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民主在表达上成为一种共识（虽然，这些说民主的人依然觉得这种共识的范围还不够大），如果从1989年开始到现在的这段时间来看，这二十多年来，作为民主话语（泛指）的变化过程，倒是值得玩味。如果人们还记得1989年的广场运动（并非仅指北京），那么，一些词就会成为那一事件的关键词。而在这些关键词中，我倒发现，民主的出现频率不高。如果将整个80年代纵观来看，从权力对社会思潮（虽然是从“敌情”的角度出发）的反应，以及权力对其命名来看，我以为“民主”这个词，即使是在官方的话语中也并非常见。【要指出的是，这部分缘于当时的思想与认知背景，同时，也与整体世界环境有关。我补充这一点是为了把这些影响悬置起来，然后具体分析一下这种情况的原因。】如果说民主并非80年代的关键词，那么，宪政就更是闻所未闻，宪政这个词在80年代，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是非常稀少的词汇（比起今天对宪政的思考和讨论，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将80年代，尤其是1989年的运动，不视作一场民主运动，简直是荒谬。但是，在这场运动中，无论是民主的诉求，抑或是民主的话语，似乎都未能达到我们对于民主运动的想象和期待（但绝不意味着这场运动在民主意义上的无效），那么，应该如何看到中国80年代的民主运动，以及这种运动与官方的互动呢？
在试着回答这个问题时，我认为看看官方的反应，倒是提供了一种思路。官方对80年代的民主运动，称之为“自由化”或“自由化运动”。我认为，这种官方的命名，从某种角度反倒是指出80年代民运的性质。如果说民间对官方的命名有着自己的看法，也不论民间是如何认知民主与自己行动之间的吻合程度。即使，官方和民间在这种命名之间存在差异，也不妨碍彼此坚持各自的行动。但是，我倒觉得，官方的观察和判断，也许比民间的准确。
我不是说民间的民主呼声以及行为，不是在争取民主，而是，在政治哲学的视角下——这也不是说，官方就自觉地采用政治哲学的认知手段；这种民间的民主运动，在对自由的呼吁层面上，要比民主更加明显。
当然，整个80年代，中国社会在自由和民主两个向度上都是欠缺的，今天依然。在这个意义上，争取自由和民主，有着很大的交集。但是，我为什么认为80年代的民运，在自由的向度上的意义超过了民主层面上的呢？我想，这取决于我对民主的一个认知，即：无法治亦无民主。如果说民主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人民参与政治的方式之一。而民主起源的古希腊雅典，是民主的代表性制度。而雅典的民主是直接民主，无论是在同时代，还是在未来一千多年的欧洲政治史中，这种直接民主除了在很少一些小共同体（规模类似于希腊的城邦人口，比如瑞士山区的一些地方）中应用外，就是在非常政治中，比如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掌权的阶段。换句话说，离开了雅典城邦的共同体规模，直接民主都不存在可操作性。而雅典的民主，以及围绕这一政治制度的政治理论，一直是西方政治学中对民主的定义。
而现代民主，几乎是对这一古老定义的全面改写，在投票的意义上，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区别不大，除此之外，几乎全部的民主条件都改变了。在这里，我只想指出法治这一条件变化。雅典的法治被其民主制度的光辉掩盖，但并不意味着它不是法治的；而直到罗马共和时代，法治才被空前提升和壮大。而罗马的法治建设，成为了西方文明的重要构成因素。中世纪对西方文明的中断，在经历了漫长复苏期后，逐渐恢复的是法治建设而并非雅典意义上的直接民主。英国的法治（宪政）历史悠久且稳定。美国建国之初，虽然保留了民主的称谓，但内容几乎与民主无关，它更像是一个贵族共和政体，其法治（宪政）的意义要超过民主的。而法国大革命中，倒是在某个阶段复兴了雅典式的的直接民主，而造成的结果尽人皆知。因此，可以看出，民主（投票）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并不意味着必然的民主制度，应该说，作为手段的民主和作为制度的民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雅典的民主做到了手段和制度的重合，而现代民主，则大大扩充和丰富了作为制度的民主。而现代民主，即作为制度的民主，若没有法治作为基础，作为手段的民主，也可能为暴政服务。就这一点而言，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了。所以说，无法治亦无民主。
