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萧公权——真名士,不风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1 次 更新时间:2013-07-06 12: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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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兵 (进入专栏)  

  

  1923年,留学美国的萧公权到纽约州绮色佳进康奈尔大学,第二年春季学期结束后,此前结识的一位在密苏里大学求学的中国女生,与一位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女同学来绮色佳消夏。

  萧公权尽地主之谊,跟她们几乎每天见面,无所不谈。天气晴明的日子,萧陪同她们去观赏附近的风景。有些同学认为萧公权与这位女生已进入恋爱的阶段。此时的萧公权与留学生胡适一样,已非自由身,出国前夕(时年16岁),抚养其成长的伯父母已根据生辰八字等为其约定一门婚事,女方是当时年约12岁的薛织英。

  萧公权的一位清华同学,也是其族侄萧庆云,正好此时勾留在绮色佳,见此情景便诚恳地劝他拿定主意,不要受旧传统的束缚,以免后悔无及。当时很多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人,尤其留学国外者,解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者大有人在,而这种选择往往被誉为冲决传统婚姻之网罗,而追求自主幸福之生活的勇敢作为。成长于传统大家族而少时饱受儒家经典熏陶的萧公权,却对此种论调与行径很不以为然:

  “你的建议想必根据一个假定:由父母之命而成的婚姻,不及由自己选择而成的婚姻美满。这是五四运动以来流行于中国知识阶级间的信条,其实婚姻是否美满并不全由‘自主’或‘包办’而决定。自主的婚姻有时可能基于双方的错误选择。其结果不是家庭幸福而是夫妻反目,甚至走上离婚之路。在交际自由的社会里,青年男女容易因一时感情的冲动,不考虑对方的性格、志趣等等是否与自己相近,便冒昧地结合了。这样盲目的自主婚姻是有危险的。父母之命的婚姻,就男女当事人来说,也是盲目而有危险的。但事实上这样的婚姻也未必结果悲惨。简单说来,婚姻是否美满,主要关键在当事人是否有志愿、有诚意、有能力去使之臻于美满,而不在达成的方式是自主或包办。”

  在萧公权的思想世界里,自主性未必一定通往婚姻的幸福,尤其当为数不少的五四一代青年人在一种全盘反传统的独亢情绪里,过于夸大自主的价值而恣意撕毁旧式婚姻的契约时,这时候的年轻人表面上看似乎自由了,但在萧公权看来,与包办婚姻可能的盲目相对照,这是泛滥无归的“盲目的自由”,这种自我英雄化和正当化的言行,有时候未必有坚韧的心志,去构造美满的婚姻生活,往往成就的是悲情意识和意气之勇。萧公权注重的婚姻自主,是一种更长时段的诚意与自主,而非刹那间的自主决断。萧公权认为,就婚姻幸福而言,做决断容易,苦心经营难。

  或许正因为这种注重责任伦理,而反省心志伦理的精神气质,让萧公权在那个贬抑传统价值的转型时代,成为一个反潮流的谔谔之士。他同样热爱自由,但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自由,而非自利式的唯我主义的自由,正是从这样一种价值世界出发,他为生活世界中的包办婚姻和个人的抉择进行辩护:

  “包办婚姻并不是只顾‘传宗接代’,而同时企图达成‘郎才女貌’,‘一对璧人’的理想,儿女的幸福也在考虑之中。我认为除非一个青年确实知道父母代择的配偶有重大(乃至不重大)的缺点,他很可不必反对。退一步说,即使我反对薛家的婚事,无论是由于原则上反对包办,或是由于不满意对方的才情容貌,我可以从早提出异议,而不应该在订婚十年之后,因为看中了另一个女子,才去解除婚约。”

  这本应是一种合乎人之常情、常识、常理的论述,作为强势一方的留学生和新式知识人群体,自然应该担负更多的伦理责任,至少应该引导其婚约中的对方慢慢转变角色,调适心智,适应这个新时代,至于这种新旧世界间的沟通是否有效,那要看个人造化。可惜在众声喧哗的后五四时代,这种强调责任论式的自由,完全被边缘化,而那种意志论式的几乎不负责任的自由论述,却流光溢彩,独领风骚。

  萧公权引用新式青年胡适的婚姻,来为自己的选择辩护。胡适同样留学美国,同样有一个包办婚姻,却在一种“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的心态下,负责任地面对这份传统中国留给他的遗产。萧公权引用青年胡适1914年1月27日在美国演讲中国婚姻制度的大意,胡适说:“西方婚姻之爱情是自造的(Self-made)。中国婚姻之爱情是名分所造的(Duty-made)。”萧从此引申道,中国婚姻不是没有爱情。因为订婚的男女虽未见面,但彼此之间已互相关注。到了结婚的时候,“向之基于想象,根于名分者,今为实践之需要,亦往往能长成而为真实之爱情。”而对于当时新青年以文明的名义,任意废止旧式婚姻的行为,胡适在1918年9月写成的《美国的妇女》一文里颇有批评:

  “近来留学生吸了一点文明空气,回国后第一件事便是离婚。却不想想自己的文明空气是机会送来的,是多少金钱买来的。他的妻子要是有这样的好机会,也会吸点文明空气,不致受他的奚落……这种不近人情的离婚……是该骂的。”

  这无疑有胡适夫子自道的意味在内,却因为在一个更广阔的人文世界里考量婚姻、自由与责任,而显得格外的意味深长,难怪萧公权要引其为同道中人。萧公权赞誉其为“‘新文化’的倡导人,《终身大事》剧本的作者,替面临二十世纪初叶过渡时期的青年们开辟了一条知新而不弃故厄婚姻之路”。政治思想史大家萧公权就走在这样一条迥异于时髦青年的婚姻之路上,不离不弃,坦诚相待,却收获了与旧式妻子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

  来源: 《东方早报》201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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