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袖:“文化遗民”徐晋如先生的自供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2 次 更新时间:2013-07-15 12:16:19

进入专题: 徐晋如  

青袖  

  必须孤芳自赏,必须抱残守缺,而俗文化一定是为人的文化,是为了取悦它人,谄媚它人的。”徐先生不愧为守旧诗人的旷代知音,以精英自居的士大夫,俨然从精神的层面强行划分作者的等级,严守“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誓不两立。固然,俗文学不应以迁就大众为目的,但雅文学是否就应该走向以自我为中心的孤芳自赏?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这早已经是不证自明的。“雅”与“俗”并不是非此即彼式的二元对立。周作人就曾经说过:“平民的文学正与贵族的文学相反。但这两样名词,也不可十分拘泥,贵族的平民的,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过说文学的精神的区别,指他普遍与否,真挚与否的区别。”雅俗固然有别,也应该看到雅俗有共融。草根们仰慕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精英们也喜欢听笑话、传段子。“就形式上说,古文多是贵族的文学,白话多是平民的文学。但这也不尽如此。古文的著作,大抵偏于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或游戏的,所以确有贵族文学的性质。至于白话这几种现象,似乎可以没有了。但文学上原有两种分类,白话固然适宜于‘人生艺术派’的文学,也未尝不可做‘纯艺术派’的文学。纯艺术派以造成纯粹艺术品为艺术唯一之目的,古文的雕章琢句,自然是最相近,但白话也未尝不可雕琢,造成一种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游戏的文学。那便是虽用白话也仍然是贵族的文学。” -------饱读诗书的徐先生曾一口咬定《诗经》中从民间采集来经过孔子删定后的“国风”的作者是贵族,但再怎么无视历史上曾有无数雅俗共赏的文学作品的事实,也应该听说过“文学源于民间”这一说法吧?礼失求诸野,汉文化的薪火,特别是汉诗的经典化表达,从“诗经”到“楚辞”,从“古风”到齐梁间“律诗”的定型及至鼎盛于唐代,再到晚唐五代以及两宋金元的“词曲”时代,无不经历了由边缘的“夷俗邪音”演化为主流中心的“大雅正声”,这点从古风律诗词曲生长发育时的“方言”与“地方性”就可以见出。但这类富有审美魅力的书写新形式最初出现的身份与身世,总被认为是“低俗下贱”的“不入流品”。“新诗”也不例外。从林琴南的“引车卖浆之徒”到徐先生如今的“浅薄低俗对深刻高雅”的“僭越”,均是如此。对于取代文言文的新文学,徐先生有一种阿Q似的精神胜利法:“握话语权的新文学派单方面宣布自己取得完全胜利,但实际上新文学运动以后,从事士大夫文学创作的依然不乏其人。甚至在他们自身的营垒中,就有陈独秀、鲁迅、郁达夫、田汉等坚持用五七言诗抒情达意”------徐先生总算知道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从事士大夫文学创作的依然不乏其人”的,并且还刻意例举了几个“不乏其人”的如雷贯耳的名字以证实其道不孤。徐先生还以一种偏颇的视角截取1949年后被政治意识形态统治笼罩而定于一尊的“革命文学”来衬托其时一息尚存的古典文学创作的优越性:“1949年以后,潘伯鹰的《玄隐庐诗》、洪漱崖的《洪漱崖诗集》,寇梦碧的《夕秀词》,辞繁言隐,寄托感慨,一往情深,同时期的白话文学作品,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文学价值上,都远远无法与前者相比”------难道徐先生没有看到从五四“文学革命”到后来被政治运动所主导的“革命文学”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悖反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白话取代文言文为标志的新文学运动,并不是“刻意打压士大夫文学”,而是包括启蒙精英在内的“民间”文化对封闭僵固的“士大夫”文化的解放与拯救,包含了试图整合民族文化“言文分离”二元性格局的使命和逻辑。但在中国近代“启蒙压倒救亡”的急迫客观情势下,强势的政治运动对民族文化整体不容抗拒性的召唤,导致了一种新的强制性和专一性,正是因为政治意识形态和暴力革命本身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确立的现代理性精神的扭曲,才吊诡性地导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倾覆的巨大悖反。

