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9 次 更新时间:2013-06-29 09: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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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  

  

  本文系乔治?奥威尔1946年发表于Gangrel杂志的文章,讲述了自己成为一名作家的个人经历。昨天(6月25日)是奥威尔诞辰110周年。而此前,在斯诺登“棱镜门”事件发生后,亚马逊上奥威尔所著的《1984》销量剧增。当斯诺登和奥威尔被世人一起谈论之际,我们不禁又想起被人成就盛名的奥威尔,以及他被有意曲解的、被当作宣传品的著作。

  早在1946年,奥威尔就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写作:

  

  我从很小的时候起——约莫五六岁光景,就知道自己长大以后会成为一个作家。大概17岁到24岁那几年,我曾试图打消这个念头,但同时深知这样做是在抹杀自己的秉赋,或早或晚,我是一定会安下心来埋头写作的。

  我家有三个孩子,我排行老二,比老大小五岁,比老三大五岁,因此我和他们之间都有点隔膜,此外八岁之前我没怎么见过父亲。由于这样的家庭环境和其它一些原因,我那时不怎么合群,岁数再大点时更是浑身讨嫌的怪癖,使得我在整个学生时代都不受欢迎。和任何一个孤僻的孩子一样,我终日沉浸在自己编织的故事世界中,喋喋不休地与想象中的人物对话,因而,我想,我的文学梦从一开始就夹杂着这种被冷落的屈辱感,以及不被看重的挫折感。我知道自己有驾驭文字的才能,也能承受现实中的种种不快,我意识到这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某个隐秘世界的大门,在那里我可以对日常生活中遭到的失败进行回击,直至反败为胜。不过,在整个儿童时期和少年时期,我全部的严肃作品——其实毋宁说是煞有介事地写下的东西,加起来也超不过半打纸。大约在四岁,或者五岁时,我就作出了我的第一首诗,母亲替我把它听写下来。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那首诗是怎么写的了,只记得写的是一只老虎,它长着“椅子一样的牙齿”,这个比喻还算不赖,不过我有些疑心,我的处女作多半是布莱克那首《虎》的学步之作[译注1]。十一岁那年,战争爆发(1914-18战争[译注2]),我写了一首讴歌祖国的诗,在一份地方报纸上发表;两年后基钦纳[译注3]去世,我作的悼念诗再次被这家报纸刊载。之后几年,我陆陆续续写过一些乔治王时代风格的“自然派诗歌”,大多半途而废,能坚持写完的,也莫不是拙劣蹩脚之作。此外我还曾尝试写一部短篇小说,那是一场惨败的记录,不提也罢。以上就是我在那些年间一本正经地写在纸上的全部成果。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在这一阶段的确也从事过一些文学活动。其中首推毫无乐趣可言的命题作文,我可以一挥而就,不必费吹灰之力。除了学校里的功课,我还写过韵体赞美诗,这种半喜剧性质的韵文在我也是手到擒来,走笔之快,现在回想起来连我自己都诧异不已——十四岁那年,我写了一部仿阿里斯托芬[译注4]风格的诗剧,前后只用了大约一周时间。此外我还参与过校刊的编辑工作,有印刷版的,也有手抄版的,你恐怕想象不出比这些游戏笔墨更可悲的文字了,应付此类工作我自然游刃有余,如今我花在哪怕最没价值的报刊上的心思也比它多得多。在上述操练的同时,我一直在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另一类文学实践,持续了十五年,甚至更久,那就是一册只存在于我内心深处的日记,当中演绎着关于我本人的一部连续“幻想剧”。我相信大部分儿童和青少年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在我童蒙初开之际,常常喜欢把自己想象为罗宾汉[译注5]式的绿林豪杰,刀头舔血,劫富济贫;稍大一点之后,我的“幻想剧”便挣脱了这种幼稚的自我陶醉,逐渐侧重于对我的行为和见闻作纯粹的描写。有时候我脑子里会持续浮现出如下一类的句子:“他推开门走进房间。一束淡黄的日光穿透细布窗帘,斜照在桌面上,桌子上座着一只墨水壶,旁边有盒火柴,推开了一半。他把右手揣在衣兜里,径直走到窗口。窗下的街道上有只花斑家猫,正在与一片枯叶纠缠不休,”等等等等。这样的练习一直持续到我大概二十五岁的时候,正好贯穿了我和写作无缘的那几年。尽管我不得不为了找到恰如其分的字眼而挖空心思——确实是挖空心思,但这种刻意的描写似乎是完全按违背我本意的,它只是源于一种来自外部的强迫性冲动。我在不同的年龄仰慕过的作家林林总总,我想,我的“幻想剧”一定深受这些人风格的影响,但在我印象中,其中的描述却始终保持着同样的、一丝不苟的品质。

