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本森:“张之洞档案”揭示戊戌变法的另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4 次 更新时间:2013-07-13 10: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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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本森  

  

  [阅读提示]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戊戌变法历时很短,本身的资料比较少,加之变法失败后清廷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极端措施,导致相关者也没有保存当时的资料。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史学家茅海建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张之洞与戊戌变法研究》(批准号:10BZS041)已结项并免于鉴定。该项目利用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张之洞档案"对戊戌变法进行研究,通过全新的材料,为人们呈现了一个未曾看到的戊戌变法的面相。

  

  戊戌变法研究的"三大史料"

  

  以往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主要是依据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进行的,其中最重要的史料是康有为的《我史》(《康南海自编年谱》)、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和康有为的《戊戌奏稿》,被称为戊戌变法研究的"三大史料"。然而这三大史料却都存在问题:《戊戌奏稿》已被黄彰健、孔祥吉等人证明是康有为于1911年春作伪的作品,并非是戊戌变法期间的真作;《戊戌政变记》的作者梁启超自己也承认该作"难免将真迹放大",事实上,该作不仅有"放大"之举,而且还有许多以假乱真之处;康有为的《我史》有真有假,为此,茅海建教授曾花了五年多的时间,为其中甲午到戊戌的记录作鉴注,以辨其真伪。

  史料的来源单一与真假并存,使得戊戌变法的研究者处于两难的境地:若不相信康、梁的说法,将无史料可用;若用康、梁的材料,很可能会犯错。

  

  "张之洞档案"的史料价值

  

  在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历史记录中,戊戌变法被描绘成以他们为首的改革派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这种叙述只是部分正确。因为作为改革派的"康党"和作为保守派的慈禧太后等人,人数并不多;这种叙述忽略了官员士子中的大多数。作为后来的研究者,很有必要去注意那些支持改革但非"康党"的官员士子,很有必要去观察官员士子中的大多数对这次改革的态度。

  张之洞就是"大多数"的重要代表。

  张之洞本是清流派,出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后,如陈寅恪所言"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而转向了洋务派。甲午战败后,他认识到仅是器物的改革不足恃,转向于教育等诸方面的改革,到了戊戌变法期间提出了他的改革纲领《劝学篇》,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求进行政治、外交、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就其实际的政治或政策举措而言,与康有为并没有太多的差别。而甲午战争之后,随着李鸿章集团的分裂,张之洞、刘坤一集团的地位逐步上升。张之洞利用其门生故吏、通过保举等手段,迅速扩大其队伍,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集团。张之洞集团是主张改革的,其态度对于改革的前景有着重大的意义。

  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张之洞档案",是一大宗的档案,共有近500函,2000余册,另有散页近万张。2008年,茅海建教授偶然发现这批档案对戊戌变法研究的重要价值后,便放下了手中的工作,专门阅读和研究这批材料。

  鉴于观察张之洞集团对戊戌变法及其对康有为一派的态度,可以看到当时政治斗争的基本力量的对比,看到康有为一派之外各大政治派系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态度,看到戊戌变法的多个面相;因此,"张之洞档案"就有了很大的史料价值--它提供了从康、梁以外的视角观察戊戌变法的可能。

  正如茅海建教授所言:"历史事件本是多面的,单面的观察不能克服片面的观点,而多了一个面,就可以在接近真实方面跨上一大步"。"张之洞档案"让茅海建教授发现了戊戌变法的另一面。

  

  变法前后京中政情

  

  茅海建教授依靠"张之洞档案"中的《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与张之洞亲笔电报,叙述了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在戊戌变法期间在北京给他寄来的密信--这是"张之洞档案"中最为激动人心的部分。这些密信透露了北京的许多政情与舆情,例如:张之洞的《劝学篇》对京中政要影响极大,光绪帝明确表达"幸近日已见张某之书,方始明白君权之要",大学士徐桐"自见《劝学篇》后,为之一快"。再如:戊戌变法期间京城高官中有慈禧太后对变法不感兴趣、光绪帝病重的流言。张权1898年8月9日的信中说:"刘博丈(即刘恩溥)言,今上变法甚急,慈圣颇不以为然。每日谕旨,慈圣俱不看,但云:随他闹去罢。"关于光绪帝的病情,当时京城中传言"圣躬违和,……症系不能存食,每行动五局俱从。时时思食,旋食旋遗,或多食则呕"。这些传言对京城内高官的政治态度将会起很大的作用。还有,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联络渠道是军机大臣廖寿恒,"然上交派,凡渠有条陈,专交廖(即廖寿恒--笔者)与之呈递,并不拘奏折体制,即以说帖封进,随时交來。廖不敢不与之递,此则不诬也"。另外,虽然张之洞的政治举措与康有为一派并无本质区别,但是康有为的变法没有得到张之洞的支持,1898年2月16日,张之洞在给杨锐的电报中称:"康长素与仆有隙,意甚险恶。凡敝处议论举动,务望秘之,不可告康。"茅海建教授称:"读了以上张权、张检、张彬的密信,并结合'张之洞档案'中的亲笔电报,我最突出的感受是,张之洞一派与康有为一派在政治上对立,而到了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百日维新'阶段,张已视康为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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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维新运动

  

  以前人们大多认为:康有为变法时,地方大吏中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积极支持。对此,陈宝箴的后人陈寅恪曾说:"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陈寅恪指出了从实际经验中得知须借重西法改旧法的陈宝箴,与从"今文"、"公羊"中推出"孔子改制"之说的康有为,有着思想渊源的不同。然长久以来,学术界对陈寅恪的这一说法有过许多次引用和赞赏,但一直不能予以证明。茅海建教授在研究"张之洞与陈宝箴及湖南维新运动"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说明。张之洞与陈宝箴之间有长达十余年的交谊,他们在公务中相互配合,是志同道合的僚属和政治盟友,且在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上大体一致。张之洞对《湘学报》及湖南维新运动的干预,陈宝箴都予以支持和配合。两人共同上奏了废八股的科举改制奏折,暗中就有抵制康有为学说之意。陈宝箴上奏要求下旨康有为将《孔子改制考》自行毁板,并在变法最关键时刻提议召张之洞入京,主持朝政。以上内容,具体说明了陈寅恪所揭示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虽为改革派,但与康有为、梁启超在思想上以及诸多举措上的差异。来源: 《社会科学报》第13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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