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成:激活市场环境 促进经济回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 次 更新时间:2013-07-11 2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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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成 (进入专栏)  

  

  一、本轮经济回升的特点:呈现“弱回升”态势

  

  一般说来,经济回升可有三种态势:强回升、适度回升、弱回升。由各种经济指标的表现来看,本轮经济回升目前呈现出弱回升的特点。

  2012年9月起,我国经济运行的多项重要指标都结束了近两年多的探底下滑,开始出现企稳回升态势。但是,进入2013年后的头几个月,各种经济指标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一些经济指标在回升中又出现了轻微下落。如:

  1.GDP当季同比增长率,去年第四季度结束了连续10个季度的下滑趋势,回升到7.9%,但今年第一季度又轻微下落到7.7%,然而比去年第二、三季度仍略高一些。

  2.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增长率,去年9月结束了连续30个月的下滑趋势,至12月回升到10.3%。但今年又轻微下落到5月的9.2%。

  3.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当月同比名义增长率,去年9月至12月回升到14%至15%左右,但今年前5个月又下落到12%左右。然而今年3月至5月在低位又呈现出微弱的上升之势,由1至2月合计的12.3%,上升到5月的12.9%。

  4.固定资产投资月度累计同比增长率,去年5月至今年2月有所上升,但今年3月之后又轻微下滑,至5月累计增长率降至20.4%。

  第二种情况是,一些经济指标继续呈现回升态势,但回升的幅度不大。如:

  1.房地产开发投资月度累计同比增长率,总体位势由去年下半年的15%至16%左右,上升到今年前5个月的20%至22%左右。但1至5月累计增速20.6%,比年初1至2月累计增速22.8%略有下降。

  2.广义货币M2月度同比增长率,从2012年1月至2013年5月在波动中呈上升之势,今年1月到5月为15%至16%左右,超过年初的预期增长目标13%。

  3.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中采PMI),由今年2月的50.1%,上升至5月的50.8%。但汇丰银行公布的以中国中小企业样本为主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汇丰PMI),今年4月、5月、6月连续下降,5月和6月降到50%以下,自去年11月以来首次跌破警戒线。

  一般说来,经济回升可有三种态势:强回升、适度回升、弱回升。由以上各种经济指标的表现来看,本轮经济回升目前呈现出弱回升的特点。在弱回升中,经济运行的上行动力和下行压力这两股力量相互交织,经济运行的上行动力并不强劲,经济回升的基础或回升的趋势并不稳固。在我国建国以来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前9轮回升中,大多都是强回升。也就是说,经济在增长与波动的运行中,一旦回升,就回升得很猛烈,GDP增长率在短短一两年内就可迅速回升到10%以上。由此,带来的是经济大起大落的大幅度波动。而在第10轮经济回升中,即从2000年开始的回升中,克服了过去强回升的弊端,从2000年至2003年,经过4年,逐步、适度地回升起来。随后,从2004年至2007年又在较高位势上运行了4年。这样,在第10轮经济周期中,GDP增长率整个上升过程由2000年至2007年,共延长到8年。前4年,增长比较适度;后4年,增长有些偏快。

  

  二、经济“弱回升”的原因分析

  

  四大因素:国内外经济大环境、大背景因素;宏观调控政策因素;各级领导班子换届因素;市场波动因素。

  形成本轮经济弱回升局面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四大因素:

  1.国内外经济大环境、大背景因素。与过去不同,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与波动所面临的国内外大环境、大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国际方面说,世界经济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转变为“深度转型调整期”。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不断发酵,外需低迷不振的局面仍将继续,国际经济走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从国内方面看,我国经济已由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平均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期”,转变为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 “增长阶段转换期”。在这种国内外经济大环境、大背景之下,我国经济增速的回升很难像过去那样进入“强回升”状态。

  2.宏观调控政策因素。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对于经济波动的高低起伏具有重要的直接影响。本次宏观调控政策放松的力度并不大,由此使经济回升的力度也不大。具体说,一来,2008年至2010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为了“保增长”,曾采取了大力度的宏观调控刺激政策。本次宏观调控吸取了上次“保增长”时的经验教训,没有采取大力度的刺激政策,而是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统筹考虑稳增长、控物价、防风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二来,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放松的空间有限,受到两种价格(居民消费价格、住房价格)上涨压力的制约,以及受到产能过剩的制约。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压力主要来自成本推动的影响,诸如劳动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等上升的影响。至于房价,近些年来就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有效解决房价上涨的可靠办法。房价上涨的压力,成为现阶段束缚我国宏观调控、束缚我国经济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卡脖子“瓶颈”。不突破这个“瓶颈”,宏观调控政策的施展空间就受到很大的局限。

