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岭峻: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勾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54 次 更新时间:2005-04-20 00:0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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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岭峻  

  

  在当代中国,强调“看不见的手”之作用的市场经济思想逐渐得到思想界主流的认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成为我们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这确实是自1978年以来思想解放的一个巨大成果。不过,由此也形成了一种观点:似乎强调市场调节的这种经济思想只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产物,与前人无涉。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

  

  不能否认,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关于国家干预的主张在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上占了上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经济民主”等词语也是时人的口头禅。1然而,与国家干预迥然对立的主张——“自由经济”思想,虽然不如其对手蔚为大观,但也如涓涓细流一般在中国现代思想界潜滋暗长,从未断歇,直至形成当今的“市场经济”思潮。由于“自由经济”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界居于绝对少数地位,所以长期以来一直被学界所忽视。本文即拟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发掘,对其做一勾沉,以就教于方家同仁。

  

  一

  

  揆诸中国历史,主张通过民办(市场调节)、而非官办(国家干预)为手段来管理经济活动的言论,历朝历代皆能找到例证。较典型的如南宋“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他曾极力反对官府与民争利,在论及公共工程的建设时,他主张“民以为不能者,官自为之可也”,不必一切都由官办。2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则从伦理学的角度进一步诠释了这种思想,在他看来,人有私心是人之常情,“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因此为政者所能做的只能是“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3。除这些思想界人物外,这种“官办不如民办”的思想对一些最高统治者也不无影响。譬如清初的乾隆皇帝即主张“市井之事”要顺其自然,他曾经反复告诫臣僚:“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为协,转多轩格。曩者京师输钱价,屡变其法,迄无成效,后乃以不治而治之。”4

  

  不过,总的看来,古代中国的这些思想既不系统,也欠深刻,尤其是他们从来没有从政治自由的角度来论述“民办”(即经济自由)的必要性。因此,到晚清时期,中国思想界在论及同一问题时,最初也是承袭了这种简单化的论证模式。譬如,清末有一些人觉察到“杨子为我主放任,则不利于干涉”,为“后世霸者之所深忌”,5这实际上是为杨朱的“天下为私”说翻案。不过,就晚清思想界的一般情形看,时人在讨论“公”、“私”界限时,主要还是从伦理学着眼,并不涉及“私”之合理性与人之财产权的关系。非但如此,尽管相当多的人都开始认同杨朱学派的“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则天下治矣”的说法,但其最终目的不是强调以个人为本位的“私”,而借助“私”的本能而达到以国家为本位的“公”。1903年2月刊于《浙江潮》杂志第2期的一篇文章颇能反映这种心理:

  

  “及今而人人挟其私智,出其私力,奋其私一国、私一省、私一府、私一州县、私一乡区之热心,励独立之气,复自主之权,集竞争之力,鼓爱国之诚,以与暴我者相抗拒、相角逐,以还吾中国真面目,则中国虽弱,未有艾也。”6

  

  返观辛亥革命之前的各种言论,除了少数人以先秦的杨朱学派为引子,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之私欲的合理性外,绝少正面论及与“私”相关的财产权问题。唯一的例外,当属晚清舆论界的风云人物梁启超。1907年前后,当保皇党与革命党就政治歧见展开论战时,梁启超借批驳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学说,集中论述了财产权的重要性。

  

  以洛克为代表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大师为了论证财产权,首先确立了财产是劳动的成果的概念,而劳动是劳动者身体的延伸,劳动者的身体又是劳动者自己的,那么财产自然也是自己的。7这种解释多少带有“财产权乃绝对”的意味。不过,梁启超并不认同这种解释,在他看来,在太古时期,土地属于公有是事实,而后来“土地自共有制度递嬗而为私有制度,实有历史上之理由”。8既然财产权主要建立在“历史理由”之上,那么随着历史理由的变化,财产权自然也可能发生变化。所以,梁启超眼中的财产权可能远不如洛克等人说的那么绝对而重要。不过,晚清时期,在系统论述财产权重要性方面,他仍然是中国思想界开启先河的第一人。统括起来看,梁启超主要在两个方面阐明了私人财产权的作用。

  

