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申酉:关于中国1949年以后历史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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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申酉  

  

  编者按:王申酉1976年9月9日被捕,1977年4月27日被枪杀。这是他在狱中所写的“供词”,原是给他女朋友的信的回忆。

  

  当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获得全国政权时,它所面临的国家是一个经历了长期外战与内战、政治上分崩离折、经济上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民党的腐败政权在战争中把国家搞到了历史上少有的毁灭破败的边缘。从经济形态分析,国民党四大家族代表了官僚买办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严重地阻碍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建国初期,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工业只占了不到10%,其余90%以上是由汪洋大海似的小农经济或封建宗法经济所产生的。在北方老解放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使农民从封建宗法经济的束缚中解放成为一群小私有者,但在南方广大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还没有实行。因而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还十分需要彻底实行资本主义性质的变革,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扫清道路。建国后三年(1950-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正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当时的情况,诚如刘少奇说的,中国资本主义还处在年轻的时期。所有实行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变革措施都获得成功,并确实大大恢复了国民经济。镇反和肃反运动对于肃清国民党残余破坏力量,巩固新社会的政治基础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高、饶的党内分裂活动也没影响历史大局。

  1953年开始的互助组和1955年开始的合作化运动引起了党内的争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是需要成熟的物质条件的,那就是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生产、流通和交换、分配的高度社会化,大工业占领一切物质生产部门。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教导我们,这并不是说对于一个具体的国家,非要等到最后一个小生产者被剥夺掉生产资料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变革。无产阶级可以在成熟的历史条件下,先夺取政权,借助上层建筑的力量,把小生产者组织起来,采取协作制进行生产经营,给以物质和道义上的帮助,使它向大生产的方向发展,通过大生产表现出来的五大优越性对其他小生产者起示范的作用,从而使广大小生产者(如农民、手工业者等等)避免经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被剥夺生产资料、蒙受巨大灾祸的历史过程而直接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法德农民问题》及其他一些着作中阐述了这个思想,列宁(Vladimir Ilich Lenin)也在《论合作制》等着作中作了论述。

  刘少奇在1954年一个批示中曾提出当时实行合作化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我很难知道,合作化对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是否成熟,但搞合作化的大方向是对的。总之,党内就合作化问题是发生了争论,但意见很快就统一了。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中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是无产阶级在掌握了大工业、掌握了政权的条件下借助于上层建筑的力量发动的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经济变革。毛主席亲自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文章写了许多批语,具体领导了这场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运动,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久,民族资产阶级既然随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被割断了城乡的资本主义联系、原料来源与销售市场被控制,在1956年实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城乡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就在1956年中,召开了八大,全国一片欢腾,满怀着对国家前途的希望,中国共产党达到了建党以来最团结、最统一、最生气勃勃的顶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也达到了战后的最高点,以米高扬为首的苏共代表团以及其他80多个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出席了中共八大。总之,当时国际、国内的团结景象使以后经历了近20年的不断分裂痛苦的中国人来说成为无比美妙和珍贵的回忆了。

  同时,建国后到这段时期国民经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和苏联实际经验的指导和物质手段帮助下的高速度的健康发展,也使以后经历了十多年国民经济的破环或停滞不前的中国人民留下了无限怅惘的情感。我正好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期开始懂事,对当时祖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变化多少有一点大致的感性认识。

  1957年的反右斗争,基本上摧毁了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力量,党外资产阶级从此基本上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党内和党外的关系也从此发生了变化。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党内分裂埋下了深深的种子,甚至为八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党内大分裂,埋下了祸根。因此,1958年是考察建国后我国历史的极关键的一年。

  1958年初的中国经济形态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在农村,经过了三、四年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合作社(初级社和高级社)正在巩固之中,在生产上实行集体协作劳动,在分配上从按土地分红过渡到按劳力分红。实在说,由于绝大多数农民还采用原始的、简单的劳动工具进行手工劳动,而且工业还远不能大规模地提供农业机器给农村。而农民阶级本身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生活惯了,无论在生产经营上、意识形态上还没有完全适应新的经济关系。因此,可以想象,合作社经济还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才能真正固巩起来。列宁说过,只有大工业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巩固基础。在原始的镰刀铁锤上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在当时,应高度发展城市大工业,提供足够的农业机器,对农村实行必要的技术改造,使农村的生产力性质真正适应合作社经济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但是毛主席当时却不顾中国的现实历史条件,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也就是说,将大致相当于村或几个村的高级社扩展到相当于乡或几个乡规模的公社,提出政社合一的一元化领导办法。从经济形态上说,是把核算范围改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不久又提出把核算单位上升到公社一级,否则无法显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事实上,后来经济成本核算连公社一级也取消了,大搞一平二调、共产风,各种舆论宣传机器都在宣传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了。农村实行了生产不计报酬,吃饭不要钱,家庭经济也取消,货币经济也濒临取消。我当时正在初中念书,政治老师们向我们讲解《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的语录,与我们一起畅想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景象。

  在工业方面,毛又提出,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二个就甚么都好办了。结果各行各业都大炼钢铁,甚至从农业中抽调大量有生力量炼钢,严重打乱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均衡比例。钢铁是从1957年的535万吨发展到1958年的1,070万吨,到1959年又翻了一番,达到令人可疑的1,800万吨,但其他部门的损失则是极为严重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口号是提出来了,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也提出来了。但是,结果是甚么呢?

