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南泉: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是怎样形成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7 次 更新时间:2013-06-23 07: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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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南泉  

  

  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作为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形成的原因都主要是从客观因素去分析,如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无先例可循;当时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受到严重的战争势力的威胁,为此,需要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等等。无疑这些客观因素对形成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有重要影响,但实际上,形成这样的模式有其十分复杂的原因。它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只是从客观因素去研究苏联经济体制形成问题,那就难以解释苏联长期坚持这种体制的原因,也难以理解改革这种体制为何那么难。

  如果对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法高度行政化为基本特征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进行考察,就会清楚地发现这一模式的确立、巩固与发展,是由以下八个相互紧密联系的因素作用的结果。

  

  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关商品经济理论

  

  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消除资本主义存在的基本矛盾,首先要消灭一切罪恶之源的私有制,即改变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其次,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在未来社会商品生产也应消除,价值关系必将消失。这样,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自觉调节的,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有计划的、没有商品生产的与自治的社会。从而,社会可以十分简单地直接计划生产与计划分配。

  这就是计划经济理论的渊源。在这种产品经济观支配下,就出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可以立即全面实现“一个国家=一个工厂”的设想,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分配可以按照预先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来进行。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未亲眼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提出的有关未来社会的设想只是一种预测,在考察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时往往带有一般的推论性质。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们在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时做出明确无误的理论结论。

  从思想理论上讲,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一直赞成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生产的观点。但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商品等问题上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而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不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此理论为基础,一步一步地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其在这一时期推行的经济政策服务。

  为了保证超高速工业化需要的财力、物力与人力资源,斯大林认为,必须利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达到控制经济的目的。不能通过市场,而是要通过集中分配的办法来实现对整个经济的控制。

  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农业全盘集体化是合乎超高速工业化逻辑的产物,是从农村榨取资金与粮食的重要办法。如果在这个时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应该按照商品交换原则运行经济,重视市场的作用,那么,也就不允许对农庄这样的集体经济下达几百个指令性指标,更不允许工农业产品存在十分严重的剪刀差,就得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并大幅度调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这样国家就难以从农村获得大量的粮食与资金,也就无法保证工业化的超高速发展。

  另外,强化计划原则与权力斗争是实现政治集权的保证。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展开的种种斗争,往往与权力之争密切相关。斯大林通过党内斗争,把各个反对派逐—击破,在这过程中把权力日益集中在自己手里。在政治权力集中的同时,他必须牢牢地控制经济,其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建立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

  

  延续军事共产主义政策

  

  在国内战争期间,列宁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把整个经济转向军事轨道,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并在苏维埃俄国形成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对后来的苏联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构建经济体制与认识社会主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经济体制模式的主要特点有:除了农业外,几乎对全部经济 (包括对超过5人的小企业)实行国有化,以此来达到最大限度的扩大国有制企业;对农民,通过余粮征集制征收全部农业剩余产品;从生产到分配全部经济活动,其决策与管理权都集中在国家手里,实行强制的行政方法进行管理;在消灭商品、货币的条件下,经济关系实物化;国有企业与国家(总管理局)的关系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各企业从国家那里获得全部物资供应,而企业生产的全部产品上缴国家,是完全的“统收统支制”;分配上实行高度的平均主义;实行劳动力的强制分配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当时很不发达对外经济也完全由国家控制。

  很明显,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迫采取的特殊政策。列宁一再指出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不少政策超过了限度,多次加以批判性的总结,并指出,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在军事上战胜了敌人,但在经济上没有取得成功。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犯了错误:“我们没有掌握好分寸,也不知道如何把握分寸。”(《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但俄(共)领导层和一般党员干部中仍然有不少人把这个时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用行政命令的、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体制视为长期有效的,这也是后来以斯大林为首的新领导层下决心取消新经济政策,向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回归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过早抛开新经济政策

  

  为实现由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决议中有一些重大经济政策:首先是取消余粮征集制,改行粮食税;实行商品自由贸易;在农村允许农民出租土地和雇工,在城市允许私人占有中小企业,把原来收归国有的小企业归还私人,还允许私人开办不超过20人的工厂;在工矿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以租让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即允许外国资本在苏维埃俄国开办工厂和开采自然资源;进行货币改革,同时消灭预算赤字。

  可以说,列宁从1921年提出新经济政策到1924年逝世这段时间,他的全部精力几乎都在研究如何有效地实施这些政策。但由于列宁过早逝世,没来得及在对新经济政策头几年实施的情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使其系统化。他也没来得及去解决新经济政策与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及其他一些领导人在社会主义观念上及未来经济体制模式设想方面存在的矛盾乃至冲突。列宁逝世后,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俄共(布)党内领导层的分歧与斗争日趋尖锐。1929年斯大林在击败布哈林之后,就全面停止了新经济政策。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中止,布哈林等人竭力维护的列宁提出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已被最后否定。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建立经济体制的可能性已被排除。斯大林的主张逐步成了党的指导思想,这也标志着斯大林的经济体制模式初步确立。