  在我十六岁左右的时候,忽然间对纯文字的音节和搭配所带来的愉悦茅塞顿开。比如《失乐园》[译注6]中的这两行:

  他如此艰辛而奋力

  向前,他艰辛而奋力。

  虽然如今看来平淡无奇,但那时却让我血脉贲张,灵魂颤栗,就连以“hee”替代“he”的拼法都能给我额外的快感。至于说细节描写的必要性,我当然早已了然于胸。因此,当时的我如果说要写作的话,想写的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也就很清楚了。我想写的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自然主义小说,它要有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不仅要有大量细致入微的描写和艳惊四座的比喻,还要有大量辞藻力求华丽、且务使其读来琅琅上口的章节。事实上,我完成的第一部小说《缅甸岁月》大体上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虽然那是我而立之年的作品,但实际上它的酝酿过程可以回溯到之前很久。

  我之所以谈到上述背景资料,是因为我认为如果不了解一位作家的早期经历,那么就无从理解他的写作动机。他作品的主旨取决于他所生活的时代,至少,在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确实如此,而我们目前处身其间的正是一个这样的年代;但在他真正动笔开始写作之前,势必已经确立了他的情感立场,且此后再也不可能完全脱开这一立场。约束自己的激情,使之不致流于幼稚或耽于激愤,这无疑是他的责任所在,但如果完全抛开了早期所受的影响,那么他将不会再有任何写作的冲动。姑且抛开著书以为稻粱谋的情况不谈,我认为写作有四大动机,至少,对于散文写作而言是这样。它们对每位作家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而具体到某一位作家,它们各自所占的比重在不同的时期也不尽相同,这都取决于他置身其中的社会气氛如何变化。这四大动机是:

  1. 纯粹的个人主义。期盼以聪慧著称、为世人津津乐道、青史留名、在小时候瞧不起你的大人面前扬眉吐气,等等等等。不承认这是一个强烈的写作动机,甚至不承认这是写作动机之一,无异于自欺欺人。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军人、商界成功人士……简而言之,一切人类社会的精英,都具有这一特征,作家自然也不能例外。芸芸众生,大都不是特立独行的人,他们过了三十岁以后就几乎完全放弃了个体意识——基本上是在为别人而奔波劳碌,或者干脆被生活的苦役压得喘不过气。但当中也有少部分富于秉赋、意念执着的人,他们决意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到底,作家就属于这个群体。虽然相对新闻记者而言他们不太看重金钱,但我得说,严肃作家大体上比新闻记者更加虚荣、更加以自我为中心。

  2. 美学热忱。感知外部世界的曼妙,或者换言之,感知文字和它们的正确排列的曼妙。享受音节碰撞连缀带来的愉悦,享受好的作品——散文的稳健、小说的韵律——带来的愉悦。希望与世人分享诸如此类的个人体验,这是值得珍视、不应被忽略的想法。在很多作家身上,美学动机表现得并不明显,但即使是活页文章作者[译注7]、甚至是教科书编著者,也都会有他们得心应手的单词和短语,对它们的使用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又或者他们会对印刷的版式、页边留白的宽度等等有着强烈的偏好。只要是列车时刻表水平以上的书籍,都不能完全脱离美学方面的考量。

  3. 历史责任感。渴望看清历史的原貌,渴望挖掘真相并忠实记录,以为后人镜鉴。

  4. 政治目的。这里指的是最广义的“政治”。期望推动世界向某个确定的方向发展,期望转变其他人的观念,让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何种社会奋斗。我再次申明,没有什么书是完全不带政治倾向的。有人认为艺术不应为政治服务,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立场。

  不难看出,这几种不同的推动力一定会相互抵触,此消彼长,也一定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就我的本性——这个“本性”指的是我们刚刚长大成人时所达到的那种状态——来看,在我身上,前三种动机的份量理应超过第四种动机。如果生活在和平年代,我或许会写几本文体华丽或者干脆是白描式的书,或许始终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几近懵然无知。而事实上,我却身不由己,正在变成一名时政评论员。起初我找了一份并不适合我的职业,一干就是五年(印度帝国警察;在缅甸任职),后来又遍尝贫困和失败的滋味。这样的经历强化了我对威权的天然憎恶,第一次使我意识到劳苦大众的存在,在缅甸的工作还让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些认识,但这些经验尚不足以使我确立明确的政治方向。后来希特勒、西班牙内战等等接踵而至。但直到1935年底,我仍然不知道未来应该何去何从。记得我当时写过这样一首小诗,很能说明我进退失据的困境。

