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园:关于“老年”的笔记(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7 次 更新时间:2013-07-03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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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园  

一些年前写过一篇《关于“老年”的笔记》,收在了自己的散文集《窗下》中,一个小友读了,说是有点恐怖,何以将“老年”这题目作成了这样子!或许我那时还不够老。但“老年”本是生命中的一段,与其他任何一段一样理应受到关注。而我自己,则是到了身边的亲人渐渐老去,故去,才体验了发生在这生命途程中的温暖与严酷,且由己及人,想到了与“老年”有关的种种……

近读《顾颉刚日记》,其中有“老的定义”,包括如下几条:“一、身体各部分功能衰退。二、无抵抗气候变化的力量。三、不可能紧张地参加社会活动。”接下来说,“此必到了老年才会深切地感到,年轻人及中年人均无法领会”。以上文字写于1964年,那年顾氏71岁,所写均为他的经验之谈,“过来人”的切身体验。由顾氏晚年的日记看,他对于自己身体状况的关注,较吴宓更甚,尤以睡眠、排便为大端,几乎逐日记录。看起来失眠与肠胃疾患像是他的一大负担。吴宓的晚年日记,则几乎逐日地记自己的吃喝拉撒,种种病痛、不适。我猜想吴、顾日记中的如上内容,一定令年轻人难以卒读的吧。

顾氏多病,日记中反复诉说“老年之苦”。去世前一年的10月29日,在日记中说:“近日天气,忽阴忽阳,殆所谓‘满城风雨近重阳’者。此在年轻时读之,固觉其美,而今日则为胆战心惊矣。老人处境,真不能自己掌握矣。”实则顾氏的老年并不枯槁。顾为苏州人,或许得自早年的陶冶,日记中的顾颉刚,爱花成癖。

1964年5月5日:“怀念江南之春,不胜神往。”“藤萝花近日大开,朗润园中不愁寂寞矣。”

5月10日:“近日园中盛开者为刺梅之黄花,藤萝之紫花,扑面者为柳絮。”

5月18日:“近日校园中仅有刺梅及洋槐花未残耳。绿肥红瘦,又是一番景象。”

5月19日:“始闻布谷鸟声,委婉可听。此鸟所鸣,苏州有‘家家布谷’、‘家中叫化’两说,徐州有‘烧香摆供’一说,此城中所不闻。洋槐花落,镜春园中殆如以氍毹铺地,使人足底芬芳。”

1965年4月19日记往北海“饱看春色”,说自己“最爱者碧桃,为其丽而端。其次丁香,为其芳而淡。又次则海棠,为其艳而不俗。若榆叶梅,则过于艳冶,品不高,花已萎而不落,又使人生憔悴之感也”。

同年5月7日观赏景山之牡丹,说:“举凡姚黄、魏紫、宋白、王红诸名种皆备,置身其间,浓香馥郁,洵可爱也。”你应当想到,那已经是“文革”前夜。

到风暴将至的1966年的4月3日,顾氏在香山路上,还欣欣然地看“白者李,赤者桃,淡红者杏,吐露在松柏间”。

同月12日,因“花事正浓”、“徘徊不忍去”,陶醉在香山的花海中。

当着饱受冲击之后,1971年环境稍宽松,就期待着公园开放,使自己得以“徘徊于林石间”(8月23日。以上引文均见《顾颉刚日记》第十、第十一卷)。

顾颉刚不如吴宓的健饭,食欲旺盛,对寻常美食津津乐道;也不像吴的随遇而安,对“待遇”多有不满,却酷爱花木,对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纤敏的感受,于此更有文人习性。他们也就各有自己的排解方式,多少避免了被不健康的情绪所伤害。

由日记看,梁漱溟对公园作为环境情有独钟,且足甚健,京城各大公园似无所不至,散步,习拳,与友人聚谈,饮茶,用餐,兴致盎然。因了情趣,这老人会不惮烦地寻觅某种食物,无论水果还是京城小吃(比如面茶)——是并不奢侈的享受(梁氏日记见《梁漱溟全集》第八卷)。

顾颉刚、吴宓“文革”中的遭遇,因日记书信的面世已广为人知。但若仅由老人生存状况着眼,你不妨承认,无论吴、顾这样的知名人士,还是你我普通知识人,较之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中的老人,已经说得上幸运了。曾经有剪报的习惯,至今也偶尔一剪的,就有如下剪得的片段。

