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锋:儒家宪政的传统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2 次 更新时间:2013-07-13 22: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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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锋  

  

  [摘要]儒家宪政包涵了根源性的政教关系、共同体治理体系、政体架构以及政治主体性与认同等基本宪制维度,而致力于使公共权力的运行符合宪制规则之精神。这个宪制—宪政视角提供了重新理解中国政治传统的关键契机,也促使我们反思诸如封建专制、儒法关系、内圣外王、政道治道等流行的叙事套式。儒家宪政提倡一种开放、理性而彰显公共价值的宪制会话,在与古人、西方和各种思想进路的对话中促成积极的共识,而这又有赖于一种儒家公民人格的形成和拓展。

  

  [关键词]儒家宪政;叙事传统;宪制会话;儒家公民

  

  有时,人们误把历史当作传统,不加辨择地想象某种精神共鸣;有时,人们又错把反动推崇为保守,在湍急的时光之流中炫耀流逝的锋芒。

  

  ——题记

  

  近年来,儒家宪政逐渐引起世人之关注,各种猜疑和谤议层出不穷,也有学者进行了富于同情的评析〔1〕。对此,近年来我曾分别从宪政儒学、宪制会话、正统论和道统意识的视角予以论辩和阐释[1]。在这里,我想集中围绕几点议题继续申论:我们是否可以运用宪政主义来解释中国的儒家传统?若可,儒家宪政的核心要旨是什么?其价值和角色究竟为何?

  

  一、宪制与秩序、传统

  

  我们是否可以运用宪政主义来理解儒家政治传统?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须对所谓宪政(constitutionalism; constitution)具备一个开阔的认知视野。这里,不妨引用美国政治学者麦基文(C.H. Mcilwain)在《宪政古今》中的一段话:

  

  “现在,我要大家注意的,是政治概念发展史上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可称其为自我意识阶段。在这里,人民被看作是藉直接明确的制宪行为创造宪法的实体。但是,我认为,有充分的资料表明,这个最后的阶段只是更老、更悠久的阶段的延续,即宪法并不是创造,而是生长,不是国家法典,而是民族遗产。(——加重体为笔者所加)现代人把所有法律等同于立法,这使人们不再像遵守私法那样去服从宪法。我们也不再像中世纪那样,把宪法看作习惯:其所以有拘束力,因为它来自人类最初的无法追索的记忆。”〔2〕

  

  麦氏在上世纪中期的这个提醒,告诫人们宪法或宪政具有一个悠久的多层次的演进传统。现代人往往把人民主权理念、以制宪为确立手段、甚或具备明确成文形式作为认知宪政的标准。又或者,如常见的自由主义宪政观,强调对于政治权力的限制约束以保护个体的自由权利,在具体形式上往往以美国代表的司法审查制度为不二法门。

  

  这一类的宪政观并非错误,而是过于现代、过于刚性、过于狭窄,而且深受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束缚。这种成见很容易忽视宪政的传统复杂性与长期性,譬如源出于或由习惯先例构成根基、人民未必直接参与制宪、也未必具备明确成文形式等。过于现代从而无法充分把握历史上的诸多宪政形态(如西方古罗马和中世纪),过于刚性往往侧重正式体制形式的强制性和约束力,过于狭窄则目光局限于政体架构某个制度安排的重要功能(往往是流行的司法中心主义或者三权分立),西方中心主义则不能深察文明精神异同对于宪政传统之深远塑型。

  

  在这里,需要有一个对于宪政观念的根本把握。宪政(或曰立宪主义constitutionalism)乃依宪法(constitution)而行,而Constitution的根本义,乃通于儒家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针对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根本构架与生发而言,即所谓“宪制”云者,“治体”云者,“法先王”云者。这个概念的基本义,是指某个政治共同体的根本政制。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切于此共同体所存处的秩序来思考其政制形构。这一点,在中西古典的政治传统中,都有比较明显的自觉体认。

  

  进一步,我认为宪制包含以下四个重要的政制维度:政教关系(政制的道德、宗教和文化基础),政治共同体的治理结构(围绕族群、地域和外部世界展开并复合),政体架构,政治主体性及其认同。这四个基本维度的聚合,形成我们观察一个政治社会的宪制视角。在这个意义上,再进一步产生各种亚类型的宪制形态及区分,如古典与现代,英格兰与美利坚,伊斯兰与儒家等。

