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水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他上书毛泽东惹出大祸一事，我是亲历者。这件事的导火线是《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4日发表了一整版的批判林彪煽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3篇文章。其中两篇是我约稿和初步加工的，另一篇短文则是我动手写的。现在我写出本文，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并介绍王若水同志有关的深刻分析，以纪念这位当代中国杰出的哲学家。
（一）林彪叛逃摔死后的形势回顾
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与毛以及与“四人帮”的矛盾就日益尖锐了。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得知毛泽东已平安返京，就在夜间匆忙乘机出逃，并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荒野。当时毛亲自发动与领导，并得到林紧跟配合的“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5年多，各地各单位群众派性对立并未消除，不参与不干活的“逍遥派”却不断增多。整个社会特别是城市无政府主义泛滥，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为了稳住局面，毛离不开周恩来这个“大管家”。他要周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并兼管《人民日报》。周利用毛对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态度有所松动的时机，尽力改善他们的处境，有的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有的病体得到了必要的治疗，有的安排了工作。当时《人民日报》一直在张春桥特别是姚文元的直接控制之下，新的领导班子还未成立。周要当时工作能力很差但主持《人民日报》日常工作的张、姚的亲信鲁瑛报个老中青三结合的“业务领导小组”名单（也叫“看大样名单”）。后来鲁瑛报的名单中除了他自己与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外，还有吴冷西（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林彪摔死后他写信给毛，表示要改正自己过去的错误，毛批示说：“欢迎进步”。）与王若水。王若水从此分管报社编辑部的理论部、文艺部的业务工作。
“文革”开始后，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抵制、控制“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减轻无政府主义泛滥的危害。在批林整风中，他反复强调了要批林的极“左”思潮及其重要表现的无政府主义。1972年8月，周对外交部干部讲话中又讲要批极“左”。他强调“极‘左’思潮不批透，右的还会抬头”。9月他又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些精神传到《人民日报》后，大家都很振奋。当时理论部负责人是胡绩伟同志。他原是《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辑，这时刚解放不久，负责理论部的工作。在他主持下，理论部拟定了一批组稿计划，其中批林彪的极“左”以及无政府主义，就成为重点选题了。
（二）《人民日报》发表一整版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
当时我在理论部工作。根据上述精神，我组织了两篇批林彪无政府主义的论文。一篇是约请黑龙江省革委会写作班子写的；另一篇是约请河北省革委会写作班子写的。
1972年3月，国务院业务组负责同志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专门约黑龙江同志汇报有关情况。当时黑龙江无政府主义严重，许多厂矿，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大厂矿，毫无纪律可言。职工无故缺勤，生产无人管理。华、李、余当场指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因此，黑龙江省革委会写作班子也很乐意写篇反无政府主义的论文。论文写出后，作者署名“龙岩”交给了我。河北省革委会写作班子不久前曾给我们写过稿子，质量不错。这次约请他们就批判无政府主义问题再写一篇，他们也很乐意。不久稿子送来，标题为《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两篇约稿我编好后交给胡绩伟同志，他审阅后同意见报。于是我又将这两篇稿子交给王若水同志审阅处理。
王若水认为龙岩的文章经过再加工修改，可作为头条来用。当时我送去龙岩的文章题目是《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王若水同意这个尖锐的题目，我对他建议，为了见报顺利，题目也可改得平淡一些。他点点头，表示由他相机处理。不久，王若水将龙岩的文章作了很大的修改，对另一文章改动不多。他通知我上述两篇文章准备拼一整版，但还有约一千字左右的空白，需要马上写出一篇千字文拼成整版。当时他手头有个介绍无政府主义鼻祖巴枯宁的小册子，希望我尽快翻阅一下，写个介绍这个小册子的书评。于是，我抓紧时间将书评写出交给他了。当时，张、姚恰好离京去沪了。王若水抓住这个不用送姚审查的时机，次日即10月14日，整版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就见报了。
（三）王若水上书毛泽东，状告张、姚