若以此来看待80年代的中国（以及今天的中国），绝不能说法治已经建成，没有一个独立的立法和司法体系（这几乎就是三权分立了），不能指望中国法治建设拥有一个可能的开端。而在没有法治的基础上呼吁民主，至少要把法治建设放在一个重要甚至优先的位置上。而吊诡的是，在80年代，体制在法治建设上，还是有作为的，比如82宪法的诞生。也就是说，民间若在法治的层面上敦促体制进一步推进法治建设，这就变成了一个——至少在我看来——无需使用激进民主（以广场政治为代表）来达到的目标。而真的思考这一目标，就会发现，以80年代的情况而言，法治建设更多地需要体制的作为，民间顶多用一种声音为体制施压（如果可能的话），而不可能用一种激进的方式，真正影响法治建设。
如果我把话说得明白一些，问题就是，整个80年代到1989年，那些民主的参与者与支持者，吁求的是自由还是民主？如果露骨地说，人们要的是法治下的民主还是不需要法治的民主？而这两个诉求，在实现的方式上，可谓大相径庭。要法治下的民主，就如我上文所言一般；至于，不需要法治的民主，我不得不说，广场政治距离这种民主已经一步之遥。在某种意义上，文革的恐怖，法治的缺失也许要比民主的缺失，要负上更多的责任。【观看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帝制历史，民主从来也不存在，但是，在帝制稳定的时代，也没有出现文革那样的失序。如果说，帝制中的法制还维系了社会的正常秩序，那么，在文革中连这种法制也被破坏掉了。而今天，还有一部分人怀念文革时期的“民主”，如果排除有意的成分，应该看到，在文革中的确存在着一些民主的痕迹，但是，这种民主痕迹，没有法治的基础。也就不可能提供宪政制度上的建设性，更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判若天渊。】相比于西方的法制传统，汉语的专制传统恰恰是对法治的拒绝，这也就是宪政在中国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法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法治建设要优先于作为手段的民主。
从今天的立场回望80年代的民运，我没有资格说那时的人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说，人们想要的并非是今天最迫切的事物。同样，我也不能说，体制比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人们的欲求，更不意味着，体制对人们的诉求是真诚回应的。
按照我的意思，80年代的民主运动，其自由的含义大于民主的。但是，却并不意味着，这种对自由的伸张与历史上民主制度的发展有相违之处。换句话说，在政治哲学的角度上，人们要自由，就是包含了对政治权利的诉求，同时，这种权利必需以法律的形式得以确认和保证。退一步说，宪法中就包含有权利法案，人们所要的自由，与落实宪法内容是一致的。
就这一点而言，如果体制更清楚地看到，在这些民主运动背后，体现着人民的权利意识，以及宪政的最终表达。那么，体制应该更积极地推进法治建设，完成宪政的制度转型，而结果人们都看到了，体制用枪声回答了这些吁求。
今天，当人们呼吁民主的时候，此时的民主，已经包含了比二十年前更丰富的内容，这其中自然有法治的维度，也指向了作为制度的民主，而不仅仅是一种人民参与政治的手段。同样值得欣喜的是，今天人们更多地用民主的方式追求民主制度，从广场到互联网，正是公民社会成长的标志。
而今天的体制似乎从80年代的改革力度上大幅后退，固化为一个垄断性的利益集团，当人们理性、平和地提出宪政的诉求时，体制的拒绝质地坚硬，不亚于全金属外壳。而当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宪政对于自身和未来的意义时，当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实现宪政的焦点锁定在手段而非目的上时，当越来越多的人们目睹了最新一波的民主浪潮并从中得出感悟时，从网络到广场，也依然只是一步之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