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凡关心中共历史者，都会关注来自苏联的经费援助的问题。这是因为，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几乎不会提到这方面的情况。直到今天，在纪念中共诞生90周年之际，还是有一些文章或影视作品会刻意淡化这方面的情况。他们引用最多的，就是中共“一大”会议参加者包惠僧晚年的一些说法。中心意思就是强调说，陈独秀自建党之日始，就“坚决主张”“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不能受制于人”。由此演绎出来的更为夸张的说法是，不仅是陈独秀，包括李达、李汉俊等，“一大”前后得知共产国际会派代表来参加中共的会议，都不能接受，甚至反对参加共产国际，要求和俄共（布）建立平等关系云云。（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1979年5月，《“一大”前后》（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84页。）
很多年来，由于革命和战争等原因，涉及这方面情况的大量中共历史资料未能有效保存下来，加上政治上的种种禁忌，这一问题的研究自然备受限制。即使是改革开放后，政治上的限制大大减少，涉及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中共党史学界中众多坚持“独立自主”论者的质疑和反对。在他们看来，至少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亦即毛泽东在党内开始取得领导地位之后，不能说莫斯科给过中共多少实质性的援助了。因为，毛泽东本人就讲过，抗战期间，共产国际只给了延安一些马列书籍和少量药品，大部分援助都给国民党了。
历史研究不仅要反对简单化、概念化，而且要从常情常理和基本逻辑出发。笔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基于一个常识性的判断。即中共建党之后，多数共产党人都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成为了职业革命家。这些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危险事业之中的共产党人，他们靠什么租房办公、发行杂志、印宣传品、召开会议、组织工会、举办夜校、去全国各地活动串联……以及靠什么维持自己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日常生活呢？
还在1980年，国内就公开发表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份报告。同时，包括包惠僧在内，其1979年的回忆中，也不经意地透露了一些情况。这些微小的细节也加深了笔者的疑问。因为，马林在报告中明确讲到，1920年春天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代表维经斯基（又称威金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来到上海之后，“中国共产主义者已在陈独秀同志——他主编《新青年》杂志多年——的领导下形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七八个城市有小组……但自威金斯基离华后，经费无着，不得不停止。”（《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1年7月11日，《“一大”前后》（一），第421页。）
包惠僧在回忆中也印证了这一情况。他谈到，1921年上半年，因陈独秀应广东陈炯明之请去了广州，维经斯基很快也离开了上海，代理书记的李汉俊马上就无法开展工作了。他告诉包惠僧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包惠僧想去广州找陈独秀，也因为筹不到区区十几元的路费而不能成行。后来他还是靠了朋友的赞助，才走成的。（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1979年5月，《“一大”前后》（二），第383页。）
应该了解的是，早期共产党人中虽然大部分是青年学生或毕业不久没有固定职业和收入者，但其中还是有一些人做着教授、编辑之类的工作，尚未全职从事党的工作。个别人还有不菲的收入，如陈独秀、李大钊。因为当时的教授收入较高，杂志办得好还能挣钱，因此，那个时候同仁共同出资合伙自办杂志的情况也很普遍，早期中共用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新青年》杂志，就是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教授创办起来的。但问题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党的一分子，多数成了职业革命家，旅行、开会、办刊、办外国语学校、办工人夜校，包括印刷各种宣传小册子和传单等，处处都需要钱。中共最初只有50多个党员，其中只有陈独秀、李大钊有些个人收入，这个党如何能够不要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而生存和活动呢？
1920年夏天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我们很容易了解到的它的各种必须要花钱才能进行的活动，就可以列举出如下若干项：
1 发行《新青年》杂志；
2 发行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
3 发行劳动组织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界》杂志；
4 创办又新印刷所；
5 成立人民出版社；
6 出版《共产党宣言》等十几种小册子；
7 创立外国语学校；
8 创办工人夜校或劳动补习学校；
9 举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10 筹办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
已知，召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就需要经费1000元左右。因为不能向劳动者收费，举办一间小规模的工人夜校或劳动补习学校，一月必需的经费至少也要800元左右。大一些的这类学校，月费甚至要花到近千元的水平。（参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59-60页；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编：《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第103-104页。）当时，陈独秀已经被迫离开北大教职，没有固定收入，只能靠编辑《新青年》杂志维持生活。李大钊是当时组织里面几乎唯一在任的大学教授，每月收入不到200元，纵使可以捐出部分，对党的工作所需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其他成员多半或收入较低，或根本没有稳定收入。再加上中共早期党员人数很少，“一大”时只有50多人，“二大”时才190多人，“三大”时也不过400人左右，能交党费者不多，即使大半都能按规定交纳，总的数量也极其有限，根本不足以维持党开展各方面工作的现实需要。已知到中共“三大”召开时，400名党员中多数都没有职业，能交纳党费者不足1/10。另以1924年上海为例，当时有党员47人，接近四分之三有职业，商人、教员、编辑等固定职业者占到近一半，全部交纳党费每月应可收入到130元左右，只够开一次全国性会议的。而实际上多数党员交不出党费来，月收党费只有30元左右。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情况更不难想象了。（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56-257页。）
由于来自莫斯科的财政援助问题对中共历史成长过程的影响极大，故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开始留心并搜寻这方面的史料。这一工作虽时有斩获，所得始终十分零散而无法做全面系统的研究。好在，90年代最后几年这方面的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不仅国内国外大批重要史料得以公开，甚至被结集出版，披露了许多历史线索，而且相关讨论也越来越多，这样的研究再也不具什么敏感性了。
