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论“钱锺书文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20 次 更新时间:2013-07-05 00: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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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每个工具都带有用来创造它的那种精神。

   —— 物理学家海森堡

  

  “文体”(style)一名实含多义,有语体、笔法、笔性、文类、风格等义,从表层看,它是文本的语言秩序和话语体式;从深层看,它负载着特定的文化精神和作者的个性素质。

  大作家、大学者、文化大师必有一种属于自己的任何人无法模仿的文体,融汇贯通着他个人的所有智慧才情综合着语体、笔法、笔性、文类、风格而以他的名字命名之。

  钱锺书是一个哲学家型的作家、一个审美鉴赏型的文化学者、一个机锋谈笑的通人,他以生气勃勃充满思辨智慧和极富想象力的格调议论风生夹叙夹议,融铸成一种深刻博雅的文化随笔,无论在小说、随笔还是文评中都表现了这种“钱锺书文体”的风致,从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风景线内最漂亮风趣深隽耐嚼的人文话语。

  钱锺书乃中国最出色的文化随笔大师,他的文化随笔兼融着风华绮丽、鉴赏旨趣、渊博睿智、狂士才子气质而成,其中有义山诗美宋诗风调,也有巴洛克风格,有小说家法闲聊情趣,也有全知全能式的批评家纵横臧否的兴致。超然的、打通的、哲学的、心理学的、审美的、批评的、博学的、游戏的,种种尽在其中。

  探讨“钱锺书文体”是一次灵魂的冒险。

  

  一、“随笔式的叙事”和“说书式的随笔”

  

  英国小说家萨克雷的小说文体是一种“夹叙夹议”的文体,像古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时时现身说法对人物和故事作一番批评。萨克雷在《名利场》序文中说:“这场表演……四面点着作者自己的蜡烛。”他的议论就是台上点的蜡烛,他那批判讽刺的目光照明了台上的把戏,他的同情和悲悯笼罩着整个舞台。这种小说文体,可以称作“评论式的随笔叙事格调”。由于议论的处处介入,便使感性叙事变成了分析性的解剖叙述与评说性的闲聊,这是一种混合文本,混和着进入与跳出的视角、绘画与解说的功能,这便是随笔,叙述反成了宾从附着,讲解才是它的格调。

  在英国牛津留学的钱锺书,他的小说文体和萨克雷的一样,“四面点着作者自己的蜡烛。’’把萨克雷《名利场》翻译过来的,正是钱夫人杨绛。钱锺书的讽世杰作《围城》,作者在四面点的蜡烛,一点儿也不比萨克雷的少。例如下面一段:

   胡子常是两撇[议论,引者注,下同],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

   他二十年前早留胡子,那时候做官的人上唇全毛茸茸的,非此不足

   以表身份,好比西洋哲学家下颔必有长髯,以示智慧[议论]。……

   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

   不像样[议论],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像新式标点里的逗号,

   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议论兼描写]。(《围城》第七章)

  仔细一分析你会大吃一惊,钱锺书文体中的议论简直可以说占了文本的一半,而且还是生成推演的主体,叙述描写倒像是融入去的血肉。他总不肯老老实实的叙事,才走了几步甚至一步,就荡出去游戏一番,这游戏或许是感觉性的发挥,或许是议论性的鉴赏,或许是想象性的评论,或许是联想性的类比。无论是以作者立场的叙说,还是以人物视角的叙说,笔法与话语格局都是如此。也许你会说他的小说里叙述毕竟还是流动的河,议论不过是四处流溢的支溪,对的,小说究竟是叙事的文本,不过他的叙述常常是化了装的议论讲解,活泼得左跳右跃,一路采花拈草,掳鸟捞鱼,有时跑上水边高地纵目远眺,有时深入沟谷丛林徜徉流连,包括他笔下人物的思维感觉也是这样的生气勃勃。不过尽管贪玩和技痒,散漫和忘情,叙述的主线却是极紧凑的,其中的理性简洁有力。