《南方周末》1998年7月6日署名陈冀的文章,同年《文摘报》以《七旬老妇经营淫业只为棺材本》为题有如下摘录:

四川省安县破获的一起建国以来最大的容留妇女卖淫嫖娼案,已查实的76起个案发生在秀水镇鸡市街小巷里一间没有窗户、设备简陋的十平米大小屋子里。76岁的房主张秀贞,把它经营成了一个淫窝。

每当暗娼带着客人来到,风烛残年的老妇人就颤颤地用唯一的磁杯泡上茶,放在靠床的小方桌上,然后坐到门口望风。之后,她会收到嫖客2元、3元、5元不等的“床铺费”。一年里,12名暗娼在这里接客76次,张秀贞收入大约292元。

……

秀水派出所审查一名嫖宿人员时牵出了张秀贞。警方从张家墙角的米坛子里搜出了她292元赃款。

在提审室里,老妇人担心那292元钱要被没收竟大哭起来:“那是我的棺材本啊!”

张秀贞一生未曾生育,儿子是丈夫的,因为家境贫寒做上门女婿去了外乡。五年前,张秀贞的老伴过世时儿子回过一次家。丧事办完,儿子拉走了张秀贞放在床下的三根圆木,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张秀贞从此落下一个心病,棺材就是她一生努力的回报,死后一口好棺材,几乎就是一生善终的全部保证了。然而她最终没能要回那三根圆木。

我未核对原文,不知上述摘录能否反映该文的原貌。我得承认,这故事让我感到的不是嫌恶,而是无边的荒凉。上述报道中老人处境的绝望,使得人们面对容留卖淫嫖娼这样的罪恶,也不免心情复杂。

2001年第2期的《法制与新闻》所刊《“孤儿寡母村”见闻》(作者山晓),记述了一位乡村母亲的故事。那是鄂西北大山深处的竹山县。当年这个贫困县的农民与城镇居民到河北、河南、陕西的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私营小矿窑挣血汗钱,且往往一个村子、一个家族集体出动,一旦发生矿难,对于相关家庭以至村落,就是灭顶之灾。这个名叫李玉兰的老人,在矿难中失去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婿。

“这日,漫天的雪花伴随着落叶在大山中飞舞,李玉兰老人独自背着一个背篓在公路边守候着。嘴里念叨着:没啦,都没啦……”

矿难后女儿、儿媳不堪重负,相继出走,儿媳还带走了唯一的孙子。“两位老人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俩常常在黑夜里哭喊道:吃人的矿窑啊,现在日子咋办啦……白天,他们常会神经失常般地到几公里外的公路边,望着一趟趟班车来来往往,希望总有一天奇迹会出现……”

我没有读到过较之这篇更令人沉痛的关于“矿难之后”的报道。这一对老人在他们的衰暮之年所承受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它彻底地摧毁了他们残余的生活。人生至痛,无过于老年丧子,且失去了仅有的生活保障与生存的理由。对于这样的绝境,很难想象当时的地方当局能够施救。

近年来发生的矿难中,有精神失常的母亲拨通了井下早已身亡的儿子的手机,欣喜若狂,一次次地拨打,直至将电耗尽的故事。在“孤儿寡母村”之后的变化,是倘无瞒报,死者的亲属可以指望稍高的赔付,但又有什么能补偿丧子之痛?

《南方周末》2003年8月7日第31版《唐全顺赌球案调查》(作者为《南方周末》驻沪记者刘建平、实习生朱红军),记述了一位曾较有名气的足球运动员,1988年全国甲级足球联赛的最佳射手,因赌球而进班房的故事。看来赌球由来已久,不知何以拖到了近期才被“引爆”。这篇报道令我不能忘的,却是赌球案衍生的次要情节,一个插曲,即犯案球员的老母亲的故事。该文说,那位老母亲久已见不到儿子,在上海杨浦区棚户区的生活极其拮据。据记者所见,这位老人“住在一间旧房内,床板上铺了一张补了又补的凉席。上海正值酷暑,记者坐着尚且汗如雨下,而老人的家中,既没有一台电风扇,也看不见一样电器”。“邻居们主动地跑过来,他们抓起一瓶没有标签的腐乳告诉记者,这就是老人每日三餐的下饭菜。为了省米,老人三餐喝粥,为了节省一点煤气,不等粥煮开,就将锅端下来,靠着余热将米涨开。”“有人传过话来,唐全顺还要为赌球罚款2000元。老人为此夜夜痛哭,不知该到哪里找这笔钱……”

不知这篇报道之后,老妪的境遇是否引起了当地官员的注意。杨浦的棚户区已经改造,改造后的该区还有没有这位老人的栖身之所?