当然，这种改观也并不意味着事情就此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事实上，近20年来陆续披露出来的史料，更多的只是满足了我们想要将有关这一问题的历史线索大致描绘出来的愿望。要利用它们列出一张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存续期间，在经费以及财政援助方面如何逐年帮助中共的一目了然的账目表来，还不大容易实现。
依据目前的资料情况，笔者在这里所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把那些看起来散布于各种资料之中互不相关的史料稍加厘清考订，并将其整合贯穿起来，从而让读者了解：（1）共产国际是不是曾经为中共提供了经费的以及财政的援助；（2）这些援助的由来与具体形式的变化；（3）这种援助的规模及其对中共成长的作用；（4）这种援助具体带来了怎样的问题或负面的影响。如此而已。
相关史料状况概述
要具体厘清自1920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经费和财政援助的情况，是一个颇为枯燥甚至是烦琐的过程。为便于读者把握整个过程，并了解以下种种史料整理考据的必要性，笔者相信有必要首先说明一下笔者将要据以讨论的相关文献档案公开和发表出版的情况。
有关中共得到共产国际或苏联提供的经费或财政援助的说法由来已久，但却极具争议性。世人最早看到相关的文字材料，是来自中共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在1931年被捕后的一份自供状。中共总书记亲口承认接受共产国际经费帮助，自然被当年敌视中共的台湾学者所重视，故台湾中共党史专家王健民于1965年将其全文发表于《中国共产党史稿》中。然而，因为这一资料的口供性质和仅为一孤证，因此长期以来似乎并没有人试图利用它来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凭据。
最早披露中共早期曾得到共产国际经费援助情况的，还是中共自己。1982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公开了陈独秀1922年写给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其中即明确提到中共从共产国际那里获得活动经费的情况。（《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27页。）尽管这个时候出版的这套文件选集，标明“党内发行”，事实上却在国内许多书店中公开发售，因此不仅国内，包括国外的研究者，大都也能够读到它。不过，对于陈独秀报告中透露的这一情况，绝大多数研究者几乎未予重视。
1989年，“党内发行”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改为公开发行，并增加了公开文献的数量。其中新增加的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更是清楚地说明了党的活动经费的来源问题。（《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68页。）1989年和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合作编译的《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由荷兰学者托尼·塞奇编译的《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这两部资料集的相继出版，更是提供了一批有关共产国际在经费和财政上援助中共的非常具体的文献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Netherlands，1991。）
新一波相关文献史料的公开和出版，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4年和1996年分别出版的俄文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进一步具体地披露了从1923-1927年间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或财政援助的一些情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4），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就在这两部资料集被译成中文，先后出版于1997年和1998年的时候，英文版的《中国法律与政府》杂志也在其1997年第1、2期上，发表了一组从30年代中后期到40年代中后期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档案史料，其中部分史料也直接涉及共产国际财政援助的问题。（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 30，No. 1，January-February 1997。）这也是世人第一次看到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直至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仍在继续援助中共的档案文献资料。
直到20世纪末为止，研究者们可以用来研究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和财政援助问题的档案文献史料，更多的仍只是集中在1921年以后至1927年以前。不仅1927年至1930年代中期存在着一段空白，而且30年代中期以后直至抗战期间可资利用的资料也相当欠缺，很难据以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历史轮廓。这一缺憾的弥补，极大地得益于1997年在保加利亚和2000年在俄国相继出版，2002年在中国被译成中文的《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10，13-1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007年。前者通过1934-1943年间一直担任着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记录了经由共产国际提供的几乎每一笔重要援款的申请和批准的情况；后者则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涉及1927-1931年间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经费和财政援助的相当具体的资料。与此同时，俄国学者石克强2001年在中国发表的有关中共建党过程中的几份档案，也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了解1920-1921年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在资金上帮助中共建党问题的一些线索。（见《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当然，除了公开出版的文献档案资料之外，中国和俄国的档案馆保存并提供利用的相关档案更值得重视。因为十分明显的是，以上所介绍的相当部分的档案资料，正是来自于中俄两国的档案馆。尽管笔者目前的讨论还无法真正建立在档案查阅的基础上，但笔者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经有机会前往保存有这方面档案文献的两国档案馆查阅档案，因此，部分地交代以下讨论中可能涉及的档案情况亦属必要。
在中共中央档案馆里，涉及这方面情况的档案主要有三部分：
一部分是1957年苏联交还给中共中央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保存于莫斯科的近10万件档案资料。在这些档案资料当中，除去数以万件有关共产国际协助中共在东北开展工作的档案资料以外，20年代的会议以及30年代的一些来往信件当中，都有少量涉及经费和财政援助问题的内容。
一部分是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报。当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莫斯科之间开始建立起直接的电台联络。在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与中共中央书记处相互往来的电报抄稿中，不难找到共产国际为中共和红军提供财政援助的记录。