  

  而这样的宪制,究其实为政治权力或公共权力的运用提供了价值导向与规则机制,期望权力实践符合这个共同体的文明精神和规则要求,从而避免政治行动者的意志与激情无所规制,为所欲为。这样运作、维系起来的政治形态,方才符合所谓宪政精神。

  

  依据这种宪制意义的宪政观,我们平常所强调的某些宪政特征,只是其中的某一具体环节。比如新文化运动以来国人对于民主的高度渴望,其实只是宪制架构中政体的某类具体形式。再如国人强调的三权分立,也只是政体意义上分权制衡的一种具体安排。换言之,政体中权力的分合采取何种具体形式,实现何种政治价值,古往今来的宪制类型未必皆以此为判准。我们现在面临中国政治的现代转型,所牵涉的方面既广且深,特别需要从一种开阔的宪制视野来思考,否则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生心害事或未可料也。

  

  对于这种宪制意义上的宪政观,需注意其与秩序之间的深层关联。人们围绕物质、社会和精神需求而结成群体,形成文明,有赖于秩序纽带的连接,方能维系合作、竞争等诸种文明事务。构成秩序的纽带,乃是多样丰富的秩序规则,如道德、信仰、宗教、风俗、惯例、法律和政令。我们所理解的宪制,偏重于政治体之根本政制构造,关系到政教问题、治理结构,不可避免地与秩序规则发生复杂的关联。无论是博林布鲁克所谓的规则类型之集合,还是哈耶克指出的规则系统及等级,其实都揭示出宪政追求规则之治的复杂性,即如何处理诸多秩序规则内在的等级性、优先性关系。或者说,某个共同体秩序中存有信念、道德、风俗、惯例、法律、政制,这些规则如何形构为一个宪制形态,精神性、社会性和政制性的诸类规则如何互动、如何转化跃迁、如何经历历史化考验,这是我们理解宪政变迁的一个关键视角。

  

  任何一个稳定而成熟的、可持续的政治社会,都会发展出自身相应的宪制宪政。当我们理解那些重要文明传统的政治历史时,尤其应具备这点认知。换言之,某个政治共同体及其所处文明的兴衰治乱,端赖对于上述宪制问题是否能够成功应对和解决。

  

  还需强调,如果只看到宪制的人为创制性,而忽视其所依赖的秩序基本规则,很容易滑入荀子式的“起伪”建构论,片面强调公共权力意志在其中的关键角色。对于这一点,儒家有着深刻的洞见。“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文明社会中长期形成的道德礼俗,是儒家眼中优良秩序的根基,也是我们理解儒家宪政的首义。传统政治中“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智慧,也强调了道、俗、宜的秩序根源地位。它们来自于“人类最初的无法追索的记忆”(time immemorial),对于宪制宪政发挥着一种根本的塑造功能。

  

  与此相关,我们可以明白儒家宪政论者为何强调对于中国自身历史和传统的注重。有一种论调把宪政完全看作西方的产物,这一点我们已可识其谬。紧接着,一种论调质疑,如果我们可以接受宪政,那么只需要面对中国现实进行理想宪制的构划即可,何必费力论证我们原本就有一个宪政的传统?

  

  这正是因为我们理解的宪制,是本源于共同体长期的秩序根基,是一种哈耶克意义上“内部规则”的演生,而非纯粹的外部规则〔3〕。我们必须尽量去了解这些秩序根基意义上的规则内涵与特质,进而了解这些规则对于中国政治传统中宪制演进的意义和影响。而对于实践历史经验的注重,是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点的重要途径。在纷繁复杂的巨大历史经验中,那些持续维存、具备内在活力且开放扩展的历史经验——即所谓传统者,又最有益于我们对于秩序与宪制的理解。它们是人们世代智慧的传承与启示,本身也已成为一种深深植根于文明机体的规则。

  