  人们陷入盲目的狂热之中,人为的经济灾难到了1959年就开始显露其祸害了,只是还没有被大多数人看出罢了。即使有清醒的人,也多半不敢发表意见。独有那个热血老人彭德怀不仅头脑十分清醒,而且人格正直,有大无畏的勇气,不顾高龄,奔波到全国许多地方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实地视察,把灾难性的经济形势与造成的根源作了分析,写成了长篇的万言报告给毛主席,结果在庐山会议上酿成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成了党内分裂的导火线。彭德怀并没有搞阴谋,而是通过正常途径写信给中央,也没有在信中追究个人责任,还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当时困难的经济形势,要求采取措施改变过来。彭德怀在写信前曾说过,拚着这身军装脱掉也要干一下,可见他是置个人政治生命于度外站出来的。毛主席看了后果然勃然大怒,用列宁骂普列汉诺夫的话大骂彭德怀。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是同情彭德怀的,但没有办法,结果毛撤了彭德怀国防部长的职务,改派林彪任国防部长。

  彭德怀的劝告丝毫没有打动毛的心灵,反而更使他下决心按原来路线做下去。毛搞了个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通令全党,在全党掀起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中央到各地揪右机会主义分子,结果再没人敢说话了。全国刮起了浮夸风,甚么稻米亩产上万斤,甚至几万斤也上了报。可惜我当时还不太懂事,因此不能详述当时大批大批的荒唐的经济笑话。总之,这场经济灾难像一匹野马一样在毁灭性的路上狂奔,到1962年眼看要摔到万丈深渊中去时,才算被?绳勒住了。

  三年后,彭德怀又写了被称为翻案书的信给中央。三年的国民经济困难使1957至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许多指标没有完成,从1960年起甚至再也无法向国内外公布国民经济完成的具体数字了。工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究竟这三年造成的经济破坏达到甚么地步,让历史学家们去写吧。这里要提的是1962年的中央、省委、地委、县委的七千人干部大会,这是党的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干部大会。矛盾已充分暴露了,再也无法掩盖了,全党聚在一起评价这三年灾难的状况,讨论解脱的办法。毛在会上是处于孤立的地位的,只有林彪为他说话。

  刘少奇在大会上谈到当时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提出这三年经济困难的根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中央到省地干部在他的启发下都谈出了真实的各地情况与个人的意见。

  党中央面临这样的局面,采取了许多从历史上看是正确的政策和措施。首先是决定废弃三面红旗的口号,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方针,并规定1963-1965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1966年起再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毛也同意将农村的经济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一级,实际上回复到人民公社化前的情况,只是为了顾全他的威信,不取消“公社”的名称。但以后的历史学家要作公正的评论的话,总只能这样认为,三面红旗是失败了,是一场历史的悲剧。毛这时读了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书,读了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多少认识了一些问题。不过他指责各地干部们不懂价值规律,要求大家学点政治经济学,还特别介绍了那本价值不大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给大家,并作了一些评注。我想,如果他在1958年注意到这些问题,就不至于提出搞人民公社化运动吧。

  另外,为了团结党内外群众一起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地度过难关,党中央还在党内恢复了一大批被冤枉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名誉。邓小平公开说过,反右倾百分之八、九十搞错了。在党外,也摘了一大批1957年带上的右派帽子。在一些传达到全党的文件中对三年国民经济困难作了比较客观的估计。甚至在拿定息的资本家中,也允许他们借神仙会之类的形式谈看法,揭阴暗面。党内外民主有了不少气氛,人们被允许说话了。如果党好好干,带领人民好好干,中国还是有前途的。

  党中央工作从此以后主要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是由周总理主持,毛主席则不大管具体中央工作了,在全国视察、游历,并让林彪抓好军权。他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口号,显然他是仍不愿承担三年经济困难的丝毫责任的。但他表面上不能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要各地干部到各地向人们传达他的这个意思。刘少奇真在湖南这样做了,结果犯了一项大罪。

  这里就使人想起列宁了。列宁在苏联建国初期搞了很短时期的空想共产主义措施,造成了经济的混乱、受损局面,他很快能洞察出来,不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来挽回局势,而且在好多中央的、党内或党外的会议上向群众公开承担自己的责任和错误。这不但没有损害列宁的威信,反而提高了他的威望。公正的历史学家会客观地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当时内战十分激烈,搞战时共产主义的措施是有客观的历史要求的。当时工业受到十分严重破坏,极少可能有足够的产品去与农民交换粮食,为了维持战争和工业生产建设,多少要强制地采取徵集制获得粮食,因此历史会谅解列宁的作法。

  而毛主席在1958年的做法,是无法解脱历史的评判的。当时中国一片和平建设的景象,又刚经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高速度经济发展,并没有为他的做法提供客观的辩护因素。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现成的,苏联建国初期短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造成的历史教训也是现成的。还有,在提出人民公社化运动时,特别在1959年苏联是明确提出不同意见劝告的。党内以彭德怀为代表也提出了不同意见。所有这些都评价在1958年的做法提供了客观的基础。从1963年开始,党中央又提出在全国展开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使人想起苏联的情况。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向资本主义势力作让步,是为了准备条件进攻资本主义。我党中央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从困境中解脱开来,也不能不采取了许多向资本主义让步的方针政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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