  3.各级领导班子换届因素。过去我们常说,每逢各级领导班子换届之年,就有一种“换届效应”,即各地区、各部门都想大干快上,做出政绩,从而助推经济高速增长。而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初的这次大换届,还没有看到原先那种助推经济高速增长的“换届效应”。是过去那种“换届效应”没有了,被克服了?还是往后推移了,尚未完全释放出来?一下子还难以下结论。但从这次换届是规模比较大的换届来说,各级新领导班子要对原领导班子的重要决策和规划进行调整,要形成新领导班子的决策和规划,这无疑需要有一个调研过程、思维过程、酝酿过程、决策过程、融资过程和具体实施过程。所以,各地方、各部门一下子还难以形成向上助推经济迅速回升的力量。

  4.市场波动因素。在经济周期波动中,在向上转折时与向下转折时,即在经济回升的“启动”时与在经济扩张的“刹车”时,具有不对称的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往是“刹车容易、启动难”。而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则相反,一般是“启动容易、刹车难”。

  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经济周期波动中,“刹车容易、启动难”呢?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自主决策、自负盈亏。当经济波动处于低谷阶段时,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面临困难,其生产经营的预期前景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预期前景都不被看好。企业既面临着眼前的困难,更对市场前景缺乏信心,市场上充斥着悲观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认为,扩大生产和投资不仅无利可图,而且还要冒着风险。这样,企业利用自有资金或通过借贷来扩大生产和投资支出,以及银行放贷,都极其谨慎。由此,经济回升的启动比较难。当经济波动处于过度扩张之中而需要刹车时,企业和银行都唯恐刹车不及而受损失,因此,经济扩张的刹车比较容易。

  为什么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启动容易、刹车难”呢?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不是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而是政府的附庸,企业的决策由政府确定,企业也不需要自负盈亏。在经济波动中,当经济需要启动时,只要政府一声令下,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都会争先恐后地去争取资金,而不考虑资金使用的效率、效益和风险。因此,经济容易启动,而且经常是“强回升”。而当经济扩张需要刹车时,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都不愿意立即停手,唯恐先刹车者吃亏,都期望经济继续上涨,难以下决心进行调整和收缩。这样,当经济过度扩张时,刹车就比较难。

  

  三、对策分析

  

  为了使经济由收缩转入回升,仅靠放松货币政策还不行,还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即有利于激活投资、扩大消费、使企业有实际的或预期的赢利这样一种宏观经济环境。

  前面提到,一般说来,经济回升可有三种态势:强回升、适度回升、弱回升。目前,我国经济回升处于“弱回升”态势。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应再走“强回升”的老路。但应通过努力,进入“适度回升”态势。因为在“弱回升”态势下,宏观经济环境不稳定,三大收入的增长均受到影响 (企业利润收入、国家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特别是企业的生产经营面临诸多困难,加之市场前景不看好,市场情绪不乐观,这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利于调整经济结构,不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从企业利润收入看,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5.3%,跑输了GDP。 2012年GDP增长是7.8%。特别是2012年前9个月,工业企业利润各月累计同比增速均为负增长。

  从国家财政收入看,2013年第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6.9%,跑输了GDP。第一季度GDP增长为7.7%。

  从居民收入看,2013年第一季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6.7%,也跑输了GDP。 2013年第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速9.3%,略高于GDP增速,但比去年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速12.7%下降了3.4个百分点。

  三大收入的增速均在下降。这种状况能不能持续?能持续多久?恐怕各方面都不太适应。所以,我们还是应该通过努力,进入“适度回升”态势。

  美国著名的研究经济周期的学者哈伯勒,在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启动与刹车的不对称特点时曾指出:“通过银行方面的限制信用,总是可以使扩张由此停顿、收缩过程由此开始的。但是单单凭了使信用代价低廉和供额充裕的办法,却不一定能使收缩迅速遏止,等等。在高潮转折点与低潮转折点之间,存在着某种参差不齐的情况,对向上转折进行解释时所采取的方式,跟对向下转折时所采取的,应有所不同。 ”这就是说,在经济波动由扩张向下转折时,通过货币政策,提高利率,紧缩银根,限制信用,即可使经济扩张停止而转入收缩,即“刹车容易”。而在经济波动由收缩向上转折时,单凭放松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使信用代价低廉,扩大信贷规模,使信贷供给充裕,却不一定能使经济收缩迅速停止而马上转入回升,即“启动难”。哈伯勒分析说:“当价格和需求在减退中,并且预期将进一步减退时,对可投资金的需求就会衰落到那样程度,简直没有一种利率 (除非是一个负数)可以促使投资复活,从而促使货币实际流通额——即按时间单位计以货币为依据的商品总需求——增进。 ”

  由此,对我们的政策启示是:为了使经济由收缩转入回升,仅靠放松货币政策还不行,还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即有利于激活投资、扩大消费、使企业有实际的或预期的赢利这样一种宏观经济环境。这就需要:其一,通过深化改革,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来激活投资和扩大消费。其二,通过转方式、调结构,直接扩大消费,并扩大与提高消费能力有关的投资。特别是结合城镇化的发展,提高医疗、教育、住房方面的消费和投资,解决人民群众生活中最为关切的 “三座大山”问题,即“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买房难、买房贵”问题。三是对于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来说,还有一定的放松空间,特别是当前物价涨幅较低。总之,通过努力,形成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使经济运行进入“适度回升”态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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