一部分是20-30年代的中共中央会议记录。当年保存得最完整的会议记录主要集中在1927年至1932年，以及1935年下半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两个时间段。由于后一个时间段里中共在经济上已经基本上独立自主，因此，虽早期仍有个别会议讨论过向共产国际请求财政援助问题的内容，但数量极少。与此相反，在前一个时间段里，无论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还是中央常委会的会议记录，涉及共产国际经费和财政援助问题的内容却绝不是个别的现象。
在负责保存自十月革命后到斯大林逝世前党务活动、包括共产国际工作的相关档案的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也保存有涉及这方面情况的档案资料。尤其应当提及的是，上述中共中央档案中保存的档案资料，由于当年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存在着上下级关系，因此相当部分其实也可以在这里查阅到。以笔者所见，相关档案主要也有三部分：
一部分是季米特洛夫档案，它主要是季米特洛夫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期间的工作档案。由于他自1935年起即亲自负责中国事务，因此他处理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各种文件当中，不可避免地存有向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的相关资料。
一部分是共产国际联络局档案，因为该机构具体负责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包括向各国党拨发经费和援助款项，故其档案中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自然相当可观。但该档案的开放程度似乎受到限制。
一部分则是中共提交给共产国际的各种会议记录和工作报告。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中共按照规定必须要将其工作记录定期提交共产国际备案和审核，并随时提交相关的工作报告。故20-30年代中共中央的几乎所有会议记录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作报告，大都在这里存有备份。所不同的只是，保存在中国的会议记录多半是会议召开时的记录稿，而提交给莫斯科的其实已是誊清稿和翻译稿，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后者时常会有一些增删甚至修改，似难避免。
关于1920-1923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还在中共“一大”正式召开之前，即1921年7月23日以前，维经斯基就曾经为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提供过经济上的援助。关于这方面的情况，2001年第12期《百年潮》杂志所刊载俄国学者石克强整理的一组档案文献，披露了其间的一些内幕。综合指派维经斯基来华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1920年8月17日、9月30日、10月23日的电报，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代表舒米亚茨基1921年1月2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科别茨基的信，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1921年7月20日的联席会议记录，以及先前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一书中所发表的维经斯基1920年8月17日给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信，加上该部1920年12月2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等文献，可以了解到以下情况：
（1）维经斯基这一阶段是受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指派前往中国开展工作，其相关的活动经费亦由东方民族部提供。而东方民族部为筹措经费，曾派遣特使带上价值10万美元的钻石到上海去卖，并不止一次地托人带钱或汇款给维经斯基，已知其中一次带去的确切的经费数目即为2万美元。
（2）维经斯基利用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提供的活动经费，在中国上海成功地展开了工作。其报告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并将出版《劳动界》周报。“宣传报道部成立了华俄通讯社，现在该社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并在北京成立了分社。“组织部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同时还将召开有10个当地工会和行会代表参加的会议，以便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
（3）随着共产国际成立远东书记处，中国工作全部归远东书记处领导，维经斯基因此于1920年12月离开上海并返回了俄国，不仅工人学校等被迫停办，“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一度支绌，今年（指1921年）1月份后半个月，工作出现停滞。为使之重新启动并得以改善，我（指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引者注）不得不采取大胆的办法，举借贷款和使用其他手段，这才挽回了局面，报纸和出版工作才得以维持下来（如布哈林和晋里奥勃拉任斯基的《共产主义ABC》用中文印行了两万册）”。
（4）维经斯基改归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领导后，“带着文件和今后工作的经费”曾计划重返中国，因“遇到了麻烦”而未能达到目的，这种情况又一度使“我们在中国的工作稍微有些停顿”。（参见《百年潮》2001年第12期，第56-59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1-33、56页。）包惠僧多次在回忆中提到，1922年底因维经斯基回国，中央经济来源断绝，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共产国际派马林来上海后，1921年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每位代表发给路费百元。另马林当年为营救陈独秀，还交了5000元保证金和罚款。（见《包惠僧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368、428页。）
目前有关中共1920年开始建党后得到苏俄援助的资料还是零星的。比如，我们可以从一些研究成果中看到这样的说法，即1920年夏，上海中共组织发起后，“每月接受宣传费一千元，干部等亦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各地代表每人都收到了作为旅费的100元汇款。（转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建立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2、254页。）所能见到最早的较为具体的中共取得共产国际经费援助数目的资料，仍旧是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到：“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二千余元。”他同时函询维经斯基称：“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03、304页。）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共“一大”召开于1921年7月，而陈独秀是1921年9月前后由广州回到上海，担任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书记一职的。故陈独秀报告的党费收入与支出时间，是指他接手中央至中共“二大”召开，即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的这一段时间。它并不意味着中共“一大”，即从1921年7月到10月之间中共没有党费收入与支出。而从陈独秀的报告中可以了解到两点：（1）这个时候中共的党费收入与支出是包括党的一般性活动经费和工运经费在内的。相比之下，一般性党的活动经费的收支，仅为6600余元。而工运经费，即劳动运动方面的花费，则占去了这时党的全部经费的近三分之二。（2）这时党的全部经费当中，自筹款数仅不足6%，只够开一次“劳动大会”，绝大部分活动经费都来自“国际协款”。（《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第304页。）
