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炳啸:反宪派的理论贫困及其死穴

——回应反宪派观点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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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炳啸 (进入专栏)  

  

  【前言】近两个月以来,突刮反宪风,举国哗然。对于杨晓青等人的反宪派观点,我在第一时间即通过新浪微博予以了坚决反对和持续批驳。领军宪政社会主义学派的“八老”之一、《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编委会副主任郭道晖先生从五月开始就先后在湖南和北京各高校、学术论坛上严厉批驳反宪派谬论,并在共识网发表了《当前反宪政思潮评析》[1],亮明了宪政社会主义对于反宪派的基本学术立场。总体来看,这次反宪风来势凶猛,批判的实际重心似乎在社宪派(包括主张社会主义宪政和宪政社会主义的学者),意在压缩体制内社宪派的生存空间(反宪派认为,“攘外必先安内”,体制外宪政派只会越打压越膨胀,越剿越多,而压制寄寓于体制内的社宪派往往能够立竿见影,放几句“狠话”就能噤声一大片)。我曾估计会有重量级学者(毕竟国家培养出了那么多一级教授和学部委员等等学界名家)被安排出来系统深入地批判三年来影响日渐扩大的宪政社会主义学术思潮,而充当急先锋且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杨晓青、汪亭友两位副教授水准实在太差,漏洞百出,根本不值一驳,他们或许仅仅只是为“反宪大鳄”的出动热热场罢了。其实早在2010年6月我的宪政社会主义专著出版后(尤其是《南方周末》在2010年10月28日刊发江平先生书评《宪政社会主义是大势之所趋》之后),我就常听到有人在组织材料准备批我的传言。为我的宪政社会主义专著撰写了长序并予以鼎力推介的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权威学者高放先生就曾在2010年11月提醒我注意,说他所在大学已经有人在找我的书组织人马准备“大批判”了。学术批评可以帮助我们砥砺学问,修正错谬,正是我所期待的。可我苦等了三年,始终没有等到任何正式发表的批驳我的观点的“大批判”文章或专题批判会(就像2007年批倡导“民主社会主义”的谢韬先生那样),而郭道晖、周瑞金、王长江、包心鉴、萧功秦、张千帆、马立诚、储建国、萧三匝等等左中右数十位学者却先后撰文给予了拙著积极肯定。在体制内宪政热潮见涨的态势下,据传有人通读拙著后感觉“不好下手”,表示还需要等待时机。大棒没有等来,却意外地等来了三束鲜花。三年来,这本宪政社会主义专著在宪政争论中先后获得陕西省乃至全国的三项研究成果奖,均属不同层次官方机构首度给宪政研究成果正式颁奖。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体制内健康力量对于“宪政”禁区的微妙的解冻以及对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期待与推动。到了2013年5月初,反宪冷风骤然劲吹,6月初,教育部为我的《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正式颁发了第六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股传送已久的热风轻轻拂面。冷风热风相遇,一场孕育已久的暴风雨瞬间席卷全国,其影响甚至波及到了全球华人圈和国际舆论界。近两月来,我除了发发微博表表态之外,选择按笔不动,静候“反宪大鳄”出场,想看看反宪派的学界高手会怎样出牌,以把握其反宪政的基本理据与逻辑。转眼到了七一建党节,“大鳄”高手仍然深藏不露,而蹩脚的“小虾”固然寡淡无味,却也不能不回应一下。汪亭友不是捎带着点了“宪政社会主义”的名了吗?那么,在这火热的七月里,就让我们以宪政社会主义的学理逻辑,回应一下来自于反宪派的批评。宪政社会主义一如既往保持着常温而湿润的热度,虽不像自由主义宪政派那样干热激情,但面对来自西伯利亚的“斯大林寒流”,我们沉着坚守,不会退缩半步。在冷热气流的锋面上,我们会尽心尽力在左右两端架起共识的彩虹,并给酷热下干旱皲裂的大地降下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由于本人学识水平所限,在学术论争中难免有错谬偏颇之处,认识的局限性更是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指正。计划中的回应文章至少要写九篇,是谓九评,陆续发出,敬请关注。

