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主客体统一之历史过程即实践过程的角度看，社会发展大体表现为问题→不满→表达→改进四个环节前后相继的周期，然后，由改进再到新的问题→不满→表达→改进。这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机制。这一动力机制最重要的实践启示是：必须切实落实公民表达自由即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此乃推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

[关键词]社会发展;动力机制;不满;表达

[作者简介]董德刚（1950-），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社会是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1]。在微观上，它表现为企业、社区、机关、学校及家庭等团体；在中观上，它表现为地区、部门、阶级、阶层等群体；在宏观上，它表现为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要素以及由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所构成的完整社会形态如国家。这三个层次之间是包含关系：宏观包含中观，中观包含微观。本文主要论域为宏观层次，但对于中观和微观层次同样适用。所谓社会发展，意即社会向好的方面演进。那么，社会究竟是如何发展的？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这表明，社会发展就是作为主体之人能动改造作为客体之社会的实践过程。对此，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分析。例如，从社会客体（社会自身的结构体系）角度看，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要素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相互作用的过程；从社会主体角度看，是个人、群体（阶级、阶层等）、人民群众相互作用的过程。本文提出，从主客体统一之历史过程的角度看，社会发展大体表现为问题→不满→表达→改进四个环节前后相继的周期，然后，由改进再到新的问题→不满→表达→改进。这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机制。

一、问题、不满、表达、改进四个概念释义

本文所使用的问题、不满、表达、改进四个概念，都是浅显直白的日常生活用语，不需要更多解释，但现实情况错综复杂，细究起来，还是有一些问题需作必要说明。

在社会领域中，所谓问题就是社会现状与一定的主体需要不适应而有待解决的社会矛盾。人们之所以要能动地改造世界包括社会，其根源就在于人们的各种需要与世界不能满足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正如列宁所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3]作为高级动物之人的需要，以动物性生理需要为基础，同时又生长出社会性需要，并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且永远不会停止在某一水平上，因而它同世界之间也永远存在着矛盾。这个矛盾是人类一切矛盾的本源，也是分析社会发展机制的基石。

马斯洛提出，人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友爱（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它们由低到高排列。[4]它呈现为从物质性需要到精神性需要直至自我实现需要（即从生存需要到发展需要）的序列。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所体现的主要是个体的、层级高度的视角。从个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横向广度的视角看，人的需要在境界方面也有差别，如就关注的范围而言，从关心自我到关心亲属朋友，再到关心群体（集体）、广大公众直至人类，同样表现为由低到高的序列。后者就是所谓公民意识以至世界公民意识。儒家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尽管在等级分明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并无实现可能，但却包含着众生平等的观念要素，是超越生物本能的共生观念，也是高尚的境界。此外，从纵向的时间维度上看，无论个人、群体或人类，都有当前需要与长远需要的区别。可持续发展理念就体现着既要关注当前、又要关注长远的宏大视野。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譬如，社会自身结构体系的矛盾、失衡，社会供给与一定主体需求的错位，社会实际状况与一定主体意识的不平衡，等等。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存在着不同层次、领域、时段之分，它们又都有局部性问题与全局性问题或枝节问题与根本问题之别。

指出各种社会都存在问题，并不等于对该社会的完全否定。倘若所指问题是局部的，那就等于肯定了该社会主要方面是合理的、健康的。反之亦然。在实践即实际工作和生活中，人们总要提出一定的目标、任务，这是自觉实践不可缺少的要素。而目标、任务除了维持现状的情况（这比较少见）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它们本身就是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学术界和理论界，科学研究应当从问题出发，即问题意识，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也表明了问题的优先和基础地位。

所谓不满，基本含义就是不满意，是一定主体对某种社会状况的否定性评价。它是问题在一定主体意识中的映射，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它来源于客观问题，但又有鲜明的主观自觉因素。从强度上看，它大体可分为不满足、不够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深恶痛绝五个等级。从不满的主体上分，有少数人与多数人、下层与上层、这一阶层或群体与那一阶层或群体等区别。从指向的领域分，有对整个社会不满与只对其中某一方面不满之别。从不满的内容层次上分，有低级不满（对与个人低级需要相连的生存条件的不满）、高级不满（对与个人关系密切的发展条件的不满）、超级不满（对更广大范围的国家事务、社会道德状况等的不满）等。正如马斯洛所说："……人类将总是抱怨。没有什么伊甸园，天堂也不存在，除了经历一两个时刻外，也没有什么极乐。不能想象，有什么东西能使人们得到完全满足，使人们不再需要新的东西。"他还把牢骚分为低级牢骚、高级牢骚和超级牢骚三种。[5]本文所说的三种不满，套用了这一思想。