从中共“二大”召开之后，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经费的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于赤色职工国际这里沿用当时通用的称谓，新的译文为“红色工会国际”。也开始为中共提供一些财政援助，中共用于工运上的开支明显减少了。这一点在中共“三大”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中和马林档案里，都有明显的反映。在马林档案中不仅可以看到张国焘、蔡和森、陈独秀于1922年12月9日、1923年4月30日、5月17日、5月19日、5月20日分别签收得到工作用款400美元、1000墨西哥元（即当年也在中国流通的所谓“鹰洋”）、2940港币，及两个3000中国元的收条，而且可以看到赤色职工国际在1923年5月即开始与共产国际一同向中共汇款3500美元，用于帮助中共、救济受到中国政府迫害的同志等。故陈独秀在“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所提到的经费支出，没有提到在党的工作中占据最大份额的劳动运动的开支，似非偶然。报告称：“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168页。）在这里可以清楚地了解到：（1）与上一年度的情况相比，党费的支出中原先占三分之二的劳动运动的开支几乎不存在了。（2）即使加上上一年度少算的8、9两个月的收入，在中共“一大”至“二大”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党的月活动经费也不超过740元。而在中共“二大”至“三大”期间，共产国际提供的党的月活动经费实际上已经达到1250元，较上一年度有明显的增长。
陈独秀的报告没有提到工运费开支的情况，并不意味着在“二大”至“三大”期间中共所从事的劳动运动已减少到无足轻重的地步，没有单独列项提及的必要。事实上，在1922年7月到1923年6月之间，中国的工人运动相当活跃，而北方的工人运动尤其受到中共的影响。像著名的“二七大罢工”，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尽管目前找不到赤色职工国际提供援助的具体资料，但仅在并非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马林的档案中，也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在陈独秀报告中没有提到的俄国人援助工运费用的记载。这包括：（1）1922年11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全权代表越飞为唐山罢工工人提供的1000元和准备进一步筹集的400元；（2）1923年“二七大罢工”发生后，俄国铁路工人捐赠给中国京汉铁路工人受难者家属3万卢布；（3）1923年3月赤色职工国际为中国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提供了1000金卢布；（4）1923年5月莫斯科经由北京转交中共278英镑，要求三分之二用于组织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即将召开的劳动大会；（5）1923年5月赤色职工国际交给中共中央2000金卢布用于帮助中国的工会组织；（6）1923年7月莫斯科汇款1840墨西哥元，说明用于抚恤“二七大罢工”罹难者家属。（参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98、151-154、168、169、173页；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p347。）
综合这一年度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已知的情况，可以了解的是：
（1）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部门、途径和方式都不固定，有时甚至会出现混乱。如共产国际执委会1922年底确定1923年给中共的预算仅为每月1000金卢布在萨发罗夫1922年底开列的1923年中共月支出预算中，只同意用210元支持一份《向导》周报；用40元支持一份《工人周刊》；用60元支持印刷各种传单和宣传品；为两名中央委员提供差旅费100元；为两名固定的宣传演讲员提供食宿差旅费120元；为汉口、上海、北京、湖南各提供三个人的生活费，每人20元；为山东提供两人的生活费，每人15元；为香港和广州各提供一人的生活费，每人40元。另外提供一笔100元的意外开支作为机动。月总支出不应超过1000元。（《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1922年12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184-185页。），事实上共产国际的拨款大大超过了此限额。由于当时中共方面申请的部门和共产国际方面拨款的部门比较混乱，以致有时共产国际代表会弄不清楚莫斯科寄来的钱是做什么用的，应该给中共多少。如1923年5月在上海负责经费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维尔德就致密信给共产国际称，不知道刚刚收到的9600元是谁汇来的和做什么用的。共产国际在华全权代表利金也抱怨说：“国外工作的拨款无论在我以前还是我在（莫斯科）之时都没有完全明确的计划”，而且数额经常变动不定。“例如，朝鲜中央得到的是：9月份6000，11月和12月份4000，1月份2000，3月份1000。在中国工作的条件下，这种波动就会造成直接有害的影响。”（《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年5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85页。）
（2）由于各地党员工作境遇不同，得到生活费的情况不一，因而难免会在党内引发矛盾。如湖南的党组织“大约有一半开支靠当地财源，一直在争取自给”，得到的援款自然很少，结果那里的“一些同志指责其他一些同志，说什么他们从莫斯科那里拿了钱而且生活得不错，但不关心别人，等等”（《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萨发罗夫的信》，1923年7月3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78页；《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11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18页。）。
（3）由于人员增多，办公、交通及生活开支明显增加。根据保存在马林档案中的一项1922年下半年的中共月开支的预算表，即不难了解到这种情况。在总计660元的劳动运动月预算中，人员工资一项已达到370元。在总计1200元的出版宣传费用月预算中，人员工资一项已达到610元，租房一项也达到110元。而在总计不过170元的办公费用中，交通费一项就达到100元。由此不难看出，随着中共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其经费的需求也必然会相应地增长起来，从而不可避免地会与共产国际发生矛盾。马林在中共“三大”结束之后，就表明了他的担忧。他写信告诉共产国际执委会说：“党现有党员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应指出以下情况：1 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2 因此，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3 党内的财政管理状况至今不明；4 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等几乎没有联系。”（《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6月20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43页。）