  2013年中国爆发的宪政大论战,是事关中国共产党人心向背、共和国命运与中华民族兴衰的重大思想事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思想大讨论的新高潮。第三次思想大讨论有三大核心关键词:宪政、公民社会、普世价值。

  

  思想混战的类型学分析

  

  在宪政研究的圈外人看来,宪政论战成了一场思想混战,不只反宪派与宪政派交锋,而且宪政派内部也争论不休(如刘军宁、贺卫方、张雪忠等学者频频向社宪派发难)。所以,我的“九评”的第一评,就不得不对参与思想论战的学者们先做一个粗浅的类型学分析,以方便梳理思想论战的基本脉络,仅供各位参考。

  在我看来,在学界的大讨论中,形成了获得广泛理解和同情的宪政支持派(简称宪政派)与遭到普遍质疑的宪政反对派(简称反宪派)两个思想阵营。

  反宪派既否定“西方宪政”,也否定“社会主义宪政”,即试图全盘否定宪政。与此同时,他们不仅仅限于否定宪政,也大多同时否定了公民社会、普世价值的正面意义。反宪派所依据的学理资源基本上属于斯大林主义谱系,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包装形式出现,其中包涵着大量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歪曲与利用,在其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主义毒素在社会主义共和国肌体内的一次毒性大发作。反宪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肆意歪曲和选择性利用,以及通过不敢公开的隐秘方式为斯大林主义招魂张目,使其在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所形成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与政治文化环境里显得极为另类,陷于难以自拔的理论矛盾与逻辑悖论之中,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并获得社会认同。他们既不敢公开放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更不敢公开高举已经彻底破产的斯大林主义旗帜,却还想通过蒙蔽和误导党的领导人以及广大党员,通过挑起争端、浑水摸鱼来达到其压制社宪派、分化宪政派力量、纾解政治体制改革内外压力、使改革最终定格在最有利于既得利益的现状下的政治目的。一旦把这层薄薄的纸捅破了,反宪派的死穴也就一览无遗了。

  宪政派大都同时肯定宪政、公民社会、普世价值等理念的正当性,形成了一个抗衡反宪派的松散的别别扭扭的“思想同盟”。冷静客观细致地分析,这个“思想同盟”的共识基础相对脆弱,在宪政大论战中明显分化为三大活跃性思想派别和三大存在性思想派别。三大活跃性思想派别即自由主义宪政派(指基于自由主义学理资源的宪政派,可简称自宪派,其中的激进派以刘军宁、贺卫方等为代表,和反宪派一样均认定宪政是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专利,刘军宁甚至认为“宪政社会主义”即“宪政纳粹主义”,贺卫方认为宪政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而温和派以张千帆、高全喜、笑蜀等为代表,能够认可或包容“宪政社会主义”理念,认为在宪政之下可以搞社会主义,宪政可以与非斯大林化的新社会主义兼容)、社会主义宪政派(指基于社会主义学理资源的宪政派,可简称社宪派)与文化保守主义宪政派(指基于文化保守主义学理资源的宪政派,以秋风、陈弘毅等儒家宪政派为代表,可简称儒宪派,大多能够认可或包容“宪政社会主义”理念),三大存在性思想派别并不热衷于参与宪政大论战,但仍坚守宪政理念及其学术存在,主要包括布坎南宪政经济学派(认为宪政即“规则的规则”,无处不在,从而使宪政概念泛化、非意识形态化,主要存在于经济学领域,可简称泛宪派)、国家主义宪政派(指基于国家主义立场的宪政派,主张宪政服务于强国目标,以强世功、朱苏力、刘小枫等为代表,简称国宪派)、法律专业主义宪政派(注重从法律专业主义出发研究宪政问题,超越意识形态就宪政谈宪政,为宪政而宪政,立足法学领域相对淡化意识形态影响,以林来梵的规范宪法学派等为代表,简称专宪派;若自由主义底色明显则应归于自宪派)

