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不可持续，有外在压力有利于结构调整，重要的是要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际、国内环境促使中国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让民生消费、投资、外贸均衡推动经济发展。当前重点是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启动居民消费。我们现在更多面向国际市场，如果启动13亿人的国内消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还是很大的。要启动国内的消费，就要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我国20世纪90年代时居民在初次分配当中的比例是65.41%，2008年降到57.48%，政府初次分配从1992年的15.53%，上升到20.25%，企业从19.06%上升到了22.27%。如果让居民有消费能力的话，初次分配当中的比例应该在70%左右。

第二，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结构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1962年信贷总量是54.8万亿元，2009年到现在加起来信贷增量将近是25万亿元，不能说信贷是紧的。因而我们要想发展经济，最主要的就应该是控制货币，搞活金融。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为货币总量应控制，资本市场要放开，特别是直接融资应该得到更多的发展。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更多体现为减税，减少企业的负担。

第三，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使得全球对人民币寄予希望。有些国家已经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持有。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就是其中之一。到今年上半年，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已经占同期海关进出口总额7.5%，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外商直接投资1～5月份已占27%，境外投资用人民币结算占27%，对外投资占6%。

第四，为中国企业全球配置资源提供金融服务。我们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我们需要保持全球制造业的地位。尽管现在欧盟和美国经过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之后，都提出了制造业回归的政策，都在积极发展本国制造业。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在制造业上还有很多优势。通过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当他国需要发展本国制造业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应该走出去。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企业有很多并购，在制造业上的并购、在矿产方面投资和并购。我们应该发展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为全球并购服务，为企业走出去服务。但是，我们希望企业走出去收购、兼并、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当地的文化环境和法律环境，相对于其他很多国家来说，在劳工保护方面我们比其他国家做得要弱得多。不要以为那些发展中国家法律体系不健全，其实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劳工法律保护方面比我们强得多。我们的企业出去之后，由于不了解当地的法律环境，出现了一些损失和矛盾，这是文化上、理念上的差距。一个荷兰盾出卖一个企业，多便宜啊，但是前提条件是几千个职工不能够解雇，职工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所值的价值就是这个企业的价值。

我们还要发展人民币的汇率利率的衍生品，为企业风险管理服务。我们的企业要树立风险管理是成本的必要组成部分的理念，如果没有这样的理念，我们无法正确运用衍生工具锁定成本。以前，全球都认为人民币要升值的，现在有了贬值预期不应该害怕，升升贬贬是市场自然规律，要顺应这样的规律，让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我们的企业一定要用好衍生工具，锁定风险，不要以为人民币只升不贬。贬不可怕，升也不可怕，我们要学会运用汇率衍生工具。

金融界应该稳妥发展海外金融机构，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各家银行和证券公司已经在海外布局了，他们想尽办法为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服务。日本企业“走出去”很重要的帮手是日本金融业伴随企业的走出而走出，我们现在也应该伴随企业的走出而走出，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