马林的担心一时难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尽管马林就此专门在中共“三大”上提出过批评，并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过谈话，但是现实的状况一时难以改变。出于开展工作的现实需要，陈独秀依旧不能不致信赤色职工国际，要求赤色职工国际提供固定的工作经费。根据他在“三大”后开列的工人运动每月预算表，中共为帮助京汉铁路工会、汉口湖北联合会、上海和广州的工人俱乐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工人周刊》，以及劳动组合书记部等，每月至少需要1630墨西哥元。他在信中写道：“望每月支援我们1000金卢布，其余630元我党自筹。”另外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因故延期，中共虽已得到1000金卢布用于开会，但所需费用非2000墨西哥元不可，亦“望支援1000墨西哥元，其余部分拟请国民党予以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红色工会国际的信》，1923年7月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73页。）与此同时，陈独秀亦明确要求共产国际每月提供党费1000-1400金卢布。明确不赞成依靠外国经费开展工作的马林，也深知中共中央的要求与现实的需要相比，已经是相当克制了。因此，他也不能不分别致信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前者务必定期为中共中央提供经费，同时增加对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财政支持；要求后者同意中共中央的预算。他写道：“罢工的失败确实使这个小党处境艰难，我想支持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建议你们批准至少从7月到今年年底这个期间每月资助1400卢布。以后再要求估算党可以从中国的财源方面拿出多少钱用于工作。”（《马林致红色工会国际书记处赫勒尔的信》，1923年5月30日；《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萨发罗夫的信》，《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81、278-279页。）
但是，自中共“三大”之后，由于苏联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到达广州，国民党即将改组，整个联共（布）中央注意的重心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移，尽管共产党人因为被要求加入国民党而使自身的工作负担明显加重，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却发生了问题。《工人周刊》因缺钱而拖期，《前锋》干脆无法继续出版。就连共产国际来华的工作人员都注意到了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他们特别提醒莫斯科注意：“经费对中国共产党起着巨大的作用”，中共中央“在10月、11月、12月都没有从共产国际执委会那里得到钱，而有整整6个月没有从红色工会国际那里得到钱了”。这种情况给中共造成的财政困难会引起严重后果，因此他们呼吁共产国际，务必“要尽快采取措施把这些钱立即汇出来”。（《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11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316页。）
关于1924-1926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1924年度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数额，陈独秀在1925年4月9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过具体的说明。这应该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到最详尽的一个年度收入与支出报告。故将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1924年1月至6月的预算：
（一）收入总额：800美元和1017493元。A由维尔德同志经手的有59261元和400美元。B由维经斯基经手的有用于中央扩大全会的400美元，6月至11月的每月生活费补贴24095元。C由鲍罗廷同志经手的有用于铁路工人总工会的500元，用于民族运动的500元（借款）。D红色工会国际汇来的500元。E其他28933元。在这里总收入额与单项收入之和不完全相符，以下内容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二）支出总额：300美元和9341366元。A中央委员会一共收入3335026元。（1）机关开支和各种开支：639099元；（2）工作人员生活费：364元；（3）印刷、邮寄和电报：337012元；（4）交通运输：1161元；（5）专项开支及中央全会开支833415元。B地方党组织共收入297384元。（1）山东：30684元；（2）湖北：540元；（3）铁路工人总工会：1310元；（4）上海：265元；（5）湖南：240元；（6）北京：100元；（7）秘书处：170元；（8）唐山：42元。C共产主义青年团借款50美元，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地区委员会和上海委员会向党借款共1833元。D偿还债款250美元和1200元。收支相抵尚余520美元和833064多元。
1924年7月至10月的预算：
（一）收入总额：145100164元。A每月生活费共4000元；B红色工会国际提供了7、8、9月的一半经费1575元；C向鲍罗廷同志借款2550元，民族运动经费3200元；D前几个月结余833064元和500美元；E各地上交13986元。
（二）支出总额：12053234元。A中央委员会（一共收入）：580287元。（1）机关开支和各种开支：121854元；（2）邮件和电报：14861元；（3）工作人员生活费：2203元；（4）印刷：388元；（5）专项支出：79972元；（6）交通运输：10455元。B地方党组织共收入4259元。（1）安徽（用于民族运动）：195元；（2）上海（用于民族运动）：1200元；（3）湖南（用于民族运动）：400元；（4）香港：100元；（5）铁路总工会：820元；（6）湖南：305元；（7）武昌和汉口：330元；（8）济南：375元；（9）唐山：142元；（10）北京：180元；（11）天津：212元。C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上海委员会、上海店员工会、全国学联等共借款1991364元。收支相抵尚余245693多元。
1924年11月至12月预算：
（一）收入总额：740美元和8242225元。A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共提供2687795元和740美元；B共产国际给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援款870元；C向鲍罗廷同志借款1000元；D过去结余245693元；E各地上交2276元。
（二）支出总额：A中央委员会（一共收入）255417元。（1）机关开支和各种开支：43282元；（2）工作人员生活费：1903元；（3）邮件、电报：12865元；（4）交通运输：202元；（5）专项开支：162元；（6）印刷：5987元。B地方组织（一共收入）：2548元。（1）北京：550元；（2）铁路总工会：200元；（3）山东：233元；（4）湖南：100元；（5）唐山：90元；（6）武昌和汉口：275元；（7）上海：1100元。C各地民族运动总开支：1850元。D偿还借款：740美元和698元。E学生联合会借款：20元。收支相抵尚余552055多元。《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5年4月9日。
