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论独立知识分子的纯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7 次 更新时间:2013-07-05 00:2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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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关于知识者以至普通人在社会政治环境中应该采取何种追求自由的立场,是一个歧见叠出的难题。首先涉及到政治制度问题,绝对律令者认为只有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才会有真正的自由,而在非自由民主制度包括灰色地带则完全不存在“己域自由”;其次涉及到社会境遇问题,在政治恐怖境遇和开明专制境遇下,究竟应该采取何种适宜的自由方式?第三涉及到个人品格操守勇气的问题,不能奋起反抗专制而追求积极自由的话,便会被斥为“犬儒主义者”,连坚守个人消极自由也遭遇无情批判;第四涉及到真正的个人独立和消极自由在泛专制社会里是否可能存在的问题;第五便涉及到“己域自由”在艰难复杂的政治境遇中的可行性及弹性问题。等等还有很多理论和实践交集的纠结。既然问题如此复杂交错,那么在实践评判层面一定是缠夹难解的困境;假如态度非常坚决立场决绝而且用简单斩截的规定而不容许平常心普通人的慎独姿态存在的话,那难免是上纲上线的精神绑架了,在思维上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

  我是在常识和底线的基础上讲自由的,并不在宏大叙事和高尚态度上讲自由。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呢?自由首先是权利、独立和宽容,而非高尚品格。后者讲自由有民粹主义之嫌,是整体主义和革命逻辑的自由。让所有人都奋身成为斗士,推翻专制社会,然后才允许大家去讲自由的权利,这种理论认为自由是一种很苛刻的资源,也对所有人都加以否定:你若不晋身为革命者的话,你就是专制的帮凶!这种激烈的革命理想主义是从法国移民来的,早见识惯了。可惜挥舞着自由大旗的斗士,最终都会变成另一个专制者。“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往往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钱锺书语)自由主义者在激烈极端绝对追求的过程中,非常简单化地异化为他自己的对立面。我认为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在一个专制社会里通过革命然后成功地实现了宪政民主自由体制的,对革命暴力的崇拜本身就是反自由主义的。主张推翻专制社会然后获得自己的自由,首先自己就异化成了专制者的同类项。我更同意钱锺书的悲观主义观点:“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围城》)在未来中国是否会出现一个革命成功后的自由宪政制度,我表示不信任的态度。然则,我们就没有自己的自由己域么?我们就放弃自己在任何社会坚守自我独立的纯粹品格么?No!

  革命者在反对专制政治的时候,眼光其实很狭隘,心心念念都是想着政治上的自由权力,却没有想过,自由是在人类所有生活中最大的权利问题,即包括在家庭、社会和文化上的独立自主权利。所以,我更尊重的是“己域自由”性质的独立个性精神。在一个泛专制社会(或曰开明专制社会,当前中国政府就想成为这样性质的政府)里,每一个人所面临的自由问题都是不同的,这是整个社会言人人殊的复杂自由难题。有些自由困境来自于家庭,有些则来自于家乡环境或者生活圈子,其他的或者来自于企业团体,或者是行业,甚至是文化习俗和公共舆论社区等等,甚至来自于自身的条件限制。因此,你公开号召一种简单的制度革命来争取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无异于堂诘呵德大战风车,连敌人都尚且没有弄清楚,问题最终也没有解决,头脑未免简单了些。即使在西方民主制范围内,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等等所面临的自由问题也是言人人殊的,有了共同的政治自由民主制度之后,自由问题始终还是没有彻底解决。所以我更看重的是,对于个人来说,明确自己的“己域自由”是要靠自己的自觉素质来实现的,只要你不依赖他人,包括家庭、人事关系、团体、社会和政府,你保持自我独立自我负责精神,在此基础上争取自己最大的自由权利,这是发展出更大的自由世界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条件。——世界上丧失自由权利的人,除了强势集团剥夺他们的权利之外,他们自己也不能维护自己的“己域自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约翰·罗尔斯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个人和团体的自由价值是与他们在自由体系所规定的框架内促进他们目标的能力成比例的。”(《正义论》P1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自由的价值对每个人来说并不一样,用革命方式来为人类争取自由,并不绝对正确。除了制度重建,人性和能力的重建,同样重要。我们需要警惕对制度重建的绝对信仰心理。

