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飞:系统了解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5 次 更新时间:2013-07-02 2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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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飞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开始运用这些原理观察分析中国社会,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主要特点以及社会各阶级都形成了一些理论观点。这些观点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毛泽东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了理论资源。

  

  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

  

  认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变化,是认识中国近代一切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最初,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社会。1920年,《中国共产党宣言》认为,“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中国与外国都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这些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的”。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就认识到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1922年6月,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同时,中国还是一个“半独立的封建国家”。《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进一步指出:“中国因为有广大的肥美土地,无限量的物产和数万万贱价劳力的劳动群众,使各个资本主义的列强垂涎不止,你争我夺,都想夺得最优越的权利,因而形成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了”,这种观点已是比较准确了。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存有误解,他们最初认为中国的革命性质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由于对中国社会性质认识上的深化,也得益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他们很快就提出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1920年7月,列宁在《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报告中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样国度中的共产党应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民族民主革命。共产国际二大据此通过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明确指出:殖民地的革命首先要争取民族独立和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文件精神后,认识有了转变。如陈独秀认为:“观察过去及现在的革命运动,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且我们也应该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对中国社会主要特点的初步探索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特点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

  首先,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不到独立和充分的发展。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国还不具备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其一是靠中国自身之力不可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周恩来认为,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必须具备五个基本条件,但殖民地的中国,这五个条件一个也不具备,也就谈不上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其二是靠借外资更不可能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获得独立发展。孙中山等人曾经提出过借外资发展中国经济的想法。但蔡和森认为,帝国主义“决不会容许中国自成为大工业生产国,以谋经济上、政治上之自由发展与完全独立”。这个结论对于中国共产党处理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的全部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控制着中国政治,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力量。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势力所谓“民族平等”、“人类平等”的实质。李大钊曾提出“民族自决”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进一步指出:争取民族独立和平等,的确是中国人民最基本的政治要求。“只有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以后,才能实现平等和自决。”

  再次,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还清楚地看到,封建军阀与侵略势力相勾结是中国社会政治上的又一重要特征。李大钊认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应该是既反对帝国主义又反对封建主义。在高呼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李大钊也提出反对封建军阀的任务。在此基础上,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明确指出,“即使中国现在能出现一个所谓统一政府,但列强的压迫不去,军阀的势力不除,中国是万难实际统一的,而且内乱还会不止”。

  

  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态度的科学分析

  

  关于工人阶级,李大钊等人较早明确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他说:“我们可以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和中共二大宣言都比较明确地指出,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工人阶级是领袖军”,“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号召各阶级被压迫民众“聚集在共产党旗帜之下奋斗”。

  关于农民阶级,李大钊也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全体国民不解放”,因此,要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中共二大文献进一步指出,中国农民受到战争、土匪的破坏和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日益走向穷困和痛苦,已不堪忍受。“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这实际上提出农民是革命的同盟军的观点。

  关于资产阶级,中共二大后,陈独秀明确提出中国资产阶级中存在不同阶层的观点,他分析了对待各种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以及革命党人的应有政策。革命的资产阶级“很难以单独的力量完成革命事业”;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实是中国真正资产阶级发展之障碍”;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中占大多数。革命政党“应该提携中立的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上革命的路,增加革命的势力”。这都表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资产阶级认识在理论上的进步。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知识分子也有不少论述。比如,李大钊很早就意识到知识分子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性。陈独秀则认为,青年学生们的“特别职任”是,“第一努力唤醒有战斗力的各阶级;第二努力做有力的各阶级间之连锁,以结成国民的联合战线”。瞿秋白也指出:“在中国的第三阶级,要应付军阀的压迫,所以是革命的;在欧美的资产阶级,要应付劳工阶级的反抗,所以是反动的。”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主要特点以及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也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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