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弘毅:亚洲国家宪政发展的道路初探:五大国家的比较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72 次 更新时间:2013-06-29 08: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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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弘毅 (进入专栏)  

  1992年12月,金泳三在大选胜出,成为韩国32年来首位文人总统[31]。及后,随着金大中于1997年当选总统,韩国首次出现政府与在野党和平交接政权的局面[32]。韩国的民主宪政明显得以巩固[33],倒退回威权统治或军事统治成了不可想象的事情[34]。1995年,全斗焕与卢泰愚两位前总统均被起诉,分别被判处叛国罪与贪污腐败罪罪名成立,转型正义得以伸张[35]P270-271。韩国宪法法院[36]成立二十多年来,树立了作为宪法守护者、人权捍卫者的形象,它在数百宗案件中宣告法例或政府行为违宪,并曾审理涉及关键政治议题的案件,如对两名前总统的审判的宪法性问题、以及2004年国会弹劾总统卢武铉一案[37]。通过宪法法院的活动,宪法成为了真正的规范性文献,规管国民生活及政府运作。[38]P392今日韩国,是亚洲经济与文化强国之一,也是亚洲民主宪政的要垒之一。正如一位当代韩国史家写道:“民主并非上天的恩赐,亦非人类与生俱来的政制,而是每个社会一步一步争取而来的。在这方面,韩国人的抗争如此历久不衰,或许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任何国家比大韩民国的人民更配享有民主。”[30]P339

  如上所述,韩国徘徊于独裁与民主之间,经历了数十年的政治与社会动荡,相比之下,朝鲜的历程可谓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朝鲜的集权主义共产主义政权,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宪制上,其稳定性与延续性都显得不同凡响。自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一直受到一人的强权领导,先是金日成(直至他1994年逝世为止),再是其子金正日(直至他2011年逝世为止)。一些观察家指出,后者即位的合法性实质上是基于王朝式的继承,而不是他个人的特点或思想。2011年,金正恩也继承了父业。以下将简介朝鲜的第一部宪法即《1948年宪法》、其后的《1972年宪法》及其修订。

  《1948年宪法》大幅度仿效苏联斯大林时代的《1936年宪法》,据称斯大林曾亲自编修过朝鲜这部宪法的原稿,这部宪法建立了苏维埃式的政治体制。理论上,最高权力属于由选举产生的最高人民会议,实际上,权力由朝鲜劳动党及其最高领袖掌握。朝鲜的选举被指为“徒具形式,每个议席都只有一位由执政党首肯的候选人竞选”[39]P283。政府行政权力则由内阁及总理行使。宪法中有关于国民权利和义务的条文。在经济领域方面,《1948年宪法》体现了对当时的中产阶级的妥协:它认可一定程度的生产工具的私有制及经商自由。

  《1948年宪法》先后于1954、1955与1962年修订。1972年,朝鲜制订了一部全新的宪法。原来的《1948年宪法》是一部人民民主宪法[39]P171,反映人民民主的原则而非全面的社会主义,与此相比,《1972年宪法》则命名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宪法》。这部宪法的制定,宣示着早前对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妥协告一段落,金日成的强人统治也进一步巩固——宪法为他增设了新的职位:权力至高无上的主席。新宪法表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是朝鲜劳动党的主体思想,此思想乃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我国现实情况的创造性运用(《1972年宪法》第4条)。主体思想于1966年由金日成首次提出[39]P273。《1972宪法》也纳入金日成的一些其他思想(有些按照他首次发表的地点命名),如青山里方法、千里马运动及大安工作体系[39]P273-276。在此部宪法下,私人经济活动再无立足之地,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并宣称废除税制[39]P274-276。在国民权利与义务方面,新宪法明文规定“每人为全体,全体为每人”的集体主义原则是权利与义务的基础(《1972年宪法》第49条)。换言之,社会利益应当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

  《1972年宪法》于1992年修订;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宪法于1998年进行更广泛的修订,到了2009年,朝鲜又再度修宪。也许是为了回应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衰落,1992年的修订不再将主体思想与马列主义相提并论,前者成为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指导方针。1992年的修订也改变了《1972年宪法》中关于经济方面的条文,容许外来投资。《1998年宪法》于序言中称这是把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主体国家建设思想及其国家建设业绩加以法律化的金日成宪法。国家主席一职被废除,政府架构基本上恢复至《1972年宪法》所规定的情况。这部宪法的序言称金日成是共和国的永恒主席,并宣告朝鲜人民会维护和继承他的思想,并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将主体思想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修订后的宪法明文规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活动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进行”(《1998年宪法》第11条)。在经济领域方面,修订后的宪法扩大了私有产权的范围,并容许国民有限度参与私人经济活动。2009年4月,朝鲜宪法再次修订。这次修宪看来是为了巩固金正日的地位而进行的。金正日在修订前已兼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长及若干其他公职,而修改后的宪法表明,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袖。国防委员会的权力通过这次修宪得到扩充。金正日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提出的先军政治也被列入宪法,成为除主体思想以外的基本指导方针。这次修订也删除宪法中所有提及共产主义的字眼,涉及社会主义者则被保留。此次修宪亦引入一项条文,表示国家尊重、保护国民的人权。

  金正日于2011年12月去世,其子金正恩顺利继承了其父亲的最高领导地位。至于朝鲜的宪法体制会否有变,则尚待观察。

  