陈独秀在1925年3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曾经提到，共产国际此前批准的党费为每月2250元。（《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2号报告》，1925年3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93页。）相比之下，可知1924年度共产国际实际提供的经费要大大超过预算的数字。因为计算1924年1月至12月中共总收入情况，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中共这一年度每月的平均收入应当在2960元上下。但与上述报告中颇为乐观的“收支相抵尚余”有相当距离的是，根据1924年党员增长的数量，和中共在国共党内合作的情况下所担负的工作量，无论是陈独秀，还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显然都对莫斯科提供的经费数额不十分满意。
不仅如此，共产国际的经费提供仍旧时常出现延误数月的情况，中共中央1-6月收到的月平均经费数额与11-12月收到的月平均经费数额，相差了将近一倍。故1924年9月上旬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信中就曾对此颇多抱怨，说：“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7、8、9、10月份的钱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29页。）在他看来：“由于我们党做工作，职工运动和国民运动在日益发展，因此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也在不断发展。但由于工作人员和物质力量不足，我们失去了许多有利的发展机会。”共产国际不仅不应再拖欠经费，而且应当增加原有的预算，将月费2250元提高到月费3650元的水平。（《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2号报告》，1925年3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92-593页。）
对此，1924年底前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有同感。他的建议是：“请从国民党经费中拨给我们一定的数额用来为实现国共两党提出的口号开展强大的宣传运动。”他明确提出：如果坚持要中共在原有的预算范围内进行工作，“那会是个大的错误”。莫斯科有必要从给国民党的巨额援助中拨出一定的数额给共产党，用来增加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和《民国日报》的印数，出版几万几十万呼吁书、传单和通俗小册子。（《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4年12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58-559页。）
中共“四大”召开于1925年1月。在“四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共经费预算一时间并没有加以调整，但随着赤色职工国际从1月份正式开始提供援助，从2月份开始工运费已单独预算，因此整体上党的活动经费明显增加了。据陈独秀4月9日的报告称：
1925年1月预算：
（一）收入总额：5297元。A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4700元；B过去结余552055元。
（二）支出总额：552086元。A中央委员会：149186元。（1）机关开支、工作人员生活费以及中央组织部各种开支：1905元；（2）工农部：3446元；（3）宣传鼓动部：250元；（4）出版部：399元。B地方组织（一共收入）：3056元。（1）上海：875元；（2）天津：170元；（3）山东：306元；（4）武昌和汉口：560元；（5）香港：100元；（6）湖南：565元；（7）北京：150元；（8）唐山：30元。C第四次代表大会开支：897元。（1）代表们的零杂开支：103元；（2）代表们的路费：490元；（3）膳食费及各种开支：310元。D民族团结促进委员会借款：76元。收支相抵尚余51195多元。
1925年2月预算：
（一）收入：1998065元。A过去结余：51195元；B共产国际提供：194686元。
（二）支出：196165元。A中央委员会：100665元。（1）组织部：34365元；（2）工农部：19001元；（3）宣传鼓动部：4079元；（4）妇女部：65元。B地方组织：885元。（1）上海：200元；（2）湖北：180元；（3）北京：255元；（4）山东：110元；（5）湖南：115元；（6）北京：20元。C民族团结促进委员会借款：70元。收支相抵尚余36315多元。
1925年2月工人运动开支的预算：
（一）由共产国际提供的收入总额：1280033。
（二）支出：105802元。（1）上海：350元；（2）湖北：179元；（3）湖南：210元；（4）山东：130元；（5）北京：50元；（6）天津：130元；（7）邮资：902元。收支相抵尚余22231元。《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5年4月9日。
由上不难看出，从1925年1月起，赤色职工国际已经开始和共产国际一同向中共中央提供经费援助；从2月起，党费和工运费已开始分开单独预算了。即以2月两项经费之和3226元计算，也可以看出中共所得月经费额已超过上一年度月经费的平均额了。
1925年，是中共组织发展发生重大飞跃的一年。由于中共成功领导了“五卅”运动，其影响前所未有地扩大起来，以至于党员的数量从中共“四大”召开时的不足千人，到1926年竟达到了上万人，到1927年5月中共“五大”召开时，更达到了近57万人的规模。从一个数百人的小组织，发展到上万人的革命党，共产国际原有的预算无论如何都跟不上形势了。因此，进入1926年以后，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预算，已经达到每月6000元的水平了。即便如此，也仍然无法满足中共组织发展的需要。1926年“三二〇”事变的发生，使得加大对中共资金援助的力度问题变得更加迫切和重要起来了。5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甚至通过了要“想方设法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和资金援助”的正式决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7号（特字第21号）记录》，1926年5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第267页。）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对此更是再三呼吁。他指出：“中国的同志不仅具有良好的意愿，而且具有坚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巨大的工作热情，只是需要给他们以帮助。”中共现有的经费完全不足以在全国范围内扩展自己的工作和影响，“我想再一次提醒并坚决请求，根据中央的要求给中国党增加预算，即从每月6000卢布增加到14000卢布”。“这个问题不能拖延了”，必须尽快履行政治局的决定，“因为工作确实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在这里感觉到非常需要经费。不应让我们的工作由于缺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必要帮助而被迫收缩”。（《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和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的信》，1926年6月7日、1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第300、303-304页。）