  基于社会主义学理资源的社宪派成分最为复杂多样,具体又可划分为中特社宪派(以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理论前提,现实妥协色彩浓厚),老左社宪派,新左宪政派,宪政社会主义学派(简称宪社派)等四大派别,其共同点是都立足社会主义学理资源,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特社宪派在法学界以韩大元(中国宪法学会会长)、李林(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江必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童之伟(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秦前红(武汉大学宪法学教授)等为代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宪政建设的现实前提,关注重点在“社会主义性”“社会主义下”“社会主义式”之“宪政”[2]),在政治学界以沈宝祥(中央党校教授)、刘俊祥、虞崇胜(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天石(中国社科院中国现代史教授)等为代表(认为宪政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更着眼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视域中之宪政)。

  老左社宪派主要以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等为代表[3],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之宪政;新左宪政派以甘阳、崔之元等为代表,多利用西方新左派学术资源,结合中国问题,形成对左翼传统予以新阐释的政治保守主义宪政观。

  宪社派以江平、高放、郭道晖、周瑞金、周树智、何炼成、许崇德、李步云、浦兴祖、华炳啸、胡星斗、王占阳、萧功秦、褚宸舸、赵守飞、耿国介、梁学成、戴激涛等老中青三代学者为代表(童之伟教授也是《宪政社会主义论丛》发起创始编委,他认为“社会主义宪政”与“宪政社会主义”两种提法是相通的、一致的,有时候可以互换,有时候则分别在相适应的语境下使用[4],学界多把童之伟列为社宪派代表性学者),以马克思恩格斯之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以生产力发展与人的自由解放为动力,建立以社会所有制为经济基础,解放社会并由社会决定国家、“限制官僚国家的自由”的“社会共和国”)为学理根据(如宪政社会主义代表性学者、陕西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会长周树智先生近年来在陕西提出了“回归马克思、发展马克思”的学术倡议,并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形成了一批“回归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为宪政社会主义提供哲学论证的宪社派马克思主义论文、专著等研究成果;此外,何炼成先生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郭道晖先生从马克思主义法学角度、高放先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角度鼎力支持和指导宪政社会主义研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宪政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广泛汲取自由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新共和主义、新宪政主义、新现代化理论、文化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等学术资源中的合理因素,坚决剔除斯大林版“专制社会主义”毒素,立足于中国问题场域、中国历史特质、中国本土经验、中国转型模式、中国学术气派的理论自觉,在坚持人民民主、党的领导、依宪治国有机统一的原则下,观点鲜明地提出了当代社会主义要姓宪政、在宪政的规制和保障下发展社会主义、在宪政社会主义新改革进程中落实宪政建设等重大命题。在第一届宪政社会主义论坛上,宪社派宣布自己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为指导,主张把宪政与马恩版社会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加以研究的新学派(宪政社会主义学派本能抗拒自身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以及任何学术霸权企图,倡导百家争鸣,坚守学术本位,作为学术而“非意识形态”的“宪政社会主义”更具有学术探索性、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把学术批评与自由辩驳作为自己永不消褪的底色,并努力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寻求动态的辩证的平衡),与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比较它属于更低层次的学术层面,并与同时作为意识形态、社会政策与学术思想的“民主社会主义”迥然不同(“民主社会主义”寄寓于西方资本主义宪政体制下推行社会主义改良政策,实行议会民主与多党竞争制度,其宪政观基于自由主义宪政观,并在宪政控权的基础上适应福利国家的需要更强调宪政赋权的功能;它使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演进为社会资本主义制度,但世界上从未形成独立于“社会资本主义”制度之外存在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制度模式;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学者在宪政观上近年来正在加剧分化,一部分持自由主义宪政观,大部分开始转向认同宪政社会主义宪政观)。到第二届年会时,根据周瑞金、萧功秦、浦兴祖、徐觉哉、华炳啸等人在上海的共同倡议,2013年1月“宪政社会主义论坛”改名为“宪政与社会主义论坛”,加强了与认同“宪政社会主义”提法的中特社宪派(如秦前红教授)以及儒宪派(如秋风教授)、新民主主义宪政派(如张木生先生,曾共同发起“宪政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学术研讨会”,在非斯大林体制、非苏联化这一基点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一脉相承”的基本共识)的学术联合,并以论坛共识的形式更加明确地在政治上肯定和承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论坛共识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肃清文革遗毒、去苏联化、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路的历史产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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