这个版见报后，马上出现两种相反的反应。一方面有9个省级报纸进行了转载，另有8家省报陆续发表了自己组织的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但另一方面，马上受到上海《文汇报》的攻击。当时先由上海写作班子的重要成员朱永嘉出面打电话给鲁瑛，询问作者是谁？谁组织的？送给什么人看过？他还说：“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应强烈。”接着上海《文汇报》的《文汇情况》312期于11月4日刊登上海工人座谈会的意见，说工人们纷纷指责这个版特别是龙岩的文章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批判工人群众！同时，姚文元给报社看大样小组打招呼，要他们讨论《文汇情况》反映的意见。当问到姚文元自己的意见时，他却谎称自己还没有看龙岩的文章！
报社看大样小组先后讨论了4次，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姚文元又要他们学习中央文件，以提高认识，端正态度。这倒使王若水安下心来仔细翻阅了一批中央文件。他发现由毛泽东批发的批林整风文件就多次提到反无政府主义。仅从1972年算起，就有26、31、38、42号文件提到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其中第42号文件是11月4号发出的，比《人民日报》那个版还晚了20天。不仅如此，姚文元当时直接主持的《红旗》杂志，在11月的11期中，也还有批无政府主义的内容。这样，王若水认为“左”的根子就在张、姚身上，他们这样干，也是在与周恩来作对，但周恩来却无法纠正他们的错误。看来只有上书毛泽东才会解决问题了。于是，他决心上书毛泽东反映有关问题。12月5日，他通过《人民日报》机要交通人员把信发了出去。
他当时也感到这事多少有些风险，为不至于连累别人，他这封信并未给任何人看，并且把信的底稿也烧了。后来他回忆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开始我说，现在《人民日报》陷入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8月1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张、姚在8月8日却说：批“左”不要过头。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还没有批透呢，还是批过了头？我认为总理讲的是对的。他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纸宣传。
我报告了《文汇情况》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提法。我说这情况有些像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文汇报》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但如果是，为什么《人民日报》不知道？我不相信《文汇报》说的是中央精神。因为如是中央精神，不会不向《人民日报》传达。中央文件刚刚说过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会这么快。
我表示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我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
我还引了张、姚的话，表示了不同意见。姚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我说，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方面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我还摘引《红旗》杂志第11期的话：“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否定党的正确路线”，指出姚的话和《红旗》杂志上的话并不一致。张春桥不同意批“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我说，我不懂为什么毛主席说了“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林彪既是“唯武器论”，也是“唯意志论”。这两种东西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
（四）上书结果，竟惹出一场大祸
王若水上书四天后，于12月9日晚得到通知，要他与看大样小组的鲁瑛、吴冷西及报社军宣队负责人一起去人民大会堂等待首长接见。晚8点半，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汪东兴共同接见了他们，直到凌晨2点，接见才结束。
接见开始时，周恩来先讲话。周态度温和，他说：“收到了王若水同志的信，主席批给政治局办。还有《人民日报》理论部同志的信，都联系到你提出的问题，就是左右问题。”后来，王若水还听说毛说了这样的话：“我认识这个王若水，他写过《桌子的哲学》；他在信里提出批极‘左’思潮，我看也不高明。”看来周这次接见时，就是本着毛这句话的精神，把王若水提出的问题，当作认识问题来对待的。
周接着解释了他8月的讲话，说那是讲外交工作上的一些问题的。至于林的路线，那是右到极点了，不能说还有左的方面。但是，中央报纸上出现过这种提法，我们没有指出，我们也要负责。周还说：“现在批林是要批他的反革命，要揭露他。这是我们的主要矛头。”
周的说法显得缺乏说服力。看来是他言不由衷，讲的不是自己的真心话。他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局面。
周最后说：“我开个头，你们三位讲吧。”张春桥说：“他们讲吧。”于是，王若水接着讲了如下的意思：林彪搞阴谋政变，这是极右。但他欺骗性大，流毒广的是他搞极“左”。这才需要从理论上深入批判，以肃清影响。王还回顾1967年主席曾讲过要批判极“左”思潮，深挖“5·16”反革命集团，也讲过批无政府主义。中央文件上也多次讲到批极“左”。王还念了中央1972年第31号文件说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就是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还是林彪。”王还指出，当时形势可以说“左”的干扰是主要的，当然右的也要注意。实际情况是“左”的危害大。只有认真纠正了“左”的错误才能很好地反对右的错误。
