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中要:八十年代的自由与民主诉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7 次 更新时间:2013-07-09 19:42:00

进入专题: 八十年代   自由   民主  

平中要  

  

  今天,民主在表达上成为一种共识(虽然,这些说民主的人依然觉得这种共识的范围还不够大),如果从1989年开始到现在的这段时间来看,这二十多年来,作为民主话语(泛指)的变化过程,倒是值得玩味。如果人们还记得1989年的广场运动(并非仅指北京),那么,一些词就会成为那一事件的关键词。而在这些关键词中,我倒发现,民主的出现频率不高。如果将整个80年代纵观来看,从权力对社会思潮(虽然是从“敌情”的角度出发)的反应,以及权力对其命名来看,我以为“民主”这个词,即使是在官方的话语中也并非常见。【要指出的是,这部分缘于当时的思想与认知背景,同时,也与整体世界环境有关。我补充这一点是为了把这些影响悬置起来,然后具体分析一下这种情况的原因。】如果说民主并非80年代的关键词,那么,宪政就更是闻所未闻,宪政这个词在80年代,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是非常稀少的词汇(比起今天对宪政的思考和讨论,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将80年代,尤其是1989年的运动,不视作一场民主运动,简直是荒谬。但是,在这场运动中,无论是民主的诉求,抑或是民主的话语,似乎都未能达到我们对于民主运动的想象和期待(但绝不意味着这场运动在民主意义上的无效),那么,应该如何看到中国80年代的民主运动,以及这种运动与官方的互动呢?

  

  在试着回答这个问题时,我认为看看官方的反应,倒是提供了一种思路。官方对80年代的民主运动,称之为“自由化”或“自由化运动”。我认为,这种官方的命名,从某种角度反倒是指出80年代民运的性质。如果说民间对官方的命名有着自己的看法,也不论民间是如何认知民主与自己行动之间的吻合程度。即使,官方和民间在这种命名之间存在差异,也不妨碍彼此坚持各自的行动。但是,我倒觉得,官方的观察和判断,也许比民间的准确。

  

  我不是说民间的民主呼声以及行为,不是在争取民主,而是,在政治哲学的视角下——这也不是说,官方就自觉地采用政治哲学的认知手段;这种民间的民主运动,在对自由的呼吁层面上,要比民主更加明显。

  

  当然,整个80年代,中国社会在自由和民主两个向度上都是欠缺的,今天依然。在这个意义上,争取自由和民主,有着很大的交集。但是,我为什么认为80年代的民运,在自由的向度上的意义超过了民主层面上的呢?我想,这取决于我对民主的一个认知,即:无法治亦无民主。如果说民主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人民参与政治的方式之一。而民主起源的古希腊雅典,是民主的代表性制度。而雅典的民主是直接民主,无论是在同时代,还是在未来一千多年的欧洲政治史中,这种直接民主除了在很少一些小共同体(规模类似于希腊的城邦人口,比如瑞士山区的一些地方)中应用外,就是在非常政治中,比如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掌权的阶段。换句话说,离开了雅典城邦的共同体规模,直接民主都不存在可操作性。而雅典的民主,以及围绕这一政治制度的政治理论,一直是西方政治学中对民主的定义。

  

  而现代民主,几乎是对这一古老定义的全面改写,在投票的意义上,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区别不大,除此之外,几乎全部的民主条件都改变了。在这里,我只想指出法治这一条件变化。雅典的法治被其民主制度的光辉掩盖,但并不意味着它不是法治的;而直到罗马共和时代,法治才被空前提升和壮大。而罗马的法治建设,成为了西方文明的重要构成因素。中世纪对西方文明的中断,在经历了漫长复苏期后,逐渐恢复的是法治建设而并非雅典意义上的直接民主。英国的法治(宪政)历史悠久且稳定。美国建国之初,虽然保留了民主的称谓,但内容几乎与民主无关,它更像是一个贵族共和政体,其法治(宪政)的意义要超过民主的。而法国大革命中,倒是在某个阶段复兴了雅典式的的直接民主,而造成的结果尽人皆知。因此,可以看出,民主(投票)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并不意味着必然的民主制度,应该说,作为手段的民主和作为制度的民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雅典的民主做到了手段和制度的重合,而现代民主,则大大扩充和丰富了作为制度的民主。而现代民主,即作为制度的民主,若没有法治作为基础,作为手段的民主,也可能为暴政服务。就这一点而言,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了。所以说,无法治亦无民主。