  首先,从经济方面看,梁启超认为“人类之利己心”既然是人的本能,那么与此相适应的私有制度便是合理的,而“一旦剥夺个人之土地所有权,是即将财产所有权中之最重要之部分而剥夺之,而个人勤勉殖富之动机,将减去泰半。”9从文中夹注看,梁氏显然已经接触到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之理论,所以能够敏锐认识到:追求善果的经济制度如果不能与根深蒂固的自私人性相适应,可能会损害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其次,从政治方面看,梁启超也觉察到财产权与其它自由之间的相关性。在他看来,以英国如此完备的政治制度,国营企业的膨胀都会导致“公吏之专横”与“政界之腐败”,而中国人民的政治素质远不如英国人民,“一旦举全国重要之生产事业,悉委诸官吏之手,则官吏之权力必更畸重,人民无施监督之途”,那么结果可能会导致梁氏所说的“民主专制之恶现象”。10

  

  在19世纪70年代,虽然洋务派官员郭嵩焘也说过:“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11这比梁启超发表上述言论要早近30年,但郭氏的观点主要是他出使英国的所见所闻,属于经验之谈。真正从理论上论述私人财产权之重要性的,还是梁启超;而且此后中国思想界对财产权的论证,也并没有超出梁氏所说的经济与政治两个层面。

  

  二

  

  学界一般都认为辛亥革命的最终爆发,证明清末保守党与革命党的论战中,后者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其实,思想论战与政治斗争虽然有一定关联,但并不能完全等同,政治斗争的失利并不能证明其思想主张也完全被忽视或否定。譬如,直到民国初年,对于梁启超反对土地国有的上述主张,仍有一些人表示认同与支持。

  

  1912年10月22日的《申报》即刊载了一篇略带调侃意味的作品,在栏题上也标明属“游戏文章”。这篇文章以甲、乙两人对话的形式展现了对于土地公有的不同观点,作者借甲方之口对土地公有提出的质疑也基本上遵循了梁启超在清末论述同一问题时的思路。譬如,在经济层面,作者同样担心:在土地公有的条件之下,“人人受国家支配,孰不愿坐享其成,则胼手胝足之农,将尽逃其业”,而由于此时的国家是号称人民掌权的“共和国”,所以“亦无刑迫之理,国家公共土地,将变荒田,奈何?”而在政治层面,作者提出了一个更有意思的困惑,即:如果国家掌握了土地所有权,“试问国家以法团之资格,空悬法令,以收租税乎?能保农民不匿其所有乎?既不能,当然需人奖励其收获,督率其耕作,久而久之,其奖励督率之人,仍化为间接之大地主,国家仍处于第二之地位,尾大不掉,徒拥国家社会之空名,必至收入更远逊于间接纳税,奈何?” 12在一切实业皆归国有或官办的情形下,如何保证管理者不堕落为压迫者?这一困惑实际上颇类似于同时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信徒中影响甚广的“马乔基斯基疑问”。 13

  

  当然,从民初直至五四,中国思想界在经济问题上的主旋律还是注重集体而非个人,当时的年轻学子们也大多醉心于新经济学,而非旧经济学,拿他们的话说,这是因为“一个时代之经济学说,必合于一个时代之经济社会。旧经济学家所根据的个人主义、私产制度,……一定是要改造的。”14不过,与梁启超较为接近的一班进步党人还是表现出一些抗拒潮流的姿态。譬如,吴贯因在民国初年即指出“国有之说”是开历史倒车,他声称:

  

  “太古时代,一切财产,皆属公有,个人无所有权也。及生产之方法渐进步,而未来之观念又发生,于是私有财产之制,乃以起焉。……今者中外交通,泰西之新学说输入,又有土地国有资本国有之议起。意者天运循环,无往不复,一切财产始由公有变为私有者,终必由私有仍变为公有耶?土地国有资本国有之说,非破坏现世之文明,而重返于草昧之状态必不能行耳。”15

  

