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良:回忆一良大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6 次 更新时间:2013-06-25 22: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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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景良  

     

  导语:当我青少年在家里时,大哥留下来的有启发的东西俯拾皆是,处处给我影响和教育,虽然那时和他没有多少直接的互动,但他对我的影响却处处存在。

  

  一良是我的长兄,而我是十兄弟姐妹中最小的,我叫他“大哥”。自我孩童时起,他的和蔼、慈爱、宽容的长兄形象就牢牢印在我的脑子里,我对他有一种崇敬的心情,他是我做人和学习两方面的榜样。一般,兄弟之间,有的哥哥对弟弟或是哄逗玩乐,或是教育引导,或是帮助学习,等等。在我和一良大哥之间,这种种的互动都没有。一是由于我们兄弟之间的风气,都是自己努力的,从没有哥哥帮助弟弟解决什么学习上的难题、解释什么学习难点的事情。我们有的只是以一良大哥为首的几位大些的哥哥的优秀学习成绩,这就造成一种气氛,使得小一些的兄弟姐妹人人要求上进、以高标准要求自己的学习而努力,形成一种有一定的自尊、自己独力解决问题的风气。再者,是他非常勤于学习,几乎用了所有时间在学习上,没有时间和弟弟妹妹闲聊。有一次,我母亲谈起当年的情况,她说那时我有些哥哥姐姐在闲暇时喜欢聚在父母面前说说笑笑闲谈,而一良大哥则全不参加,只是埋头读书,读累了就在院中散步,有时还“怪声怪调”地唱京剧。一良后来在所著《毕竟是书生》中说他自己唱京剧荒腔走板,大概就是母亲说的“怪声怪调”吧。而最主要的,是我小时候客观上可能和他接触的时间很少。他1913年出生,我1928年出生,当我三岁多不满四岁时,他已经离家去北京上大学了。这样一去就是八年,虽然寒暑假他回来,但多是他和父母亲谈话,我们小孩在旁边听着、看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他从南京回到家中,一年之后,1939年他又去美国。这一去又是七年。算来只有1946年至1950年间,我和他同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时是接触较多的了。那时我已成人,是个大学生了。我和他虽然看来没有多少互动,但他对我的关爱长时间存在,他对我的影响也处处存在。

  虽然没有深的接触,但他仍是常把我这个小弟弟放在心上的。在我十岁生日时(中国传统按虚岁算,实际九岁),他提前问我希望什么礼物。我说想要一个气枪。气枪是以压缩空气为动力的最初步的猎枪,也就只能打个麻雀,但这对于一个九岁的小孩,已是一个大物件了。一良大哥竟然满足了我的愿望。那时他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就托人在上海买了一杆很好的气枪,又托人带到天津。小男孩十人九个喜欢枪,能有一杆那样大的枪,我心中的狂喜可想而知了。

  同样是有关生日礼物,我却对他做了一件心存歉疚的事,至今整整八十年了,我仍不能忘却。那是大哥的二十岁生日(仍是中国传统算法),在上海的五叔、五婶送他一对美国派克牌笔:一支自来水笔和一支活动铅笔。这对笔在当时是相当贵重的。当时国内好像没有人会制造自来水笔,没有便宜、大众化的自来水笔在市场上出售,有的就是相当贵的洋货。这对笔不但是派克名牌,而且是镀金的,中间部分黑色,两端镀金。当时我四岁,那时的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得很清楚。当笔从上海带来时,父亲、母亲、大哥站在房间里观看这对笔,我坐在地上玩。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提出要这对笔。对于这样荒唐的要求,母亲立刻批评制止。我却反复地在要求。本来,虽然我在坚持,对这样小的孩子不予理睬就完了。然而,大哥却说,这铅笔我没用,给他吧。留下自来水笔。他脸上和蔼、宽容的表情,我至今记忆清晰。这样一对好好的笔,就被我拆散,把活动铅笔拿去玩了。这支笔就和我的小汽车、积木等等玩具堆在一起,从来没有用它写过字,那镀金的笔杆划上了一道道痕迹。我当时的心态,我也记得很清楚。我对那东西没有特殊的欣赏和喜爱,也没打算用它去写字,那只是一个四岁小孩的无理取闹,却受到大哥这样宽容的对待。稍过些年,我稍懂些事以后,每见杂在玩具堆中那支被摧残、破旧的笔,心中便不是滋味,我破坏了一件精美的、有纪念意义的礼物,再也无法挽回了。这件事我一直心存歉疚,在大哥晚年,已是八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他聊天谈起此事,他已经全忘记了。