  本文想从知识者对自由的态度和方式切入问题。我需要强调的是:我仅仅在普通人的角度来谈“自由精神”的问题,而不谈“自由主义者”。特别想在“纯粹”这个品格和精神的向度触摸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因为他们对自由这个人类最尊贵的东西最敏感最珍惜最执着;而在复杂的社会境遇里,他们一直在用种种曲折和特殊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自由。如果他们得不到自由,则与他们的独立性和纯粹程度之多与寡、强与弱息息相关。人们谈论胡适等中国自由主义者已经很多了,却一直忽略甚至贬低一类在非宪政社会里坚守知识者的民间立场、抗拒专制体制的不合作态度之独立知识分子的消极自由主义者。从更具普世价值的观点来看,他们才是坚持了真正的以人为独立价值主体的自由主义原则,他们未必言必称“自由主义”,却是以自身的特立独行品格和纯粹品质,表达了自由主义的“己域自由” 本质,实践了自由尊严的“价值中立”精神。

  先从中国历史上的知识者对待自由和政治的态度谈起,这样有助于我们深度认识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之可贵之处。凡从事知识生产者,大略可分为文人、学人和知识分子三大类。纯粹作为文人,便跌入古人所断言:“一为文人,便不足观”的瓠中;知识分子的纯粹是正品,文人的极致便是变态。“文人无行”,所以无行,是骨头软弱,依附权势,喜欢政治;花言巧语,感情用事,喜欢走极端;文人相轻,争风吃醋,窝里斗都是一等一的高手。文人为什么在知识者中地位最低呢?就因为他们没有自由品格。文人毛病,最低程度也是天真,常犯幼稚病。学人和知识分子,与文人相比,首要在于理性至上。学人的理性偏重于学识与专业,知识分子的理性重在社会公共价值观和思想智慧。中国文人紧贴政治是顽固的文化基因,故卖乖讨好,投靠官府,善于表演,旦夕作文化明星,何况社会需要广场激情,一篇名世,挠着了时代的神经,惊天地泣鬼神,风流天下动。知识分子一旦成为思想家,也会成为社会的导师,至少作为锐利的批评家,指点天下挥斥方遒。学人只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仅仅表示他的屁股坐得稳,经年累月,在一方领域成为学识专家,有时会被人讥为两脚书橱。

  庄子、屈原和李白大致上可以代表中国的三种知识者:李白属于有理想功名心糊里糊涂头脑一时发热的文人,他被唐玄宗应召时的两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便可作证;但他的本质是自由派,散漫任性,自尊心至上,上不得政治的台盘,受不得权力小人委屈,理想一接触到现实,他就无能为力,“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顏”两句诗什么都说尽了,何况他满脑子是神仙思想。屈原也是文人,是激进的理想主义极左派,骄傲自负,眼里容不得沙子,过度洁癖的敏感,总是嫌天下的水浑浊,这是最能愤世嫉俗、习惯道德绑架的高调师爷,忧伤怨艾执着毫不妥协绝不宽容神神叨叨偏偏要厕身政治。庄子呢,是最纯粹的消极自由主义者,近于现代的独立知识分子,终生不仕;他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追求的是顺有自然的自由和精神的绝对自由,“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类:公知和私知,“私知”的概念是我的杜撰。公知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公知少不了打抱不平的猖狂,争夺公道,批判社会,监督政府,教训群众,是叱咤风云的时评思想家,舞台上的社会良心,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像曾经的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储安平等等。至于“私知”,便是秉承着自由慎独精神却不参与社会政治的特立独行之士。基本标准就是独善其身,虽不能兼济天下,但却以思想、智慧和文化批评从深度批判社会、历史、文化与人类。私知虽然没有风头大劲的轰动效应,然而以深沉的大著警醒人类,传播文明智慧,是幕后的人间智者,有深长久远的文化批判意义。公知和私知都是社会的良心和文化反思的独立理性主义者,不依附政治,前者显性,后者隐形,纯粹是知识分子的本质。