关于1927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和维经斯基等人的呼吁发生了作用。在1927年初的账单上我们可以发现，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共经费预算已经达到了12万元。赤色职工国际和青年国际还有单独的预算帮助中国的工人运动和青年团组织。但是，随着1926年7月北伐战争的开始，中共组织的发展和工作推进的需要，变得更加迅速和难以预测了。于是不仅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国际要向中共提供工运费和青运费，农民国际和济难国际全称应为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是用于援助各国因革命受难者及其家属的一个国际性组织。也一度开始专项提供农运费和济难费。再加上军事工作的全面展开，联共（布）还不得不委托苏联军事当局设法提供兵运费。而为应付频繁出现的意外事件，共产国际还通过专项拨款给在华的共产国际代表一笔特别费。进入到1927年以后，随着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举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后中共转入地下并在全国范围进行武装暴动，大小事件频繁演出，整个经费援助的情况自然也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下面仅据已有的资料说明共产国际为几次重大事件提供资金的情况：
（1）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据上海区委检讨第二次（2月22日）武装暴动的情况时谈到，此次暴动经费约支出2470元，实际花掉1789元，余671元。据特委会报告称，为第二次武装暴动，曾准备用3000元活动海军，仅花掉1000元。在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据上海区委报告，曾向俄国人要求援助6500元，俄国人同意提供7000元；又向国民党人提出援款要求，国民党人则同意给罢工工人5000元。3月5日下午已得款13万元。
（2）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93号秘密会议决定，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名义，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款项中，给上海工会理事会汇10万卢布，以便上海工会理事会将这笔款项用于救济南京事件中的中国受害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3号（特字第71号）记录》，1927年3月3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169页。）
（3）开办党校。经莫斯科批准，决定在汉口办党校，开办费497万元，月费预算为142万元。
（4）湖南农运。7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同意为复兴湖南农运拨款395万元。
（5）转入地下。8月9日，鉴于白色恐怖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政治局委员要单独租房居住，不可两人同住，以免发生危险。国际代表为此拨款1000元。
（6）秋收暴动。8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并经国际代表同意，决定秋收暴动预算“至多不可超过沪钞一万元”。
（7）建立军队。8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批准军事总顾问加伦关于组织南昌暴动，然后南下占领广东汕头，接运苏联武器，以便装备一个军的提议。为此，在已向苏联驻武汉总领事伯纳和军事顾问加伦送款30万美元之后，会议决定：还应“为此目的拨给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算在库伦储备物资账上）、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带2000发炮弹，总金额110万卢布”。
（8）为将已经送去库伦的41名接受过军事或政治工作训练的中国学生送往广东，加强南昌暴动部队的骨干队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为把他们送回国去拨款4000美元。
（9）京汉粤汉铁路罢工。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并经国际代表同意，决定由林育南带去给岳州以南至安源的罢工基金1500元，岳州及其以北（汉口）的罢工基金由中央直接接济。初步计划：平均一个工人6元，坚持一个月。
（10）北方暴动。10月，共产国际代表未经中央同志，单独汇给北方局3000美元用于组织暴动，后又寄出4500美元。
（11）紧急会议。11月，为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共产国际代表同意中共中央所提2000元的预算。
（12）广州暴动。据中共中央1928年1月16日报告称，从1927年11月至1928年1月，总计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已为广州暴动用去了近10万元。（参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特字第97号）记录》，1927年8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0号（特字第98号）记录》，1927年8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4号（特字第102号）记录》，1927年9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16-19、20、71页；《中央常委会速记录》，1927年9月6日；《中央常委会速记录》，1928年1月16日。）
除上述重要事件的专项拨款以外，已知1927年的经费援助情况亦可扼要列举如下：
（1）5月26日，青年团中央书记报告称：共产国际原定每年24万元的预算已取消，青年共产国际决定每三个月提供经费7000元。中共中央书记报告称：党的预算，连同特别费，只能有15万元。
（2）5月2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05号秘密会议决定，每月从中国委员会的经费中拨出1000美元用于在帮助中国同志组织军事工作。（《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5号（特字第83号）记录》，1927年5月2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275页。）
（3）6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12号秘密会议决定致电鲍罗廷、陈独秀等，说明已给通过领事馆武汉政府寄去200万卢布，但强调说：这笔经费“对于和陈独秀一起组建可靠的革命军部队是特别需要的。必须了解实际上为此在做什么工作，随着这项工作的开展，我们将按确定的贷款数额（进一步）寄出经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2号（特字第90号）记录》，1927年6月2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345、349页。）。
（4）8月，鉴于国共关系破裂，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全面停止，中共中央反复开会讨论以后的预算问题。从最初提出总的预算每月82万元，后减至4万到5万元，强调一定要细细地与共产国际代表核算。同时也要求党员要自己谋生活，组织部要切实收党费。据组织部长报告称，自筹党费估计或可有3000元。
（5）9月6日，共产国际为中共拨款17128美元。
（6）9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报告，已与济难国际代表商定：济难国际每月提供两湖地区1500元，江苏2000元，广东1000元，北京700元，由中央转交各地。中共中央提出，应请济难国际每月再增加1500美元的援助。济难国际1928年初为1927年后三个月实际拨款19万美元。
（7）11月17日，因与共产国际代表交涉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党费月预算仍维持12万元，中央7000元，各省5000元，工运费和特别费单列。
（8）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又提出1928年月预算为55万元。但与共产国际代表交涉谈判未果。
（9）除非正常性开支外，共产国际在1927年预算内的拨款总数为187674元。（《阿布拉莫夫给诺罗夫的电报》，1927年9月6日；《皮亚特尼茨基给阿尔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4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35、396页；《中央常委会速记录》，1927年5月26日；《中央常委会速记录》，1927年9月15日，等。）
