在外。我处理这些作品的原则和方法是,首先是依据事实说话,经阅读作品后确实认为不是小说的,再作剔除处理。其次是亡佚作品如果未见佚文,则暂不剔除,如有佚文可考,则视佚文是否符合条件酌情处理。第三,为了慎重和客观起见,所有被剔除的作品,全部编入书后《附录一》,以供读者参考。这是本书与其他同类书的重要区别之一。

  总之,我在本书中所确定的划定文言小说界限的原则是,在尊重古人小说概念的前提下,以历代公私书目小说家类著录的作品为基本依据,用今人的小说概念对其进行遴选厘定,将完全不是小说的作品剔除出去,将历代书目小说家中没有著录、然而又确实可与当时的小说相同,或能接近今人小说概念的作品选入进来。

  

  

  

  现今已经出版的各类古代小说工具书中,基本的排列方法是按时间顺序顺次排列。有的能将文言和白话小说分开,而在文言小说中,却依然是混在一起排列。当然不能说这样排列有什么过失,然而为了更清楚地理清文言小说的发展线索,给读者一个各类文言小说发展演变状况的清晰印象,我以为在朝代划分的基础上,将各个朝代文言小说按类分别排列为好。

  然而文言小说的分类从古至今一直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最早对文言小说分类的是唐代刘知几,他说:“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语,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④]从他在后面列举的书名来看,这十类当中今人认为是小说的,主要是“逸事”、“琐言”和“杂记”三类。“杂记”类大致相当于今天人们所说的志怪小说,其余两类则是今人所认为的志人小说。尽管刘知几的分类所体现的小说观念与今人有较大距离,然而他的贡献在于,第一次将前人所认为小说的志人之书和列在小说之外的志怪小说作为小说的两个类别并列地排在一起。从明代胡应麟开始,文言小说的分类已经比较科学,而且与今人比较接近。他说:“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一曰辨订,《鼠璞》、《鸡肋》、《资暇》、《辨疑》之类是也;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谈丛、杂录二类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类多独行,不可搀入二类者。至于志怪、传奇,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两端俱存,姑举其重而已。”[⑤]在胡氏的分类中,志怪和传奇与今人完全一样,“杂录”实际就是今人所说的志人小说。余下的三类大多不是小说。胡氏意见的可取之处还有当遇到可能相混的书籍时,他采用“举其重”的方法来解决。这是客观而又切实可行的。《四库全书总目》所划定的小说范围比较谨慎,胡氏所列“丛谈”、“辨订”、“箴规”三类已经分别列入其他类别。其对小说类别的划分是:“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⑥]其中“杂事”类大致为今人所谓志人小说;“异闻”类相当于今人所谓志怪小说;“琐语”类则指那些内容广泛,然而小说因素较多的笔记,如《博物志》、《酉阳杂俎》之类。这与今人的分类也比较接近。但四库馆臣将大量传奇小说拒之于小说家门外,则是小说观念的倒退。

  今人对文言小说分类较为合理的是五十年代编成的《中国丛书综录》。编者将小说划分成“杂录之属”、“志怪之属”、“传奇之属”、“谐谑之属”、“话本之属”、“章回之属”、“评论之属”等七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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