需要说明的是，肯定和否定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二者同时并存而且互为反比。例如，对社会某一方面不满意同时意味着对社会的其他方面满意，不够满意也仅仅意味着满意程度不高，不等于完全不满意，犹如半杯水一样，不够满意描述的只是其上空的部分，却舍弃了其下盈的部分。其实，问题概念也是如此：一般地说，问题和成绩是同时并存的，讲问题舍弃了成绩方面，但并不等于否定它。许多人以为不满似乎只是负面的消极因素，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它恰恰是推动社会改进的直接动力。要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需要从找到问题开始。正如开明的基层干部所说："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讲不得了。"亦如俗语所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益于行"。对社会满意、肯定以至颂扬，固然也有鼓舞人心、振作精神、坚定信念等积极作用，但它的基本功能是维持现状，对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并无多大意义。这正是本文之所以侧重于探讨不满的缘由。

不满有合理与不合理的根本性质之分。这是一个重要区别，但如何划分却并非易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从原则上说，能否增进人民利益即公众利益（包括合理的个人利益）是核心尺度，它标志着其方向是否正确，此为价值性标准；而是否具备实现条件则是基础尺度，它标志着其可行性高低，此为科学性标准。它们是核心与基础、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这就是说，反映人民利益、反对不良现象的不满是合理的，在此基础上，可行性条件愈充分的不满其合理性愈高；而损害人民利益的、要求过高即不具可行性的不满是不合理的。对人民和社会来说，合理的不满是积极的因素和好事；只有那些不合理的不满才是消极因素和坏事。后者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罔顾公众及他人利益而只谋个人及小团体之私的不满，片面的、极端的、过激的要求，缘于孤陋寡闻、主观臆想之"问题"的怨愤，等等。毋庸多言，这类区分都具有相对性。

在通常情况下，不满主要来自社会下层，它是推动改变现状的主要动力。一般地说，需要不能满足特别是受到损害的人必然产生不满。只不过有的不满受到社会压抑，严重时甚至主体已经麻木，久痛不觉其苦。同时，社会上层也会有一定不满，它也是改变社会现状的重要力量。在社会量变时期即社会基本制度不变期间，前者大多要和后者结合并且通过后者才能起作用。

不满也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譬如，有些人生活境况比过去有所改善，但相对于其他生活更好的人或更高的标准，也会产生不满。一国民众的生活在同自己的纵向比上虽有较大进步，但横向看即相对于其他国家人民更好的生活，人们同样会产生不满。对此，马克思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6]这就是说，横向比较（实质是社会比较）比纵向比较（实质是自我比较）更容易刺激人们的敏感神经。

所谓表达，就是一定主体用语言、行动等有形方式表示自己的意见和态度。表达的形式具有多样性，大体可分为语言（有声语言和文字符号）表达、形象（体态、图像、音乐、组织标识等）表达、行动（礼仪、集会、游行、示威等）表达三种。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人所独具的"第二信号系统"--语言表达系统。语言表达能够提供的信息量最大，因此应予特殊重视。表达的作用是反映社会状况并且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意愿，包括反映问题和不满的信息。参照卡尔纳普关于语言有两种职能（即功能）的论述，表达的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陈述经验事实，一类是表露情感和意愿[7]。后者可统称为表达主体意愿。表达的进一步延伸，就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对策和措施等，它体现主体意愿，同时也不得不考虑经验事实和现实条件，是对未来应当如何的期望。广义的表达包含寻求、获取、传播信息和思想三个环节[8]，前二者即现在人们常说的知情权中所谓"知情"，而"传播"即为狭义的"表达"。本文的表达概念一般系指其广义。

所谓改进，就是改变社会旧有状况即解决存在问题，使之有所进步。对于存在的问题表达合理的不满，在这方面，如果下层和上层的意见完全一致至少是部分一致，就会实现改良（小修小补）和改革（大修大补）；假如下层与上层的意见相反，则会出现两种情况：当下层力量足够强大时，就会发生革命，而在下层力量比较弱小时，社会整体将保持现状，但可能会发生局部冲突。而对不合理的不满，通过解释、疏导、批评等途径即所谓做思想工作以及心理治疗，可以使之化解，从而改善社会状况。这些，都是改进的表现形式。

改进总体上是正向的变化即发展，但并非理想化的直线运动，而是波浪式地前进，它会时而偏左，时而偏右，但总趋势是上升的、进步的，其根据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要求而且事实上也在不断增进自己的利益--这正是社会发展的实质内涵。改进也不是一次性的活动，它在很大程度上正如电脑改进一样，是一个不断针对存在问题而进行修补、调试、升级的过程。如果实在无可救药，就只得更换电脑了--这相当于社会领域的根本革命。这种持续改进正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