  五、中国的案例

  

  西方宪政与民主思想早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而在20世纪初,清政府也开始准备引入君主立宪[40],但在成事之前,清朝已因1911年辛亥革命而被推翻,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宣告成立。在共和国最初十五年间,连续几任政府在北京草拟和颁布宪法(以西式自由民主倾向为主),但由于政局不稳、军阀割据、国家未能统一,这些宪法无一能发挥效用[41]。1928年,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完成对军阀的北伐,中华民国政府定都南京。然而,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的内战依然持续,直至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方停止对共产党(当时已退至延安)的军事行动,改为与他们一起抵抗日本入侵。国民党的宪制发展策略,乃建基于孙中山先生关于革命建国的三序方略。第一阶段是军政(军事政府统治),旨在扫除军阀,一统国家;第二阶段是由国民党领导国家,实行训政,为日后的民主宪政作好准备;最后是实施宪政。故此,蒋氏政府于1931年颁布临时宪法,题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并明文赋予国民党执政权力[42]。

  二次大战后,国共内战再度爆发。国民党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于1946年12月通过新的《中华民国宪法》[43]。支持新宪者认为,它带领中国从训政过渡至宪政,建立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实现民主政治,容许政府由多党派参与的自由选举产生,并且尊重公民自由与人权。宪法第一条宣告:“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建立的治国思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虽然《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包含权力分立、互相制约、自由选举与人权保障等条文,后续事件却显示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架空了这些宪法原则的效力[44]。随着中国陷入内战,国民党主导的国民大会于1948年4月通过修宪,在宪法中附加《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下称《临时条款》)以扩大总统的紧急权力。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12月宣布在中国大陆戒严,并于1949年5月将戒严令延伸至台湾(台湾经日本半世纪殖民统治后,在二战结束时从日本光复)。人民解放军在大陆战胜后,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退守台湾。以下我们先回顾“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统治期间,台湾地区所经历的后续宪制发展,接着再讨论中国大陆的情况。

  台湾地区直至1987年7月,蒋介石之子蒋经国“总统”才宣布解除1949年的戒严令。自此,台湾踏进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新时代。在1991年,“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并首次引进“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这是日后一系列“宪法”修订的开始。“国民大会”再于1992、1994、1997、1999、2000、2005年六度在“宪法”加入增修条文或对增修条文进行修订[45]P647,当中1999年修订被“中华民国”的宪法法院(即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裁定为违宪而无效。

  自20世纪80年代末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岛的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发展使其政治体制更贴近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宪政。不论是“总统”选举,还是“立法院”委员的议席,各政党与独立参政的民间人士均可自由参选。两党制逐渐成型,国民党与民进党成为主要政党。自1945年日本归还台湾予中华民国后,国民党长期统治台湾,直至2000年国民党在“总统”大选落败后,将政权和平交予民进党,实现了“中华民国”宪政史上第一次顺利的政党轮替。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成为“总统”,并于2004年连任。2008年,马英九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国民党重新掌政,马英九并于2012年获选连任。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建立了一个宪法法院,名为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负责作出对宪法的权威性解释。“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后,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逐渐建立宪法解释的案例,从而积累其制度化能力与司法权威[46]。早期的宪法解释大多牵涉政府架构内部的权力划分的法律技术性问题,而不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虽然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对法律、法规及命令有违宪审查的权力,但它在1980年前从未行使过此权力[45]P676。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由于过去在处理政治敏感案件时的保守取向,并不被视为一有力的宪法捍卫者;相反,有人认为它不过是在威权统治中,给政府行为增加合宪合法性的同谋[47]P279、282-286。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的形象开始好转。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变得更为积极,更愿意行使违宪审查的权力,去审查立法与行政行为[48]。1990年,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面对“国民大会”、“立法院”等“中央民意机构”是否应全面改选的问题(其大部分成员仍是20世纪40年代末于中国大陆选出的那些人,他们不用面对定期的选举而长期留任;原因在于这些“中央民意机构”理论上仍代表全中国人民,但1949年后“中华民国”政府要在大陆举行选举并不可行),终于有机会证明其自身价值,树立其权威。在著名的司法院释字第261号解释中,司法院大法官实质上裁定“中央民意机构”的所有议席均应在台湾重新选出。在此解释后,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就公民权利、权力分立等议题陆续作出了很多宪法解释,这个宪法法院因而确立了它作为积极和值得人民尊敬和信赖的宪法守护者的形象。

  中国大陆在击败国民党军队后,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0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国政府依据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而运作。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此部宪法深受《1936年苏联宪法》的影响[49]P57。第二部宪法于1975年颁布,适逢中国处于“极左”统治时期,这部宪法反映的思潮源于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三部宪法在毛泽东1976年逝世后两年颁布,是从极左思想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及改革开放新思想的过渡时期的产物。现今仍生效的是第四部宪法:它于1982年颁布,其后四次修订,反映的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1954年的版本为基础,并加以修订改善。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常被理解为《1982年宪法》背后的指导思想[50]P73。邓小平指出,坚持这些原则对中国迈向经济现代化至关重要[50]P73。这四项原则是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以及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后增加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51]P45-46)。这些原则见于《1982年宪法》的序言。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条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毛泽东创造了人民民主专政一词,可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中推翻资本主义后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作出的本土化应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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