《民主与法制》2004年4月上半月袁艺的文章,以《讨不来工程款,包工头以命抵债》为题,刊登在《文摘报》2004年5月2日第8版上。这是一个因被房地产商拖欠工程款,石家庄藁城市包工头王爱民被逼上吊的故事,其中李孝民老人的故事也只是一段情节,一个小小的插曲。这老人的儿子、儿媳在石家庄打工时死于煤气中毒,家里有患尿毒症的老妻,与八岁的孙女。六十多岁的老李撇下病重的老妻,在王爱民的工地上挣钱养家。包工头被欠款,“老李只好离开工地,背着行李开始在火车站附近乞讨,想积攒几个救命钱回家过年。天寒地冻,无处栖身的老李手脚被冻得化脓溃烂”。当此之时,遇到了走投无路的包工头王爱民……

这么一些年后,包工头被欠款、农民工被欠薪的故事仍随处上演。至于老李的老妻,或早已不在人世,老李和他的孙女是否有一份温饱的生活?

《南方周末》2004年8月12日记者柴春芽《甘肃民勤县:沙患与水荒中的艰难抉择》一文中,老光棍丁泽年的故事算不得凄惨:

7月4日中午,字云村四社最年长的老光棍丁泽年尾随着羊群,艰难地在沙漠边缘穿行。“我现在啥也没有。地不能种了,我就替庄子上的人家放羊换口饭吃,现在羊也不让放了,怕把固沙的草吃了呢,要让圈养哩,我还是偷着给人放吧,不然咋活哩?”放牧一天的报酬是吃一碗面,丁泽年急忙赶着羊群往村子里走,生怕错过了当天的午饭。

丁泽年家弟兄6个,他排行老大。2001年内,他的五个弟弟和他们各自的家庭全都落荒而走,丁独自住在“先人”留下的一间黑土屋里,门前是弟兄们走后留下的大片废墟……

“文革”期间我曾有两年时间在乡村生活,知道每个村子都有丁泽年这样的老光棍,他们不能婚娶多半因了穷;兄弟多的,则兄长是当然的牺牲,晚景无不凄凉。

……

同一家报纸曾对我家乡河南的一个村庄(小常庄)有一段时间的关注,关注所及的,就有那村子中老人的生存状况,比如那个同村人也大多不知其名的“老队长”,和另一个叫常文付的老人。该报关于小常庄的最后一次报道,老光棍“老队长”已然死去。“麦前,老队长被送进了敬老院。”他几乎已经不能动了,佝偻在只有一床破被的空荡荡的老屋里。“麦后,他被拉回来了。一茬麦子之间,人生画上句号。”(《南方周末》2008年1月3日第24版)

这家报纸关于小常庄的报道已经中止,小常庄的故事却仍在继续。或许还有读者对这村庄有一份惦念,比如希望知道,常文付老人和他卧病在床的老伴,是否得到了子女或村民的照顾;常文付老人是否已无需再住在牛圈里,守着那头被作为生存之资的老牛;常文付老人的腰病是否已加重,记者走后,还会有人陪他去医院吗?他是否还有另一次机会,在附近小餐馆里享用他从来不敢奢望的“美食”?

剪贴在上面的文字,多半嵌在长篇报道中,或许是其中最不引人注意的段落,只是我不能忘记罢了。之后继续由媒体读到老人的故事,也仍然过目难忘。2009年9月4日《报刊文摘》摘登《广州日报》8月31日的报道,说在广州玉龙新村内,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裸着上身,蜷缩在不到一平方米的箱子里,那是他贫困的儿子所能为他提供的住所。电视剧《蜗居》热播时引起不少共鸣,但这样的“蜗居”,却是剧中那些“蜗居”者不能想象的。