二、问题→不满→表达→改进机制的简要证明

上文已经包含了部分证明，以下从逻辑与实证两个方面作简略论证。

从逻辑上说，社会发展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可以从结果上倒推：社会发展一定是一种改进--改进体制机制、改进实际状况等。这种改进必定是由一定的群体来完成的。虽然这种改进的必要和可行方案极可能被某一个人或几个人首先意识到，但个人却不可能单枪匹马地改变社会，必须动员组织一定的群体，这就不可缺少也不可绕过表达环节。而表达的主要内容显然是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它能够在该群体内引起共鸣。这些不满的根源则是社会存在问题。

换言之，无论哪一个社会的演化，都是一个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这里的错失就是问题，而意识到错失即表现为不满。要纠正这些错失，必须求得一定社会共识，这就离不开表达。如果错失得以减少，此即改进，社会就会发展和前进；如果错失不能得到纠正，甚至愈来愈大，社会则将停滞以至倒退。

对于这种动力机制的概括，有人可能会联想到波普尔的著名公式： P1→TT→EE→P2，即"问题P1-尝试性的理论TT-批评性地消除错误EE-新问题P2。"[9]本文同这个公式确有一定联系，至少在从问题出发以及四段论的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二者的区别还是明显的和主要的：其一，波普尔公式的论域是知识的增长即认识论领域，而本文的论域则是社会，后者包含前者但比前者内容更为丰富，因为知识增长只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其二，本文的不满、表达都是波普尔的公式所没有的，改进也不限于理论方面。目前，笔者尚未发现比波普尔公式更接近问题→不满→表达→改进这一动力机制的观点，因此，本文关于这一动力机制的概括，不能归结为任何已有的理论，而是一种新的尝试，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意义。

从实证上看，古今中外的无数实例证明了上述动力机制。这里仅举革命、改革、改良和创新等若干事例。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怎样发生的？根源是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引起了众多志士仁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宣传、动员、组织群众进行斗争，经过长期的政治的（含暴力的）、经济的、文化的反复较量，最后推翻了腐朽的旧制度，建立了新中国。

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基本原因是原有的体制制度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文化大革命"更使这种导致经济上普遍贫穷、政治上人人自危、文化上封闭愚昧的体制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造成全社会的普遍不满，进而在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引导、推动下，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新道路。自那时以来，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由突发事件触发而解决的。如2003年孙志刚事件所导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和国务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公布实施；多起抗议野蛮暴力拆迁事件与2011年4月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的出台；众多人士对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现状的不满促使国家政策向注重民生转变；互联网上人们对某些官员和垄断行业腐败问题的揭露所引起的制度进步；许多群众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言行与国家人权政策的改进。这些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可谓都体现了问题→不满→表达→改进这一社会发展动力机制。

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比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更为文明？根本原因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广大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对严重社会弊端的不满，导致他们不断进行抗议、示威、罢工以及其他有组织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和执政集团不得不作出某些调整及改良，从而部分地满足了弱势阶级和阶层的利益要求，使社会利益结构得到了改进，社会矛盾得以缓和。这种调整和改良经过长期积累，已经使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部分质变。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具备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重要机制之一就是各个社会群体都能够比较顺畅地表达利益诉求，在现代民主法治框架内互相博弈，并且通过普选制约束执政集团不得不站在比较客观公正、公平的立场上，协调和兼顾社会各方利益，达成大致的均衡。

现在，创新已成为一个热门词汇。那么，创新是如何发生的？在通常情况下，创新总是在一定压力（如市场压力、资源压力、社会压力）下开始的。这些压力就是问题和不满。创新主体表达这种不满，组织起一定的团队或借助于一定的社会力量，作出新的探索并取得实际成效，此即改进。理论创新作为创新之一种，也是如此：理论家和思想家们发现原有理论存在某些问题，不满于此种现状，于是便尝试作出改变，提出新的见解，这些见解在社会一定范围内切磋、论辩、修正，最后，才形成了得到一定社会认可的某一新的理论。