  或许,两百年前

  我是个快乐无忧的牧师

  宣扬永恒的判决

  同时照看我的胡桃生长;

  可是,唉,生逢邪恶年代

  我去哪里寻找那样舒适的港湾

  看我唇髭疯长

  没有一点僧侣的样子;

  当时局向好

  我们轻易便兴高采烈

  于是哄骗不安分的思想入睡

  并把它们安放在树荫深处;

  一切无知的声名,我们愿意背负

  世间的乐趣?就当它们不存在好了

  藏身在苹果树干上的金翅鸟

  就能让我的敌人们胆战心惊;

  少女的小腹,还有杏子般的乳房

  浮现在阴凉的小溪之上

  拂晓时分,有马匹和鸭子列队飞行

  一切原来只是一场梦;

  不准再做这样的梦

  我们荒废欢乐,或将其埋葬

  特种钢打造出马匹

  矮小的肥佬骑着它招摇过市;

  而我只是条蠕虫,永远不知道转变方向

  太监用不着三妻六妾

  在牧师和政治委员之间

  我像尤金?阿拉姆一样行进;

  政治委员描绘着一幅蓝图

  我却分心去听广播

  牧师答应我一辆奥斯丁七号

  这是杜吉常用的筹码;

  我梦到我住在大理石宫殿里

  梦醒后总在想它何日成真

  我没有那么好命,生在那样的年代

  那么史密斯有吗?琼斯有吗?

  还有你,你有吗?

  西班牙内战和1936-37年间的其它一些事件结束了我的摇摆不定,从此我知道了自己站在哪里。1936年以来我的每一篇严肃作品,乃至当中的每一行字,都在直接或间接地抨击极权主义、赞诵民主社会主义,当然,是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生活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说哪位作家能够对此类题材避口不谈,在我看来纯粹是胡说八道。每个人都在假借种种名义书写着这一类主题。这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个为哪一方发声和遵循何种途径的问题。对自己政治倾向的认识越深刻,就越有可能在进行政治性写作的同时兼顾到美学和智识的追求。

  过去十年间我最想做的,就是使政治性写作成为一门艺术。我的出发点永远是基于党派立场的情感,以及对一切不公的愤慨。当我坐下来打算写一本书的时候,我不会对自己说,“我得弄件艺术品出来。”我写书是因为我想揭露谎言,引导公众关注真相,我的初衷就是让世人听到我的心声。但与此同时,如果要我放弃美学方面的努力,那么别说是写一本书,恐怕连一篇杂志长文我也未必写得出。任何人,只要他关注并认真读过我的作品,都会发现,即便是在我最彻头彻尾的宣传文章中,也包含着大量在职业政客们看来离题万里的句子。我不能,也不愿完全放弃童年时期形成的世界观。只要我还健康地活着,我就会继续对散文抱持强烈的情感,我热爱世间万物,并乐于描写实物和一切无用的琐碎细节。压制我本人的这一偏好于事无补。当务之急是厘清我个人根深蒂固的爱与憎,使之适应时代强加给我们的,从本质上讲与公众、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政治活动。

  言知之易,行之则惟艰。因为这将带来结构和语言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将以新的方式带来真实性的问题。我谨试举一例,以便能更直白地说明困难所在。我那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然是一部毋庸置疑的政治作品,但大体上讲,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尽量保持着客观,也特别注重形式。为了说出全部的真相,而又不违背我的文学本能,我付出了异常艰辛的努力。我这本书中有一个篇幅较长的章节,专门用来直接引用见诸报端的、或者类似的公开传播的消息,意在为托洛茨基分子辩护,驳斥关于他们和佛朗哥沆瀣一气的指控。很明显,这样的章节会毁掉整部书的清誉,而且一两年之后,任何普通读者都不可能再对这一章产生兴趣。一位我敬重的评论家为此还训了我一通。“你为什么要把那种材料全部放进来?”他说。“挺好的一本书,叫你给弄成新闻报道了。”他的话没错,但是我却别无选择。因为我碰巧知道绝大多数英国人都无缘知道的事,我碰巧知道清白的人遭到了诬陷。如果我不是因此而出离愤怒,我是永远不会写那本书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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