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轲 王磬:“社会主义”是一种治理方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7 次 更新时间:2013-07-04 21: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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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轲   王磬  

  但这并不是它的核心职能,它的核心职能是组织竞选,然后赢得竞选。

  政见CNPolitics你怎样看待所谓的“西方民主制”?你觉得它适合中国现实吗?

  彭轲首先,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中国需要在近期考虑的问题。我不认为中国会很快变成西方民主制,并且个人来说,我自己并不相信西方民主制。从源头上来说,西方民主制的一个弱点是,它并不能证明那些手握权力的人是最理想的权力执行者。那些操纵着国家运行的人,并非最优秀的政治家。他们最大的优势在于赢得竞选,让他们可以到达他们想去的位置;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们适合管理国家。因此,很多的西方国家是被那些不够称职的人掌握着,在我看来,他们是不值得被信任的。他们擅长竞选,却并不一定擅长管理。

  西方民主当然也有好处,主要包括两点:第一,如果你非常不喜欢当下的执政党,你有方式可以逃离它;第二,它建立了政府问责制,因此你有方式可以监督这个由人们建立起来的政府。西方民主制本身,很难说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但它建立起来这两个规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能找到新的方式来取代西方民主制,同时它可以把这两个规则囊括进去,那也未尝不可。

  政见CNPolitics这本书中,你透过改革时期党校干部培训来审视中国共产党更高层面上的国家治理策略,并将这种治国方略理论化为“新社会主义(Neo-socialism)”。这个理论的创新之处在哪些方面?

  彭轲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并不是完全对峙的;在中国这片土壤上,它们是共生的关系:彼此交融、彼此支持,生产出新的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国情的治理话语和策略(governmental discourse and strategy)。列宁主义语境下的政党体制作为一个统治机构,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加强它自身的力量,变得更大、更强、更好。因此我使用了“新”(neo):在“新自由主义”的语境下,威权体制主动与市场经济合作,体制也提供合意的政策保护和促进市场经济,因而它们二者都得到迅速发展。“新社会主义”在这里还强调,这个执政党可以是共产主义政党。

  在这种“合作”中,共产党利用市场经济来加强它自身,这不仅是指它利用市场经济体制来挣钱,还包括利用市场经济的逻辑来进行内部管理。在关于干部培训的调查中我有一个发现,越来越多的党校通过外包的形式,让党外的市场化机构来提供这些课程。党自身也正在变得“市场化”,这是很可爱的。这说明了,在组织管理的层面上,市场经济与党组织是完全可以兼容的。

  政见CNPolitics你提到,党校是权力崇拜和精英崇拜的一个根源。近些年,中国的政治精英组成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这会对中国的社会转型产生怎样的影响?

  彭轲首先你得承认这个事实,就是共产党始终是一个由精英组成的组织,或者说,有精英化倾向的组织。毛泽东虽然一直说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但他也就是说说而已。这还不只是毛的观点,它最早来自于列宁。列宁说,革命需要由高级的人(advanced people)来发起,比如说精英或者革命家,而不是底层人民。这有时候会让我怀疑,列宁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因为这个观点从根本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是,这个观点使列宁主义在党政建设中变得非常实用。党员们会认为,我们是精英,是最优秀的人;因此我们所相信的,就是即将会发生的;那些反对我们的人,都是愚蠢的,是敌人。现在,共产党的领导阶层仍然广泛流传着这种“精英主义”:我们之所以能够掌握着统治权是因为我们足够优秀,因此我们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什么是最好的;我们管理着社会,领导着社会,我们几乎就是这个社会。

  政见CNPolitics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学而优则仕”,直到今天还是有一种观点认为,最聪明的中国人多会选择从政,而不是从商、从学。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彭轲在我的调研中,很多干部这样描述他们从政的原因:薪水不差,工作规律,而且会稳步地越变越好。当然他们不会说,从政意味着潜在的腐败机会。实际上,即使你不打算全职从政,你只是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你最好也要有政府方面的关系。在中国,从政和从商之间是否可以自由地转换呢?我其实很想看到一些基于实证的社会学研究,去探讨中国人的职业选择,不只是从商,也包括其他专业度更高的职业。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什么影响了他们的职业选择?在政府、国有企业、教育机构、律师事务所、商人等职业中,是否有可能在不同的机构部门之间自由移动?不同职业间是否存在不可逾越的门槛?我曾经采访过一个人,他先成为了党员干部,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开始职业生涯的好方式,一些年之后他下海经商。我非常想知道这种情况会不会越来越多地在中国发生:体制不再把人们锁在固定的职业轨道内,而是变成一种可以自由出入的职业选择。体制内的职位与其他行业间的界限可以变得越来越宽松,形成一个共同的职位市场。

  这在欧洲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但是在中国目前好像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研究。就常识而言,人们只是感觉,一旦进入了体制,就很难再全身而退;或者是如果你先从事了其他的工作,很晚才进入体制,你的政治生涯一般不会走得很远。这意味着,这些职业是分化得非常严重的。如果被数据证明,这种自由出入是很少发生的,那其实意味着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改善政府的职能了。党和国家的雇员会认为,他们并不是单纯地从事着一种行业,而会给这个行业赋予更多的意义。如果这种体制内外的转换职业变得更频繁更容易,那将在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状况,这比空谈民主要有用得多。

  

  三、中国社会并不真正存在左右之分

  

  政见CNPolitics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优势和劣势分别在哪里?

  彭轲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你的主要职责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特殊性然后赋予意义。这些跟日常生活相关的东西,大多数都看起来非常没劲,它们只作为社会的大布景存在,没有人会愿意进行二次思考,但实际上它们很重要。

  人类学家就是很习惯于关注这些事情,比如党校,看起来是非常无聊的一个存在,但是当你真正地走入这个系统内部,你学到了关于日常生活的另一面。因此,这并不是一个方法论,只是一种习惯、一种思考社会的方式而已。

  而政治学就不一样了,政治学家们总是关注那些令人兴奋的、吸引眼球的事物。人类学家会说,去吧伙计,这些无聊的事物就让我来研究。

  政见CNPolitics在中国的语境下,你愿意被归为左派还是右派?

  彭轲首先,我不认为中国存在真正的左右之分。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中国人,其实很难把它们放入到西方民主体制中划分的“左右”系统里。所谓“政左经右、政右经左”。如果我在中国,我也许会成为一个党员,我可能不会试图从外部去推翻共产党,而是会利用我的党员身份,去尽我所能地做点事情。我不是在说我拥护共产党。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党已经在这里了,你能做的就是利用现有的机会尽可能地做点事情,为你自己、也为这个社会。这不是对青年的建议,只是我个人而言这样考虑而已。

  共产党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并不是共产党的朋友,但当然也不是敌人。这些年我变得对中国共产党比以前更加批判了,我更喜欢早些年的中国,大概从2000年到2007年,那是中国最自由的时候。但是现在,党管得太多。

  

  作者彭轲(Frank N. Pieke)为英国牛津大学人类社会学系教授,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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