由上可以了解到以下几点：
（1）1927年共产国际提供的党费一项，每月平均当不超过12万元。连同特别费，中共中央每月从共产国际执委会得到的款项平均在15万元左右。但加上济难费等，特别是到8月以后，每月经共产国际联络局提供给中共的费用，平均应在2万元左右。
（2）1927年几乎整整一年中国革命的急剧动荡，造成了共产国际临时性开支大幅增长，中共依照正常预算开支也全无可能，再加上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共产国际、济难国际、农民国际，以及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等相继介入，因此这一阶段的财政收支已难有确切的统计。
（3）由于这一年重大事件频出，受难者众多，故济难国际的援助力度极大，且已形成定期拨款。
（4）自8月以后，因国共关系破裂，中共转入地下，形势艰危，并成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唯一援助对象，因此，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经费援助的要求也明显提高，以致与掌控金钱的共产国际代表多次发生意见分歧。为此，双方均对现状表示强烈不满。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确批评说：“他们不相信中国党”，“管钱管得非常糟”。共产国际援助中共的经费，中共中央应有权自己进行分配，而不应采取交给共产国际代表掌握，中共中央反而要向其申请批准这种做法。共产国际如果放心不下，可以派一个懂财务的人来担任会计。但共产国际主管向中共发放款项的代表却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不断要钱的做法。他在给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的信中写道：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好，由于共产国际的拨款不是从一个渠道进行的，因此在中共党内造成了极不健康的现象。“迄今为止，党通过国际联络局每月收到大约2万墨西哥元。但这项预算被认为是不完全的。中央以各种理由请求我们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拨给或多或少的款项。而且几乎为每件小事都提出请求。什么样的要求没有提出啊！只是建议散发个传单或宣言，需要调人到某地去，中央派个书记到省里去，就连某某人生了病，中央都会立即向我们提出拨给追加经费的要求。他们利用经费来源不同（国际联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军事组织）这一情况，得以弄到这些经费，因为这一个来源不知道另一个来源已经拨出。”结果，“所有从地方上来的同志都要举行报告会，以款待俄国同志。例如，如果俄国同志对暴动特别感兴趣，那么在每次报告会中都会十分详细地叙述暴动的准备情况，几乎所有报告都千篇一律地这样做。如果对必须立即举行暴动的情绪已经消失，而方针是进行组织工作，那么所有同志就立即开始叙述他们省里这方面工作的光辉前景。有趣的是，前来的同志总是不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国同志的情绪，而且甚至了解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与这项或那项拨款相关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数同志相信不能通过正式途径弄到，就开始逃避（同上海省委书记邓中夏）的事务性会见。然后采取最粗暴的敲诈手段，如散布谣言，说什么基层工作人员似乎责备苏联，把钱给了军阀，而不给中央。还开始滥用感情，每天跑来要求经费以救援被捕同志出狱，歇斯底里地责备我们，说我们为救援这些同志没有做任何事”。（《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2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360-361页。）
（5）共产国际方面的拨款仍旧存在着严重不足和拖欠的现象，对危机中的中国革命影响甚大。这一方面是因为双方对救助激进工人的态度有所不同，中共中央没有任何资金可以救助那些因为投身中共的事业而失业的人员，不得不从自己的预算中拨款，而共产国际代表相信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拒绝为此增加预算；另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国际方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动往往难以迅速反应，做事拖拉。对此，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即曾表示过很强烈的不满。他在给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写道：“为什么你们一次也不给我寄来薪水？光靠空气是难以为生的，只好东借西凑靠别人恩施。总之，钱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地混乱：昨天和前天我们才收到一部分钱，这是四个多月来第一次。你们自己可以想象，没有钱会对团的工作产生什么影响。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尽可能地借着、拖着。各省在这段时期里几乎没有得到一个戈比，有些团委简直是四处逃散，大概是由于饥荒。”（《希塔罗夫给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7年8月2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30页。）即使是主持对中共拨款并严厉批评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代表，也明确认为：“现在给中共的预算，即大约2万墨西哥元是不够的。如果考虑到困难的工作条件，党所担负的诸多职能，如在农民中、工会和军事组织中的工作，以及必须建立经常的联系，路途又很遥远等等，那么党用这些钱是不能完成任务的。我建议拨给党的总预算为35万墨西哥元。应该责成它放弃任何慈善活动，通过国际工人阶级声援的办法帮助它来做这件事（指救助失业人员——引者注）。责成它按时拨款给五个大省——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和北方省委各3000墨西哥元。责成它拨给其他省各500墨西哥元，最后责成各地将全部预算的2/3用于报刊。责成党为工人和农民出版一份通俗的报纸。”“如果党同意这些条件，那么预算必须增加到35万元。”（《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尼的信》，1928年2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362-363页。）
当然，莫斯科在国共关系破裂后对中共暴动的支持态度和力度都是很大的，其数目肯定要比上述资料中透露的要大得多。已知莫斯科1927年7月下旬就曾明确电告当时还在中国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仑（即布留赫尔）称：“我们不怜惜钱，我们已经给您寄去了，但是在上海被截留了。糟就糟在没有寄送的渠道。请告诉我们渠道，一切就会就绪。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去办。”同时，斯大林也曾指示加拉罕，要他马上设法从海参崴派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员送30万美元到中国来。中共发动南昌起义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马上就决定拨出1。5万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2000发炮弹，紧急海运广州附近以援助南昌起义南下的军队。这一年10月，共产国际派去中国指导中共发动广州起义的是德籍军事专家诺曼。他的妻子后来回忆称，诺曼乘船到中国来的时候，就带了一大笔钱转交当时在广州准备起义的中共领导人。光是这笔钱在途中遗失的数字，就超过好几千美元。（转见徐元宫：《1927，广州起义中的苏联因素》，《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
（本文摘自《读史求实》，作者杨奎松，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