  知识分子的两种姿态,不得被分别否定。守望纯粹,是他们的本分;如果不能挺身而出担当社会良心的代表,也不应该遭遇狙击。强烈责备他们不能担当牺牲者,是为道德绑架。我认为“独立”无论在何种社会,都是最应该被肯定的社会姿态,对自己负责,也对社会的良心独立承担自我的责任。苟多数人如此,则社会的底线、道德就不会崩溃,则公民素质就可以合格。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谈公民社会和宪政法治。

  在中国,论自由主义是一种奢侈,最多只好讲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就是“免于......的自由”,积极自由即“做......的自由”。包括伯林、哈耶克等人在内的古典自由主义者通常都非常强调消极自由的重要,同时极为警惕积极自由的扩张。能够始终抱持消极自由精神的,便有一种纯粹境界,因为可以坚持自己的独立精神,不被强迫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纯粹是作为一种气质、品质、性格和修养内涵。在专制社会或开明专制社会,能够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以成为一个纯粹独立的人:只代表自己,不代表集体(包括国家、团体、人民、家乡、家庭);对政治和政府不信任;有不肯妥协的怀疑精神;不与政治和政府合作;不依附政治和政府;不以道德过度和道德绑架的态度行事名世;不会因为自己在地位和利益功名的得失而陷入紧张心态,更不会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问题而感情用事,但必须为了个人的合法权利而积极抗争,在危机时刻最终有保持沉默的尊严。

  “做什么事成什么人”(美国格言)是很符合人性的,是说社会分工和社会角色造就社会人格,也是哈耶克所谓知识分工所决定的自由程度;反过来,“什么人做什么事”也是合宜得体的。首先需要让每个人从自己的领域维护自己的尊严,谨慎独立,不依附不依赖任何人,坚持自己的原则,在文明领域做出自己有价值的贡献,而绝不越过人类文明的底线,这就是纯粹的最低标准。在自己的领域做出的成就越大,证明越专注投入,锲而不舍,忘我的同时也就是忘众,对社会隔膜,甚至成了“科学白痴”、“书呆子”或“偏见的专家”,也是合乎常识的惯例,我们倒不大希望这些专门家充当社会的代言人。

  中国的士(读书人、文人)常常走着这样的轨迹:先是幼稚冲动的政治理想主义(以李白杜甫为代表)— 成为维护自认为正义的政权的走狗(以周扬郭沫若等为代表)— 继之在残酷和丑陋的政治黑幕中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成为完全秉承功利现实主义的信徒(以苏秦为代表)。中国专制政治的特色,必然导致士失去自己的独立性,丧失价值中立的自由权利,然后遭遇政治的玩弄而最终沦为政治的牺牲品。为了免于这些强迫性的精神灾难(获得消极自由),需要知识分子从开始便要和政治拒绝合作(见上),成为一个纯粹的独立知识分子。

  我们姑且以一些人和事来进行分析:1957年春天,钱锺书被请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可能参加了3月份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当时多数知识分子都认为毛决定发动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鸣放是真心诚意的,感到很兴奋。钱锺书的好友大翻译家傅雷参加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 在给在国外的儿子傅聪的信中写道:“此次会议,是党内会议,党外人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们党外人士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 小”,“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我的感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确是数十年的教育事业,我们既要耐心等待,又要友好斗争;自己也要时时刻刻求进步,所谓自我改造。”(《钱锺书:20世纪的人文悲歌》,第552页,花 城出版社,1999)他的兴奋、激动、虔诚溢于纸面。而大历史学家顾颉刚呢,在年终日记中写道:“1957年逝矣。此一年中,苏联贡献最多,有人造卫星,有星际火箭,有北极破冰船,又有利用太阳能之发现。中国方面,以完成长江大桥为最显著之成功,而发动反右派斗争,使人知物质建设必须赖思想改造,不能站在中间路线,亦促进觉悟之大事,有划时代之意义者 也。”(《顾颉刚日记》第八卷,第359页)傅雷和顾颉刚都是在本专业成为大师级的知识分子,顾颉刚甚至是日本汉学界最崇拜的历史学巨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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