  我说过,在我和他都没有独立生活、没有自己的家庭以前,还在父母之下的家庭中时,我和他没有很深入的直接的互动。但是,这不是说,那一时期他对我没有影响。相反,那一时期,他给我的影响处处存在,影响还很深。我们家中,书籍是很多的,也可以说到处都是。父亲买了许多中国古籍和外文的文学、哲学书籍,供他自己看,我们也可以随便拿来看。但我们弟兄不便在这些书上随便涂写,另一方面,父亲也给我们各人买一些书籍,同时还放开让我们自己可以买书。这些书就属于我们的,自己可以任意处理了。哥哥们各自在不同时候买了各样不同的书,日后不用也就没拿走,丢在那里了。我看到,一良大哥常常在看过的书上题字。我十多岁时,在家中看到这样的书籍很多。我心想,他那时也不过十几岁,怎就这样大胆地分析、批评书的内容,有时批评作者的口气言辞还十分不客气。我记得有位谢无量先生,著作出版了好几本有关中国历史的一般书籍,也算有一定名气的,他却在书皮上说这位谢先生没有什么学问还老写书。记得还有一位支伟成先生,出版注解诸子百家书籍有二三十册,号称神童,大哥也在书上批语,认为不佳。以上两人在当时都颇有名气,出版了许多部书,而大哥却毫不客气地批评。这些事只凭我模糊的记忆,无法举出原文了。这样的有大哥批语的书籍,在当年随意找出十本二十本不算难事。

  十几岁年纪,毫无顾忌地随意在书页上写下评论,起初,我多少有点感觉他有几分狂妄。逐渐,随着我自己认识的提高,才有了新的认识。这有两方面:一、他那时虽然年龄小,但已是“饱学之士”,读《论语》《孝经》不用说,读《左传》《礼记》等等之外,甚至连《仪礼》等也都读了。习古书强调治“小学”(古文字学),他在这方面则深入学习了《说文解字》。我感觉,即使在读老书房那一代的学子中,他也是个饱学之士,功底非常深厚和扎实,不见得就低于某些出名的作家,因此有基础辨识学术的高低。再加上家中“取法乎上”的空气,自然他看到不行的就是不行,自己追求的境界、标准在那里呢。二、这只是写给自己看的,近乎日记,不是拿给别人看的,不必顾忌而能充分写出自己的意见。

  关于一良大哥年轻时在书页上手写的批注,如今我手头只有一本有正书局印行的字帖,邓石如隶书长言联。一良大哥用后,珏良二哥拿来用,之后我又拿来临习。书尾纸空白处有大哥一百多字的批语。现全文录在下面:

  邓完白书,拟之于文,亦可谓起八代之衰。遒丽天成,洵非虚语。此联足以代表之矣。

  每横画右方将提笔处极凝重,殆大哥所谓翻过来也,如此便不平铺直叙。

  竖画尽头住笔处,诚有悬崖勒马之意,好不可言。

  完白是联书法颇似鲁峻。

  款中年字、中字、节字、邓字,竖画皆极长,妙不可言。李直绳军门效之,便成拖死蛇矣。

  完白隶书结体,多近于长。

  分行布白四字,于此联见之。

  一良题

  文中的“大哥”,指我大伯父的长子周伯鼎(周震良)。伯鼎大哥精研书法,为我弟兄所敬重。李直绳指李準,清广东水师提督,工书法,写大篆。李準是我姑丈李次武的胞兄,是我们的长辈。这篇题字虽然没有署年月,但因为我见过他那时期书上题字很多,故可以知大约是在他十五六岁时所写。小小年纪,就能有这样一大篇议论,从中可看到他在书法方面的修养。我父亲和好友劳笃文、伯鼎大哥等经常研究、讨论书法艺术,他常常在旁,并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家中购买的碑帖印本非常丰富,这使得他能见到各家书法颇多,眼界开阔。而他在学习书法方面也是非常刻苦的。这种种,可见他在书法艺术方面也是个饱学之士,小小年纪写出这么一篇东西也就没什么稀奇了。李準是我们的长辈,他虽然也有书法家之名,我们弟兄也都对他的字不看好。大哥虽然如此形容、批评李準,当面却非常恭敬的。记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一次我和一良大哥坐汽车去我家祠堂行礼。李準住处和我家只一墙之隔,他知道我们去祠堂,便搭车去我家祠堂的花园玩玩。李準在车上拿着自己在一把金色扇面上写的字讲给一良大哥听,说在金扇面上如何如何难写。因为路远,行车时间较长,李準讲了一路,一良大哥一路上恭恭敬敬地听。所以,字写得如何就是如何,应有清楚的认识;但他对长辈、老人是尊敬的。