  

  若以此来看待80年代的中国(以及今天的中国),绝不能说法治已经建成,没有一个独立的立法和司法体系(这几乎就是三权分立了),不能指望中国法治建设拥有一个可能的开端。而在没有法治的基础上呼吁民主,至少要把法治建设放在一个重要甚至优先的位置上。而吊诡的是,在80年代,体制在法治建设上,还是有作为的,比如82宪法的诞生。也就是说,民间若在法治的层面上敦促体制进一步推进法治建设,这就变成了一个——至少在我看来——无需使用激进民主(以广场政治为代表)来达到的目标。而真的思考这一目标,就会发现,以80年代的情况而言,法治建设更多地需要体制的作为,民间顶多用一种声音为体制施压(如果可能的话),而不可能用一种激进的方式,真正影响法治建设。

  

  如果我把话说得明白一些,问题就是,整个80年代到1989年,那些民主的参与者与支持者,吁求的是自由还是民主?如果露骨地说,人们要的是法治下的民主还是不需要法治的民主?而这两个诉求,在实现的方式上,可谓大相径庭。要法治下的民主,就如我上文所言一般;至于,不需要法治的民主,我不得不说,广场政治距离这种民主已经一步之遥。在某种意义上,文革的恐怖,法治的缺失也许要比民主的缺失,要负上更多的责任。【观看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帝制历史,民主从来也不存在,但是,在帝制稳定的时代,也没有出现文革那样的失序。如果说,帝制中的法制还维系了社会的正常秩序,那么,在文革中连这种法制也被破坏掉了。而今天,还有一部分人怀念文革时期的“民主”,如果排除有意的成分,应该看到,在文革中的确存在着一些民主的痕迹,但是,这种民主痕迹,没有法治的基础。也就不可能提供宪政制度上的建设性,更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判若天渊。】相比于西方的法制传统,汉语的专制传统恰恰是对法治的拒绝,这也就是宪政在中国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法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法治建设要优先于作为手段的民主。

  

  从今天的立场回望80年代的民运,我没有资格说那时的人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说,人们想要的并非是今天最迫切的事物。同样,我也不能说,体制比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人们的欲求,更不意味着,体制对人们的诉求是真诚回应的。

  

  按照我的意思,80年代的民主运动,其自由的含义大于民主的。但是,却并不意味着,这种对自由的伸张与历史上民主制度的发展有相违之处。换句话说,在政治哲学的角度上,人们要自由,就是包含了对政治权利的诉求,同时,这种权利必需以法律的形式得以确认和保证。退一步说,宪法中就包含有权利法案,人们所要的自由,与落实宪法内容是一致的。

  

  就这一点而言,如果体制更清楚地看到,在这些民主运动背后,体现着人民的权利意识,以及宪政的最终表达。那么,体制应该更积极地推进法治建设,完成宪政的制度转型,而结果人们都看到了,体制用枪声回答了这些吁求。

  

  今天,当人们呼吁民主的时候,此时的民主,已经包含了比二十年前更丰富的内容,这其中自然有法治的维度,也指向了作为制度的民主,而不仅仅是一种人民参与政治的手段。同样值得欣喜的是,今天人们更多地用民主的方式追求民主制度,从广场到互联网,正是公民社会成长的标志。

  

  而今天的体制似乎从80年代的改革力度上大幅后退,固化为一个垄断性的利益集团,当人们理性、平和地提出宪政的诉求时,体制的拒绝质地坚硬,不亚于全金属外壳。而当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宪政对于自身和未来的意义时,当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实现宪政的焦点锁定在手段而非目的上时,当越来越多的人们目睹了最新一波的民主浪潮并从中得出感悟时,从网络到广场,也依然只是一步之遥……

    进入专题: 八十年代   自由   民主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554.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4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