  斯大林在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套“左”倾路线。他提出的“大转变”有着深刻的含义,涉及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大转变”,为建立斯大林体制模式开辟了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开始变形。

  

  超高速工业化加速经济集中

  

  从实际情况看,苏联工业化作为一个运动的全面开展始于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共13年左右。

  斯大林工业化方针的最主要特点是:强调高速度是工业化的灵魂;集中一切力量片面发展重工业;用高积累与剥夺农民的办法保证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据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农民吸收的资金占用于发展工业化所需资金的1/3以上。

  苏联工业化时期工业管理体制的主要变化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形成指令性计划制度,这是苏联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内容。

  其次,不论部还是总管理局作为国家行政组织,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管理与指挥,都是通过行政方法实现的。

  第三,与上述特点相关,企业实际上是上级行政机关的附属品或派出单位。

  第四,形成部门管理原则,这有利于中央对分布在全国各地企业实行集中领导。

  第五,由于工业管理体制的上述变化,使得工业化时期力图实行扩大企业权力和加强经济核算的目的实际上都落空了。企业在人、财、物方面基本上没有决定权的情况下,经济核算只能徒具形式。

  第六,工业企业管理一长制得以实际的执行。工业化时期斯大林推行的一长制,并没有建立在经济民主管理基础上,企业厂长独揽大权,成了企业真正的官僚独裁者和斯大林模式基层的组织基础。

  第七,在工业化时期,企业国有化迅速发展。

  工业化运动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形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说,1929年全面中止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思想开始占主导地位标志着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得以初步确立,那么,斯大林工业化方针的全面贯彻,标志着不只是斯大林工业管理体制、经济体制模式全面建立和已扎了根,还标志着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已全面建立并扎了根。

  在工业化运动期间,斯大林在苏联创造了“世界上所有一切工业中最大最集中的工业”,而且是“按照计划领导”的“统一的工业经济”。

  

  农业全盘集体化成了新的“农奴制”

  

  从斯大林根本改变对农民的看法为起点,随之而来的就是根本改变农民的政策,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其结果不仅仅是把占人口最多的农民与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农业纳入了斯大林统治经济体制之中,而且意味着在苏联在朝斯大林整个社会主义模式迈进。

  斯大林用强制乃至暴力的办法加速农业集体化的主要目的有:控制粮食与取得资金;全面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个体农民。斯大林对此解释说:“为什么把个体农民看作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呢?因为在构成我国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中,农民是一个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为经济基础的阶级。因为农民当他还是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农民的时候,经常不断地从自己中间分泌出而且不能不分泌出资本家来。”(《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7页)就这样,把在苏联社会中人口众多的农民当作“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消灭了。”这样就在国内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最后形成了完整的斯大林经济体制。农业集体化完成过程中,苏联也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农业管理体制,并成为斯大林经济体制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形成的农庄计划体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计划的指令性,即国家下达的指标,集体农庄必须执行;二是指标繁多;三是完全忽视集体农庄是集体经济的特点,实质上实行的是与国营企业同样的计划制度;四是从农业集体化时期开始一直到斯大林逝世前,国家在规定集体农庄生产计划制度时,都以有利于国家控制粮食为基本出发点和原则的。

  斯大林宣传说,他的农业集体化是列宁合作社计划的继承和发展,实际上与列宁的晚年思想有着重大原则区别。列宁主张“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强调自愿原则,认为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1922年11月底副财政人民委员弗拉基米罗夫到列宁那里做客,在交谈中列宁说了以下一段被弗拉基米罗夫叫做“赠言”的话:“我们现在有两个最重要的领域。第一个是商业,这就是学会经商,为的是首先同农村,农民结合。不这样做有一天农民会让我们去见他妈的鬼的。老实讲,农民并不理会谁,什么样的领导坐在城里,谁在克里姆林宫统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城市得到什么,克里姆林宫给他们什么。他们会使用这样的试金石:同沙皇时期相比,他们生活变得好一些,还是变坏了。如果看到用自己的产品换来比过去多的印花布、砂糖、鞋子、器皿、农具,如果还看到赋税减少了,在农村再也看不到他们痛恨的警察和警察局长了,庄稼汉对新制度就会感到完全满意。而如果不满意,对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是困难的,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安东诺夫运动、坦波夫以及其他省份的叛乱,都是对我们的严重警告。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便生活在长期的和平之中,同中农友好相处。”

  粮食征收制几乎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使农民难以生存,导致在内战后期终于揭竿而起,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

  说“揭竿而起”不是比喻,而是真实的历史。那时就有一宗起义叫做“叉子暴动”,农民没有武器就把叉子当做战斗的武器,可以说是“揭叉而起”。农民高呼“打倒康姆尼”,“康姆尼”是共产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打倒公社”,也可以理解为“打倒共产主义”,反正农民不要你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了。那时官方把农民暴动叫做“盗匪活动”,但这并不改变农民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实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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