  我还有几张大哥年轻时习字的纸,从中也可以看到大哥学习异常的扎实和刻苦。我十多岁时,在一个书堆中发现了许多大哥十多岁时的习字作业。这一摞作业不知为什么没有扔掉,是一种印有方格的毛边纸,每格不到一寸见方,半页六行,每行九字,全页共一百零八字。这些纸一部分写的是楷书,临写智永千字文,另一部分写的是篆书。每页在旁边都注有临写日期。我拿了一些写有篆字的纸装订成册,在上面粘贴其他东西用,因此这册子我一直保存未丢。几年以前,我偶然看看他写的是什么。令我吃惊的是,他是在抄写《说文解字》,从第一个字“一”写起,一个一个逐字写下去。无论是学习《说文解字》,或是练习篆字书法,我都没听说过逐字抄写的事。从一良大哥写的这些纸看,是在练习书法。如果是学习、抄写《说文解字》,那就需要写在笔记本上,无需写这样大的字。所以,大哥是在练习书法。也就是说,他学习篆字书法,除去必然要临习一些碑帖之外,还逐字书写《说文解字》,以摸索各个篆字的笔画摆布。这工夫可下得太大了。《说文解字》实际上是一部篆字的字典,有九千三百多字,如果拿来和《新华字典》相比较,除最近一版外,几十年来,《新华字典》的字头数大致都是一万字左右,和《说文解字》大致相当。试问,有谁为了自己把字写得整齐、漂亮,就逐字抄写《新华字典》的每一个字头?一良大哥写篆字就是这样干了!

  现在能记起的例子只有上面这些。而当我青少年在家里时,大哥留下来的有启发的东西俯拾皆是,处处给我影响和教育,所以我在本文前面说,在我青少年时虽然和他没有多少直接的互动,但他对我的影响处处存在。十几年来,大哥的榜样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我在无形中知道了学习要取法乎上,要熟读深思,追求高标准、高境界,要广泛阅读以开眼界、扩大基础,要刻苦努力,等等。虽然我未能做到像大哥一样,但是榜样在,自己也就有了高的要求,不断去努力了。

  燕京大学历史系的翁独健教授是一良大哥的学长,一良在燕京读大学本科时,翁独健是研究生。1946年我二姐与良在燕京大学生物系读研究生,有一次遇见翁先生,翁先生说,你们周家人读书都狠得很。我觉得这个“狠”用得非常好,像上面所说逐字写《说文解字》就是很好的例子。至于说到“你们周家人”,我却觉得我弟兄中再没有其他人读书能用“狠”字形容了。尽管我兄弟姐妹十人中,除一良大哥之外,至少还有一两位其学术成就有国际地位、有国际声誉,但却没有从他们身上感到学习上的“狠”字。也许学科不同、要求的学习方法也未必同,各人又有不同性格,就造就他们之间的不同了。至于大哥自己感不感觉到这个“狠”字呢?我想他是感觉到一点点的。有一次我和他议论某人,他说“做学问就是要有股傻劲,没有那股傻劲是不行的”。那股“傻劲”就近乎“狠”,但还不够“狠”。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分处各地的哥哥们都聚集在天津家里,看形势如何发展,以决定到哪里去。他们每天都聚在一间屋子里,每人坐在一张二屉桌前静静地读书。有一天我父亲忽然提出,让一良大哥每天教我学习篆字。于是,每天有不长的一段时间我坐在他那二屉桌旁,他用王筠著的《文字蒙求》一书给我讲解几个篆字,又让我临习《峄山碑》。时间不长,不记得是怎样结束的了,但对于我则是接触、学习小学(古文字学)的开始。之后几十年来,我对小学方面的兴趣一直未减。

  抗战胜利后,1946年大哥回到国内。他在美国时曾写过一部日语文法。当时只有一部草稿,涂涂改改地竖行写在有淡蓝色横线的纸上。都是单张,每一章用一别针别在一起,装在一个装打字纸的盒子内。这部稿子我曾借来看过,但由于种种原因,未及细读一过,到“文革”以后才还给大哥。日语文法书,虽有各家各种版本,其内容都出入不大。因为本来就只有那些内容,没有多少好写。但是在大哥写的这本中,我却看到一些有意思的地方。例如,文法开头都要讲发音。对此,各家都是列举不同类型的发音(如清音、浊音……等等)以及在一定条件下发音的变化(如转呼音、音便等),一般性地举些例子。而大哥的这本书内讲到日语汉字的音读(源自中国汉语发音、渐次转为日本语)时,讲有些汉字可以有数种不同的音读。他举了最极端的例子,说有的汉字(我记得是“人”字)可以有五十多种日语的音读。一般日语文法书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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