  如果说钱锺书的小说用的是“评论式的随笔叙事格调”,可以称之为“随笔小说”,那么他的随笔和文评则是“意境式的随笔议论格调”,可以称之为“说书式的随笔”。前者叙述为主,辅以“四面点着蜡烛”式的随笔议论;后者议论为主,辅以按捺不住的文化意象意境的想象。例如著名的《宋诗选注·序》一段:

   不过,宋的国势远没有汉唐的强大,我们只要看陆游的一个诗题:

   “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宋太祖知

   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会把南唐吞并,而也只能在他那

   张卧榻上做陆游的这场仲夏夜梦。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从八尺方

   床收缩而为行军帆布床。

  随笔也许是所有文体中最灵活又最有张力的一种,叙述时要复合格调,议论时要两面神思维,把感性的往理性升华,将理性的往感性演绎。只有像钱锺书这样的大师才能以自己的文体超越了文类的格式,无论叙事还是评论,都那样地形神毕具,性灵飞扬,纵横恣肆,文理自然。再看下面一段:

   在非文学书中找到有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旧衣柜,忽

   然在夹袋里发现了用剩的钞票和角子;虽然是分内的东西,却有

   一种意外的喜悦 。譬如三年前的秋天,偶而翻翻哈德门的大作

   《伦理学》,看见一节奇文,略谓有一种人,不知好坏,不辨善恶,

   仿佛色盲者的不分青红皂白,可以说是害着价值盲的病。当时

   觉得这个比喻的巧妙新鲜,想不到今天会引到它。借系统伟大的

   哲学家(并且是德国人)来做小品随笔的开篇,当然有点大才小

   用,好比用高射炮来打蚊子。不过小题目若不大做,有谁来理会

   呢?小店、小学校开张,也想法要请当地首长参加典礼,小书出

   版,也央求大名人题签,正是同样的道理。 (《释文盲》)

  这段文字既表明钱锺书的文体主张:“文章要小题大做”,也表现了他在小题大作上那种即兴感性生动活泼的闲聊扯淡格调,这是“钱锺书文体”出神入化无所不至的文化风流才调。闲谈扯淡的特点就是旁枝斜出,散漫引申。不过同是随笔的旁逸散漫最能见出作者的雅俗与智愚,是天才殊调还是庸人废话,往往专从旁逸散漫中见出。上引一段的正意是关于“价值盲”的论述,却从意外发现妙句的感慨入手,再引出一段联想,用发现旧钞的情事心理作比,之后又感慨开篇大才小用好比高射炮打蚊子,笔锋一转,说出一段做文章的诀窍,取世俗附庸场面作比。洋洋洒洒,层层推宕,仿佛闲笔,其实却包含价值发现的意外喜悦,小题目要有大价值来升华,讽刺世俗价值势利的风习几层意思。

  “钱锺书文体”从不为了条理分明而弄得层次简单,从不为了好懂而弄得平铺直叙。这里可以看出钱氏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文学者的根性,他生存在二十世纪,却自足洒脱地抵制了这个世纪的科技思维对诗性思维在文本上的强暴侵犯。“自然科学要把复杂的弄简单,人文科学却故意要把简单的弄复杂。”他的文章好读,但更耐读。许多人在他的文体里如入迷宫,因为它每一个干上生枝,枝上又生枝,枝上又繁叶,立体地,波澜叠起地生发着、异延着,是一种“网式结构的文体”。这不是他故弄玄虚要表现得渊博复杂,而是他的智性深入到文化深层的复杂内涵,非此种文体不能表现着一种人类性的“同样的道理”。这是打通万有的文体。随笔的价值就是用人生观的一切琐碎现象作论证的通例,通过闲谈扯淡趣味横生地显出它的以小见大和艺术性。

  “钱锺书文体”显然有一种很大的“一贯万殊”的文化野心。《释文盲》里又有一段:

   说来也奇,偏是把文学当作职业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

   厉害。好多文学研究者,对于诗文的美丑高低,竟毫无欣赏和鉴

   别。但是,我们只要放大眼界,就知道不值得少见多怪。看文学

   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

   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无错不成话,非冤

   家不聚头,不如此怎会有人生的笑剧?