王讲话后，江青发言。她说：“你组织的这篇鬼文章矛头是对着群众！林彪的路线是极右。至于某一时期利用形‘左’实右，那同时也是极右。……你这封信客观上起了挑拨作用。拿着总理在某一场合的讲话来利用。好像春桥、文元和总理闹别扭。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政治局常委对立起来呢？”
张春桥接着讲了话。他说：“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呢？！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的意见可大了！我为了维护党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讲。”张在这里公然撒谎。“四人帮”垮台后，上海工人揭发：以《文汇报》名义召开的那个工人座谈会，完全是张授意的，调子也是他定的。
张春桥讲话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张说：“王若水同志的信引用了我说的一大段话。其实那些话也不是我的。……”王听到这句话时非常吃惊，并感到糟了！知道自己批到毛泽东头上了！
江和张的发言显然也出乎周的意料之外。后来王若水了解到就在他上书给毛泽东的第二天，12月6日，毛就约见了江青，要她将王的信转给周、张、姚等，由他们一起找王谈话。12月15日和16日，周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王的信。12月17日周和张、姚到毛那里开会。毛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参见《周恩来年谱》）可是，张春桥所转述的毛的那些话，说到不要批“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等等，却一直未向周透露过。王若水估计毛有一次对张、姚讲话，时间当在8月8日张、姚去《人民日报》之前，内容涉及他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毛的这个精神只是江、张、姚对外保密的“独家新闻”，不仅《人民日报》不知道，连周恩来也被蒙在鼓里了。
接见快结束时，江青说：“这个版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在全国起了干扰批林的作用。”她交代《人民日报》“要展开一场大批判，就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块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张春桥说：“就在批林问题上分清是非。通过这场批判，《人民日报》领导班子可能出来了。”
果然，《人民日报》在鲁瑛主持下，在一位原副总编积极配合下，一场以王若水与理论部为重点的大揭发、大批判猛烈展开了。王若水被免职，被迫到干校一边劳动一边检查交代。胡绩伟也被迫离职，前往当时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的国务院新成立的政治研究室工作了。我被迫离开理论部到干校当工作人员，长期在干校劳动。不仅如此，从此，周恩来也被迫放弃对《人民日报》的领导，使《人民日报》完全掌握在张、姚手中了。
王若水曾概述自己对毛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尊敬走向信仰、崇拜，再到怀疑和批判的过程。这次接见可以说是从崇拜到怀疑和批判的转折点。在这次会前，王若水一直把江青与张、姚分开来看，只认为张、姚不好，江青大概是受他们包围了，更重要的是，王还认为毛是信任周的，认为他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会后王认识到自己错了。王若水说：“真正使我震惊和痛苦的是认识到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毛泽东不喜欢周恩来。这是我第一次在近处观察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他们几个明显地在压周恩来，而周恩来处于守势，因为他们后面站着毛泽东。”王若水认识到毛内心是对周不放心的，毛看出周实际上对“文化大革命”是不同意的。因此，毛正想做的事就是找机会整周。这次王若水的上书正好提供了一个整周的机会。王认为“毛直接批评的是我，间接批评的是周恩来”。王若水并预见到毛将进一步整周，周的厄运难免了。果然，不久后毛即批周对美国犯了什么“投降主义”的错误，接着毛又授意江青大搞“评法批儒”批周公，对周极尽影射攻击之能事。直到周含冤去世。
关于毛为什么反对批林彪的极“左”思潮与无政府主义，王若水经过进一步思索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说：“后来我才醒悟，批‘左’会产生一连串问题：如果林彪的路线是极‘左’，那么有没有一条与之对立的毛的正确路线呢？这两条路线是如何斗争的呢？‘九大’是哪条路线的胜利呢？这样一来，不仅会批到江、张、姚头上，甚至难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会有损毛泽东这面旗帜。即使主张批‘左’的人（如我们），主观上丝毫没有这种企图，但是事情的发展会有它本身的逻辑，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批‘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空头政治’，这些错误难道只属于林彪吗？”所以，这样批林，势必会批到毛的头上。这才是毛反对批林的极“左”的原因。
王若水认为真正的悲剧人物是周恩来。这个悲剧是由周的性格和他所受的党的教育造成的。他既要忠于毛，严格遵守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又真心实意地想为民族为人民做一番事业，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两方面是矛盾的，周却想兼顾。王若水本来想在《新发现的毛泽东》这一巨著中写一章《周恩来的悲剧》，但因癌症精力不济终未写出。直到他弥留之际，还在念叨这个问题。
（作者为《人民日报》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