  

   这就涉及到在现今时代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具有界分性质的学术视野问题,即:对于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而言,究竟是它的善于协调各种关系、保证社会和谐稳定这一面带有更根本的性质,还是它的压抑人性、束缚个性这种反现代性的属性带有更根本的性质?换言之,处在当今社会,应该以什么样的立场来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从西方文化霸权的角度来质疑还是从民族文化实现现代化转换的角度来进行总结?站在今天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伟大历史功勋不可抹杀,却并不是没有可以检讨和值得反思的地方,这就是它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以及与一切传统文化决绝的激进姿态。它的一个基本偏失是以功利主义的思维去判断人文价值,无视作为价值理性的精神传统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连续性,把一切与富强的政治经济功效无直接联系的传统文化譬如唐诗、宋词、儒学、道家等自身独立的人文价值予以否认(譬如儒学的道德准则作为调节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协调就具有超越历史时代的普遍性意义),这是必须予以认真反思的。但反过来看,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固性和封建势力的强大依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阻碍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如果不采取一种坚决批判的态度,新的思想就难以传播并被一般大众所接受。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帝国和农业社会在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心理层面积淀了根深蒂固的保守性,并直接导致了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迟滞。近代以来政治和文化日渐峻急的激进主义,正是对这种深固的文化惰性的反动。文化激进主义在打破旧文化的禁锢,迎受世界现代化的洗礼,实现传统价值系统的更新过程中,以对传统文化义无返顾地批判,昭示着中国启蒙时期的时代精神,显示出文化变革进程中矫枉过正的历史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只有沉潜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结合中国的现代化语境才能辨清。”的确,陈独秀和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领袖在当时旗帜鲜明地倡导功利主义观念,只是反对空言道义,无补实际的传统义利观念,旨在引导人们直面惨淡的现实和迫在眉睫的社会和人生问题。相反,当时一些采取保守立场的守旧派因为反对白话文而主张对传统文化采取包容的态度虽然在今天看来具有合理性,却在当时被视为落后,因为他们的这种态度不利于建设一种与西方进行对话从而体现人类普世价值的新文化。------如果脱离开这一具体历史情势而抽象笼统地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破坏传统文化,无疑带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一厢情愿,缺乏对历史“同情之理解”。

  徐先生的论调也是如此,复古守旧主义局限了他的文化视野。更进一步,他则采取一种新文化运动本身所具有的缺陷-----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来给新文化运动作出以偏概全甚至全盘否定的论断:“新文化运动意图觉世牖民,启蒙民智,最后却通向了人类历史上最愚昧最疯狂的一幕——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是中华民族堕落的开始,它所宣扬的民主最终变成了苏维埃的极权,它所宣扬的科学最终演化为对人的精密控制和对历史的谎言式书写,但这些还都不是本质。它的本质是用民粹思想武装暴民······”(见徐晋如《他们为什么崇拜南怀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说“这场运动是中华民族堕落的开始”一说类似文革的“无线上纲”,不值一驳,但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后却通向了人类历史上最愚昧最疯狂的一幕——文化大革命”一说却是学术界近年来一个颇为蛊惑人心的流行说法,欲诋毁新文化运动而患无词的徐晋如先生似乎也奋不顾身地加入了这一似是而非的“合唱团”。这一“合唱团”的险恶用心在于:利用人们对文革的深恶痛绝来达到他们诋毁新文化运动的目的。表面上看来,文化激进主义挟政治之威而形成燎原之势的文革具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些特徽,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持的新旧对立态度与此后文革激进主义思潮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联系起来顺理成章,但在两者的比附中实际上混淆了许多截然不同的内涵性质。关于“新文化运动”与“文革”的区别,林贤治先生曾在其《五四之魂》一文中展开过较为详细的论述,不妨转录如下:

