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柏村受邀见证台湾民主历程发表演讲，遭台大学生抗议，继而发动至今绵绵不绝的网路攻势，乡民采以惯见的羞辱用语，表现出对郝的心头大忿。事后有声援郝者，或批评学生妨害郝的言论自由，或质疑彼等出于李登辉的台独立场。其间涉及自由价值、儒家文化与世代交替等多方因素交错，事关自由主义在两岸的处境与前景，尤其涉及大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脚色与宿命，值得持续追踪。
邀请郝柏村见证民主乃是当代口述历史的一个过程，未闻有某人之口述为历史，旁人之口述不可容的道理。但抗议的学生认为郝伯村当年不支持全民直选，并指控他镇压民主，因此没资格见证民主。抗议的台大学生称其价值所在是民主，他们是为了民主而反对郝有发言资格，则显示言论自由不得授予反对言论自由之人的敌我对立。问题因而是，言论自由的保障应否排除敌人？这是思想的问题。
敌人的言论自由不可加以保障，这不但是各国法治共识，也是任何敌对势力彼此间不可免的情感。因此民主自由之辩，不在于是否在对待敌人时设限其自由，而在于如何认定其为敌人。从网路言论中读到乡民批判郝手上充满血腥、镇压自由、军人干政的广泛印象，则似乎郝也只能是属于民主自由的敌人。问题因而是，乡民指控郝所犯下的违反民主自由罪证是否成立？这是法治正当程序的问题。
若说郝既无军人干政事迹，其主张“内阁”制而反对直选也无不当，抗议者及其网民拥趸似又未必认为证据重要。彼等所传承的俨然是儒家文化的群体意识，因而难以容忍群的分裂。他们便倾向将不同于李登辉的立场想像成敌我对立。这不是台大学生所独有，而是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古往今来无不如此。问题因而是，儒家文化下的自由民主，是否特别会把差异升高到敌我对立？这是文化的问题。
然而，即使与郝不同立场的政治宿敌，也未必会受到文化本能的驱策而前往抗议，反对郝有发言资格的反而是不识郝柏村其人，不知郝柏村其事的后代，他们根据立场差别推断郝的为人处世，径行将之归类为镇压民主的元凶。如此依赖逻辑对郝进行抽象问罪，甚至发表无厘头的仇恨言论，便非出自历史。问题因而是，出于想像的敌我对立是文化的需要还是年轻人的习性？这是社会心理的问题。
这些问题，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空的解答，也会不同。值得追踪的是，如何在年轻人的理想世界中，利用其间只能仰赖抽象逻辑论断是非的有限条件，藉以动员他们在群体意识制约下对不同立场的排斥情感，从而将问题想像成敌我对立，促成一股超越法治程序的冲动，摆脱保障个人自由的价值，俨然成为社会正义的代表，还陷入自己或同侪正在遭到压制的义愤？厥为台湾问题，也是中国问题。
（中评社特约作者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