  这种完全以历史主义为根据的解释还存在一些逻辑上的漏洞,譬如私有制既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那么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它何以不能变为国有制?吴贯因的解释并没有有的放矢,他只是表明在他所处的时代实现国有是违反历史发展趋势的。不过,在稍后的另一篇文章中,他则在理论上列举了国有的诸多弊端。在这篇文章中,吴贯因虽然不赞同“纯然放任说”(即全面的市场调节),但同样也不赞同“极端干涉说”(即全面的国家干预),他认为在普通产业方面,“则官营不如民营”,这是因为:在官营体制之下,一方面“勤劳者与不勤劳者,其分得之利实相同”,所以“执业者必不肯勤劳以从事”;另一方面,“产业既归公有,则执业者必无为公众爱惜资本之心,于是生产费之归于浪费者,将不可胜穷”。其分析的基础即在于对人性的低调认识,即所谓“好逸恶劳者,人情之常”。16比起吴贯因,与梁启超同样私交甚密的张君劢在更大程度上认可了国家干预思想,不过,他还是在一些场合对纯粹的国有表示了疑虑,认为:“社会所有事业,从铁道矿山入手,管理方法当以政府、技术家、消费者,三者合组机关,万不可徒委之官僚之手。”17这里,张君劢没有解释为什么不能将经济组织“徒委之官僚之手”,而且也没有解释如何将政府、技术家与消费者联合起来组成生产的管理机关,但他对以官僚为代表的政府之不信任则是清楚的。

  

  五四前后,由于苏俄革命的示范作用,中国思想界对于从理想进入实践层面的国家干预思想颇为向往,即使后来通过种种信息渠道知晓苏俄革命的种种不足,但多数人也只是质疑其手段,而认同其目的。这中间,山西军阀阎锡山堪称一个显例,1923年,他在一本书的序言中回忆了他的这段思想变化历程:

  

  “民国十年四月初接东北张作霖氏电云:由莫斯科驱逐回国之山西汾阳籍侨民已到哈尔滨,因无路费返家,请派员携款接回。回晋之后,侨民代表五人来见余,据称:‘苏俄强迫农民将所产之食粮归公,因农民不从,杀人无数。后来俄国警察亦消极怠工,苏俄即招雇中国人近十万,并给其中一人以将军衔,着负责指挥,抢收食粮。后因受雇之中国人亦不忍为,遂将中国人驱逐,我们乃山西侨民被驱逐之末一批。’余听此报告之后,甚为惊骇!余以为因资本主义之剥削,演出共产主义,是两极端之错误。就世界人类说,应产生一个‘适中的制度’。……”18

  

  从阎氏后来的言论看,他所说的“适中的制度”还是着眼于生产资料的集体控制,即他后来大肆宣扬的“土地村公有”政策。一方面反感于国家干预经济的强暴手段,另一方面又认同于国家干预经济的平等目的,像这种经济主张颇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以至于曾经为自由经济辩护的梁启超事实上也倾心于此。1927年他在给子女的信中特别强调:“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利害。”19尽管如此,在当时还是有少数人公然为自由经济辩护。这中间的佼佼者是一个叫张铭鼎的作者。

  

  1925年,张氏在《民铎》杂志上撰文,公开宣称:“什么‘大公无私’,不过是理想的人类,绝没有实现的可能;什么‘公而忘私’,也不过是人类的伪善,实际上不会有这一回事。”在文章开头,张氏即将自私等同于人的本能,认为“自私实无异是人类一切行为动机上所潜藏的意义”,沿着这个思路,他基本上复述了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认为亚当·斯密的个人主义可以推导出自由制度,而“在这自由制度之下,各人不妨本其自私自利的冲动,用着自私自利的手段,向着自私自利的目标去进行。必如是,才有自由竞争的可能;必如是,个人或国家的经济状况,才有发展的希望”。20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尽管人们所考虑的是自身利益,而非社会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21而张铭鼎反复强调的也是“要极端的利用自私之心以为社会进化之策源地。”22换言之,两者的目的都是“化私为公”,而非“大公无私”。不过,在论证国家干预政策的弊端时,张氏除了依照此前的套路,认为分配平等将损害工作效率之外,还特别指出在一切公有的经济体制之内,因制度的改变并不能根绝人的利己心,那么可能导致的后果就是“事事皆欲自私,事事皆欲利己”。这个观点颇类似于当代西方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一个思想:即分配制度的变革并不能消灭人性中的嫉妒、自私和懒堕,即使自由经济被取缔,自私亦会以新的形式在社会中出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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