  “除去背景的差异,在性质及其表现形态上,文革与五四南辕北辙,存在根本的不同。一、五四是知识分子自组织,文革是他组织。‘大宪章’《十六条》虽然声称‘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已,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姑不论后期对国家权力的强化,即使在前期,也是受“中央文革’的指挥和控制的。所谓‘炮打司令部’,打的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论怎样高喊着‘踢开党委闹革命’,最高统帅和副统帅是不能炮轰的。五四时期是弱政府,所以有众声喧哗。文革期间,即使各级领导被打倒,‘靠边站’,最高权力始终不曾悬置或空缺。两报一刊,舆论一律,表现出高度的指挥效能。因此,说文革是‘直接民主’固然失实,指为‘无政府状态’也不确。一声令下,民主就立即收起来了,怎么可能‘无政府’呢?二、五四重估一切价值,打倒一切偶像,真个是摧枯拉朽。文革个人迷信盛行:红宝书、语录歌、忠字舞、红海洋;还有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弥漫着一种宗教气息。三、作为运动的主体,五四主要是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起着启蒙作用,青年学生是后起的;在反封建文化的斗争中,他们目标一致,配合密切,是一支完整的队伍。在文革中,知识分子成了被批判和清理的对象。五四的一代,是学贯中西的一代;就说青年学生,也都具有相当的学养。文革时代的学生基本是“聋”和“哑”的一代,他们对西方文化除了敌视,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是一种畸形教育的牺牲品。由于他们的无知,轻信,往往造成过火的盲目行动,因此长期遭到在文革中受过损害的知识者的痛恨,斥为'流氓''痞子',把时代的暴行完全归结于他们,而始终得不到原宥。四、五四是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联合体,带有鲜明的民间性和个体性。文革的造反派成分比较复杂,大约有部分在他们的造反行动中反映了社会底层的要求,从而给运动带来惟一的亮点;但是,相当部分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并不代表民间立场。五、五四是天然的群众运动,具有先在的开放性和公开性。文革则是有预谋的,有目的有步骤展开的群众性运动,带有神秘的性质,许多重大事件也都蒙上了一层拜占庭式的气氛。六、五四的参与者,都是真理的追随者,是真诚的理想主义信徒。文革的乌托邦色彩是浓厚的,但是带有欺蒙性。利用人们对民主变革的要求,例如在《十六条》写上巴黎公社原则,一开始就以它的权威主义,出身论,有关‘正统’‘嫡系’的派性争夺等等,显示了一种喜剧色彩。五四的冲突,是价值观念的冲突,理想的冲突。而文革,则更多地表现为实际利益的冲突,愈到后来愈是如此。七、五四实质上是一场思想运动,文化运动,由此必然是多元多向的;所谓斗争也都处于同一层面上,是书面的争论和角逐。没有王者,没有公认的权威,也不需要大法官。文革号召'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目的在于剥夺独立的思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完全惟'最高指示'是从。它实质上是一场政治运动,其间充满了政治歧视,各种凌侮、压制和迫害。《十六条》满纸是‘革命’的权利,惟独没有生命权。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德沃金指出:‘如果政府不能认真对待权利,它也就不能认真对待法。’整个运动以暴力著称,毫无法律可言。单就官方承认的数字,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十年间,就有三点五万人被折磨致死。八、文革的口号是:'破四旧,立四新',其实只在形式和皮毛,并没有触及文化体制和观念中的封建主义,所以才有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上宪法之举。这种‘政治继承权’,显然是王权主义的产物。而五四是彻底反封建的。九、与此相关,文革把几乎所有外国的东西都称之为‘帝修反’、‘资产阶级货色’而加以排拒,与列宁让无产阶级‘掌握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一切文化’的思想大相径庭。五四则是‘全盘西化’,反排外主义的。十、五四旨在摧毁现存秩序,文革则是在体制内进行的,却恰恰捍卫了内部亟待改革的部分。五四不打革命的名目,却有革命的灵魂。文革从总体上不具革命性,没有新的主题,新的思想,新的成果。十一、五四是伦理革命,是在反对封建道德的基础上,重建人性的道德。在文革,道德与良知成了革命的对象。人们变得狭隘、冷漠、嫉恨、残酷、虚伪,告密和仇杀之风盛行。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的形成,公平地说,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摘自林贤治《五四之魂》)

  -------总之,“文革浩劫”不是因为继承了五四传统,恰恰是违背了五四所确立的现代理性精神的一个结果。正因如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徐晋如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化研究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73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4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