三、问题→不满→表达→改进机制的实践启示

理性对待不满。问题在任何时期都是客观存在的，因而人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满。领导者在情感上大多对不满持抵触以至厌恶态度。这颇易理解。因为不满意味着对其领导的不完全认同，对其工作的某种否定。但领导者应有自知之明，他不可能事事正确，即使正确的事也很难使所有人都满意。特别是那些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人，心存不满更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而且，不满之中总有某些合理因素，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有不满是正常的，而完全满意是不可能的，即使存在这种现象，也一定是虚假的。当然，喜欢虚假满意的领导者不在少数，但这只是鸵鸟式的自欺欺人。值得警惕的是，领导者手中都握有一定的权力，他可能利用这些权力打压不满者，直至使用暴力强制手段予以消灭，至少让他们不敢乱说乱动。但这是同现代文明根本对立的，必将受到舆论的谴责和人们的反抗，也不可能长期维持，只能得逞于一时。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对一切事物包括社会都要做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反对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马克思明确讲过："……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0]辩证法作为普遍规律和方法，适用于所有的个人、群体和国家，适用于一切历史阶段。丧失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社会就不能继续发展。"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11]

关键环节是表达。问题与不满都是具有必然性的存在，关键是人们有无适当的表达渠道及其宽窄。表达渠道愈窄，不满就愈易累积，当其爆发时破坏性就会很大；表达渠道愈宽，就愈容易宣泄和舒缓压力。有适当的表达，才可能有一定的改进；而压制表达，则会掩盖问题，使改进成为不可能。须知，批评不等于反对，批评更不等于加害。而歌功颂德者不一定都是好心，其中有大量别有用心的谋私者。

当然，对于不满不能一概肯定。因为人人都有偏见--人们总是受到自己知识背景、认知水平、价值取向、有限视野等局限，不可能完全客观、全面地看问题，由此产生的不满自然存在缺陷。这种缺陷，只能依靠集体智慧--群体讨论和相互竞争等来加以弥补。或者说，一种偏见只能用另一种偏见来制约，众多偏见的相互制衡、相互抵消、相互补充更接近真理。这恰恰证明了表达的不可或缺。应当相信广大群众是知情达理的，真理和正义终将胜利。至于个别的造谣、诬陷以至煽动社会动乱等极端言论，完全可以依据法律予以制止和惩处，不必为此而因噎废食。

如前所述，表达的归结是传播信息和思想即言论出版自由。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一个时期，专制制度盛行，不存在言论出版自由，时常可见的是"因言获罪"、"文字狱"、"莫谈国是"。随着专制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言论出版自由逐渐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其主旨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公然宣称要用暴力推翻它。这样一部著作，1848年在英国公开面世，随后不久，就在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多次出版。由此可见，即便在当时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也已经实行了言论出版自由。这种自由并没有造成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相反，却使它不断得到救治甚而得以更生。社会主义本来应当是比资本主义更文明进步的社会制度，可在斯大林式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自由却是很难想象的。这绝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倒退。压制人们表达，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社会病患不能得到及时医治，以至社会已病入膏肓，上层尚浑然不觉。例如，在1989年11月召开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该党领袖齐奥塞斯库多次赢得代表们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被一致推举为国家领导人，并且得到举国庆祝，执政地位似乎固若金汤。然而，不到一个月时间，暴力压制人民表达的该党政权就被推翻，而齐氏则被枪决。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也说过："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12]

现在，言论出版自由已经写进了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宪法。国际社会公认：对它的"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13]毋庸多言，表达是以思想自由为前提的，它是思想自由的延伸。人们能否自由表达即有无言论出版自由，既是公民有无基本权利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能否正视自身问题并且加以改进的前提条件。假设连表达都不被允许或不畅通，还怎么能期望社会问题得到改进呢？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主要从事脑力劳动，他们对社会问题也更为关心，尤其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其工作就是对社会问题发表各种意见。因此，他们对言论出版自由的需要最为强烈。从一定意义上说，失去言论出版自由，他们也就失掉了生存的基本条件，几乎等同于对他们的骟杀。这看起来似乎只是关涉到少数人的事情，但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包括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喉舌，其中相当一些人是真诚为国为民的，扼杀知识分子实质是对人民包括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封喉。应当看到，随着社会特别是教育事业的发展，愈来愈多的人拥有了中等以上学历和知识素养，日益知识分子化，言论出版自由对所有人都将成为日常社会生活的必需。

值得庆幸的是，当今世界互联网日益发达，它等于在官方垄断的新闻媒体之外涌现了无数的民办报纸、民办杂志、民办广播、民办电视、民办通讯社，普通公民拥有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通道。它使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不再是空谈，它强迫各个国家不得不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等宪法权利。再搞封锁消息、控制舆论、文过饰非已经很难办到了。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尽管也有某些负面的东西，但总体上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可以说，互联网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推进器，而网络民主是当代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