  在这个意义上,从宪制视角来观察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传统,就不仅必须,而且非常重要。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自尧舜三代以来形成的政治传统,经东周儒法等诸子百家整理提炼,后历汉唐宋明清,直至今日经历现代大转型。毫无疑问,这个悠久传统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本身的生成演进与优劣得失远未得到深入挖掘。夫子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吾从周”,为后世立法,奠定中华文明之精神法度根脉。当兹中西古今聚讼之际,现代国人或许面临的是与夫子同样的宪制挑战:如何从宪制视角整理和总结我们的政治传统,并使其成功应对现代转型的诸多难题?而从宪制的根本视野把握道、事/器、势的历史互动与演变,关注承载着中华道德、心智与技艺经验的经史经世传统,就成为儒家宪政的知识论前提。有经而无史,或有史而无经,或有经史而无经世,都不能均衡把握中国传统的宪制思维,从而也势必不利于现代中国的宪制思考。

  

  二、叙事传统与儒家宪政

  

  对于上述论证,常见的一种质疑是:西方保守主义、宪政主义或自由保守主义所保守的,是一种符合自由宪政精神的传统。现代国人欲追求宪政而提倡保守传统,那个传统乃封建专制的腐朽传统,怎么可能成为宪政追求的历史根基?

  

  依据本文提出的宪政—宪制理解,我们可以进行一种宪制意义的历史传统研究,并在历史—现实的基础上探索一种比较政治学意义上的比较宪政和比较宪法学研究。而要展开对于历史传统的宪制研究,势必需反思我们目前流行的历史叙事和历史观。

  

  世人习知的封建专制史观,很大程度上是晚清以来激进思想心态的产物,与现代中国政治和文化上的革命主义有着紧密的渊源。从谭嗣同二千年政治皆秦政的强烈批判,到邹容“秦汉之后无国民”的检讨,再到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等人的全盘否定传统、之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教条运用,逐渐形成一种对于中国政治传统的意识形态偏见,批判所谓君主专制、封建落后,对于学术研究也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价值误导。这种影响,一直到今天大多数国人的历史认知,仍可谓根深蒂固、难以化解。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反思这类论断的意识形态偏见,充分开放自我的历史探索视界,鼓励多样多元的历史叙事展开竞争,以可信公允的学术积累为基础,更新并推进我们的历史认知。

  

  这里,我试图概览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解释概念和理论范式,比较其中的得失优劣,以帮助我们更恰切地理解儒家宪政之内涵要义。

  

  一为专制论。“专制”一词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原指君主之外的政治势力掌握了本属君主的权力而独断专行,而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专制论说(despotism)自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黑格尔以来大多被归为东方—亚洲—中国的消极政体特征(政治上的主奴关系与着眼私利)。孟氏以中国政治为专制的说法在西方人中并非主导,利玛窦、魁奈等人以贵族政治、法度规则提出了不同的观察评价。而专制说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传播,却成为西人确证自我政体先进性的意识形态利剑,深刻支配了西方冲击下的亚洲,日本、中国均落入此彀中。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受到日本学界政界的影响,展开对满清帝制的批评,据此而来的论述每每停留于钱穆先生所称的“宣传派”腔调,然而经过传媒、教育等领域的长期渗透和传播,几乎成为不容质疑的定见。受西方专制主义政体和近代主权学说的影响,嗣后的学术讨论关注中国传统的君主权力是否受到实质性的制度约束,倾向于把传统君主视为主权者,权力不受制约。对应于西欧的政治演变,学者将中国传统政治视为君主专制,其演进方向亦当是取代君主主权的人民主权之民主[2]。

  

  这样一种在立宪主义、民主政治强烈刺激之下形成的专制论话语,又由于清朝部族统治的变态经历而不断被强化,遂成为二十世纪初叶以来影响广大的论调。而究其实,中国传统政治是否适合于主权论的解释范式,是否切合于西方人带有自我优越感的贬低,君主政治是否必然为专制并缺乏规则规范的有效规制,这些问题并未得到学术上严肃的清理。

  

  与专制论紧密联系的是封建论。封建作为中国古语,原本指“封土建国”,是中国政治传统中的一个核心议题。而现代中国政治话语中的封建论,却与本有传统语义基本脱节。自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陈独秀受近代日本特定语境下“反封建”运动的影响,将中国社会历史中所有腐朽落后的事物都归于封建,从一种激进的法兰西民主视角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尽管因与常识相悖甚远,时人罕有附议,却开启了后世泛封建化批评的端倪。1920年代,受苏俄和共产国际影响,列宁以封建社会定性中国政治的用法开始得到中共理论界的认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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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府新论》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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