  这段话的闲谈扯淡够大的,由文学鉴赏盲引申到太监对美人的能力价值盲,再引申到非冤家不聚头的人生笑剧。钱氏批判的不仅仅是文艺的价值盲,而包括一切的文化价值盲。

  人说“钱锺书文体”善用比喻,特赏其如何新奇贴切,殊不知这还是表面之论。钱氏比喻固然是意象审美的需要,但更是打通、博综的手法。“钱锺书文体”的中心是集中的,正意是骨,但宾意甚多,旁逸丰沛,为什么他不象一般人那样立定中心正意,然后在此专题范围内正经八版地专心论证呢?他的引申异延全为了哲学的需要,他不作专家狭门的论证,他的企图是通人式的博综,所以他的文体的手法常常是旁征博申、散漫扯淡、旁敲侧击、小题大做、比喻类比,而且他的文体的枝蔓之多还包括对引申的阐释,阐释后又阐释,例如:

   学会了语言,不能欣赏文学,而专做文字学的工夫,好比向

   小姐求爱不遂,只能找丫头来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

   头,你一抬举她,她就想盖过了千金小姐。有多少丫头不想学花

   袭人呢?(《释文盲》)

  自“不幸得很”以下是比喻后的进层生发,对喻体加工发挥,这种描写性阐释是诛心之论,宾意已远,揭示动机是深入一步,自然使文体更立体了。又岂止是层进深入呢?钱氏的许多风流才调趣味鉴赏大多集中在这种引申异延的发挥里。

  人或微词“钱锺书文体”在文评中是札记语录,却不知道钱锺书常常在札记语录中使用一种手法:“片断中寓系统。”例如《谈艺录》九一:“论难一概”一则,他发现的结论是“一手之作而诗文迥异”,先言诗文作家如此,从中国古人到从英国、法国举例,继而引申到“一身且然,何况一代之风会、一国之文明乎”,又继而从文学到哲学。最后批语“学者每东面而望,不睹西墙,南向而视,不见北方,反三举一,执偏概全,将‘时代精神’、‘地域影响’等语,念念有词,如同禁呪 。”指出“知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钱锺书文体”是把借题发挥异延引申与简洁凝缩不作专著结合一体的,他的系统至大,远远超出专门家的范围,他的旁逸引申很多,洋洋洒洒,但他不写专著,繁与简在他那里达到最高智者的境界:作为文类的文体是精简的,但其中的系统却是繁富复杂的。

  

  二、文化的联想和解构

  

  “钱锺书文体”的实质是“联想”和“解构”。

  钱锺书选择文化随笔的话语方式,是要像蒙田一样故意以毫无系统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文化阐释,像罗兰·巴特一样,以随笔文体来实现他的解构主义。

  为什么一些文化大师要选择没有系统的文类形式来作表述工具呢?为什么解构主义学者会以随笔的方式来进行非常哲学化的文本操作呢?我想文化大师的天才思维方式必然是先天地与科学系统的范式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的。自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主义思维建构了规范化的科学文本范式,形成了逻各斯主义一种强大的形式霸权。由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顺理成章地形成了“结构主义”的倾向。德里达在《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一文中指出:“中心的作用不仅是要引导、平衡和组织结构――人们其实无法想象一个无组织的结构,而最重要的,则是要保证结构的组织原则对或许可称之为结构的自由嬉戏的现象加以限制。”“中心又将它自己开放,并使之成为可能的自由嬉戏封闭起来。既作为中心,它就成为一个点,一切内容、构成成分、或者条件项的替换在这里都不再可能。在中心点上,构成成分(当然也可能是一个结构中包容的多个结构)的变更或转化是被禁止的。至少这种变更一向是被阻断的。”结构对封闭和完整性的欲望,由于作为意义和可理解性的保证,变成了压制的手段,变成了表现既定结构所依赖的创始过程始源的压制手段。因此德里达提倡写作中“脱离中心”的现象,这种对结构的批判,形成了解构主义的基础。①

  由此可以理解钱锺书为什么要拒绝系统结构的著作形式。钱锺书说:“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②又说他有太多的想法,若要一一铺开写来,实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其实钱锺书对于“结构”有着不信任的态度:“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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