但我们也应看到，网络民主毕竟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一种虚拟的民主。网络民主的发达，在一定意义上恰恰反衬出实体民主的不发达。如果普通公民可以比较自由地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及时地向议员或代表、官员和政府部门表达自己的诉求，那么，网络民主就不会异常繁荣了。

改进与表达密切相联。改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作为一种实践，它以改进的主体特别是决策者为中心，包括调查→决策→执行→反馈四个基本环节，它们也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周期，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前进的过程。作为其基础的调查就是决策者了解社会包括群众的真实情况，而反馈自然包括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可见，群众能否自由表达对于有无改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实质上也就是决策是否科学与民主的问题。倘若"情况不明决心大，权力集中无制衡"，那么，决策必然出现重大失误，并且很难纠正，社会代价往往过高。

在控制论中，信息反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它是指由控制系统把信息输送出去，又把其作用结果返送回来，并对信息的再输出发生影响，从而起到控制的作用，以达到预定的目的。在社会领域同样如此。只有借助于广大群众的表达即信息传播和反馈，才能使社会管理者既有动力又有压力，从而适当调整政策，促使社会出现改进。

一段时间以来，"讲真话难"成为我国社会的一个严重病症。它使决策过程中时常信息失真，上层决策者很难了解真实情况和人民意愿，容易出现重大误差；而且，即便是明显不当的决策也很难得到真实反馈，作为下级的不少官员常常心口不一地"完全拥护"、大唱赞歌，纠正偏差十分困难。当然，真话不等于真理。但是，只有通过真话才能够达到真理，这却是不二的途径。如此讲真话难，缺少信息真实这个起码的基础条件，怎么可能实现科学发展？正如有人所言："说真话，自己付出代价；不说真话，国家付出代价。"[14]我们常说，当代中国现行制度的一个重要优势，是便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还应进一步说，搞得好的话，这是我们的优势；搞得不好，也是我们的劣势--集中力量办错事，盲目决策，劳民伤财，代价高昂！这类实例不胜枚举。而搞得好与不好的关键，就看决策是否民主、是否科学，其中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人们包括相关官员能否都讲真话。

改进离不开一定的社会资源。这里的资源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大类别。其中，经济资源系指资产、人力资本等，政治资源系指组织、权力等，文化资源系指知识（信息）、传播工具等。资源作为主体改造客体的手段、工具或中介，具有重要作用，它是主体力量的放大和延伸。不掌握任何资源的主体，只剩赤手空拳，力量十分有限，难以对社会做出改进。一个社会的资源愈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愈是无能为力，也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人。要使大多数人成为社会主人，就必须使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不过，实现人人平等地占有一切社会资源是一种极高的理想状态，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其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质内容之一。但现实与这一理想尚相距甚远。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包括我国现阶段，社会资源的占有必定是不够均衡甚至是很不均衡的，总有某些优势群体或阶层，如官员阶层、富豪阶层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先易后难，从比较容易做到的初级平等切入，从实现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起步。这些基本权利包括经济领域的基本生活保障、政治领域的基本表达权利、文化领域的思想文化自由等。现在，基本生活保障已经初步解决，于是，各个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能否自由发声即表达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一些人特殊关注和强调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就其反对西方发达国家话语霸权的意义而言，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他们大多忽略国内普通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话语权，这又显得十分狭隘，背离马克思主义、共产党要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根本宗旨。只有广大群众真正拥有表达的权利，才能造就强大的社会舆论和驱杀腐败等社会病菌的"阳光"，才能对官僚特权、资本霸权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才能维护公众和社会的根本利益，使国家重大决策更加合理，促进我国社会科学发展。同时，如果各个阶层包括弱势群体都能够比较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还可以使一些人们的心理怨愤得以宣泄并得到抚慰，甚至会减少诸如自杀、杀人、爆炸等社会极端事件，缓解一些人同社会的对抗情绪，提高社会和谐程度。

将以上所述综合起来，问题→不满→表达→改进这一动力机制最重要的实践启示是：必须切实落实公民表达自由即思想言论出版自由。这是推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基本条件。

注释：

[1]《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11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3]《列宁专题文集ooooooooooooo》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4][美]马斯洛著、许金声等译：《自我实现的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60页。

[5] [美]马斯洛著、许金声等译：《自我实现的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70-17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页。

[7] 参见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9页。

[8] 参见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

[9] [英]卡尔·波普尔著、舒炜光等译：《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页，另见第12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2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13]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1998年10月5日我国政府已经签字并多次声明实施该公约，现正等待全国人大批准。

[14] 刘青松：《新闻纸并不总是真话纸》，《同舟共进》2009年第12期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