在上述显而易见的贫困之外,更有隐蔽的贫困,易于为人忽略的贫困。

2005年在陕西,听到了“613870部队”的说法。61指儿童,38指妇女,70即老人。在男人外出打工后的农村,农田中劳动着的就是这支“部队”。听当地一位省级干部说,他曾在欲雨时分在田间看到,女人拉车,儿童帮车,老人撒肥料,为这一景而动心。这位有悲悯之心的干部没有提到的是,乡村中逐年增多的“空巢家庭”,留下的是孤独无助的老人,甚至被弃养的老人(1)。在半个多世纪中,这些老人付出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牺牲,为“改革发展”的牺牲,却不能免于被“发展”了的社会所遗忘,被“现代文明”所遗忘,甚至被亲人、子孙所遗忘。

妇女的预期寿命普遍高于男性。老妇也因此,往往比老翁要经受更长时间的苦难。多年前曾经在电视节目间看到过一个公益广告,是动员对老人的慈善捐助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慈眉善目。你看到她拣柴,背对着你向坡上走,在坡顶院子的门槛上稍坐,由屋里向院子里泼水,独自烧火做饭,用尖细的嗓子向记者唱当地的山歌。旁白说,这样的老人,每年四百元就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公益片播放不久,不知何故由荧屏上消失了。其实那片子拍摄的,远不是最凄凉无望的情景。将老人真实的生活状况呈现在媒体上,唤起人们的慈悲心,激发社会的公益热情,难道不是好事?到了今天,即使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足额发放,也已不足以让贫困老人维持温饱,关于他们困境的报道,却依然罕见。

近年来,与老人财产有关的诉讼越来越多地见之于报端,子女告母亲,祖母告孙儿。这一种伦理事件古已有之,只不过于今为烈罢了。与老人财产有关的争斗,通常发生在其血亲尤其儿孙中,也无间古今,却也以当下为普遍。争夺未见得都因于贫困,所谓“财产”,或不过几间老屋。据报道,乡村有儿子因房产分配中的嫌隙而任老母饿死的事,城市中围绕房产的争夺也日趋激烈。老人被以这种方式“关注”,实在有点残酷也有点丑陋,但这确也是他们中一些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或许可以归之于“消费时代”刺激贪欲、占有欲,重塑伦理关系、尤其家庭关系之一例?

老人之“弱势”,是环境造成的。在保障良好的社会,生理机能的衰退,非即意味着“弱”;而在可以恃强凌弱的环境中,即使精壮的汉子也可能是弱者。对老人的最有效的保护,是创造使侵夺、欺凌难以发生的社会环境。

老人的不安全感,被觊觎、劫夺的恐惧,此前的任何时候都不曾如此真实。2012年6月,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出台,所针对的,就应当有此种事实。曾经读到过陶斯亮关于老人如何自我保护的文字,是一些极切实的建议,只是那些建议难以为知识阶层以外的老人知晓、即使知晓也难以实行罢了。

近年来,乡村老人以“抢劫”方式争取入狱养老,独居的高龄老人因烤火取暖而被烧死一类极端性事件屡屡引发“热议”,只不过这类热度总难以经久罢了。不能引起持久的关注,也应属于“老年人权益保障”难以落实的社会原因。

本文曾题名“剪贴簿”,多少得之于鲁迅先生“立此存照”的启发。“剪贴”自然有选择、编辑。由于我的意图,那些健康老人、幸福老人未被“贴”入。这自然因他们的状况已经让人放心,更因尚有一些与他们在同一世界的老人,理应获得稍多的关注。当然,媒体所披露的,是极有限的个例;而被报道,在当今中国,已属幸运,意味着有可能得到救助。更其大量的事实,因无从面世,落在了公众的视野之外。倘若在媒体的披露之后,更有人持续追踪,不断查考“下文”、即新闻报道之后的故事,追踪这些老人的命运,岂不是更大的幸运?

2013年春节期间央视的一档节目,是询问老年人的愿望,对着话筒的,却多半是城市公园中的老人。也像另一档备受调侃的节目《你幸福吗》,主持者显然没有听真话的足够诚意。但我也想,倘若贫困乡村或城市棚户区的老人骤然面对这样的话筒,他们是否还有可能正常地发声?

1.弃养,是代际关系畸变的表征之一,有对于儿童的,更多的,仍然是对老人。武汉、上海的一些年轻学者,在有关专家的带领下,对湖北京山农村的社会文化状况——其中包括老人的伦理境遇——做了专题调查,调查报告刊登在王晓明、蔡翔主编的《热风学术》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上,其中研究中国乡村治理的贺雪峰教授的文章是《农村老人为什么选择自杀》。

来源: 《随笔》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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