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大师、人称“江南活武松”的盖叫天先生比我大整整40岁。但是我们有缘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20年的岁月里。结下的深厚的师友之情，有不少传奇色彩。按盖老夫人薛义杰的话说：“缘分是生好的，真要寻也呒寻处，僚(你)勿寻，倒是碰着和撞着了。”
一件皮袍子结的缘
我认识盖叫天是在1952年的春天，缘起于一件皮袍子。当时浙江省文联和省文化局合署办公，我在省文联创作组工作。春节前，华东文化部和浙江省文化局准备联合为山水画家黄宾虹90诞辰祝寿。我在这次活动中，算是一个“打杂”的工作人员。
建国初期，提倡节俭，为什么要为黄宾虹祝寿呢？其中有个大缘故。50年代初，美术界有点贬抑中国画的倾向，这和医学卫生界重西医、轻中医的偏颇相同。这种“重洋轻中”倾向，与主持者多半是现代学院派和留苏专家有关。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发现有提倡“中西结合”和“洋为中用”的必要。周总理提议为黄宾虹与齐白石祝寿，就蕴含有让美术界重视中国画、在继承中求发展的深意。并希望西画家和国画家借此座谈交流，沟通思想，总结经验。所以华东文化部拨来专款，要办研讨会和祝寿会。
当时舒同和赖少其主张送一件有意义的贺礼。送什么呢？我们经过观察，发现穷困多年的黄宾虹先生身上的灰鼠皮袍子，已穿了几十年，袍子的面子和皮毛都已破旧不堪。于是省委宣传部长林乎加决定：买一件新的灰鼠皮统子为他做新皮袍。当时文化局办公室的总务科长仲仁和我一起去办这件事。那是解放初期，人民生活十分节俭，市场上根本没有新的皮货供应，于是我们只得到寄售商店和估衣店去寻找。结果在官巷口的寄售行发现了一个线索：金沙港张家曾有一件狐皮和一件灰鼠皮统子拿来寄售过，因久久无人问津，他们已经取了回去。
我们寻迹追踪到金沙港，敲开了一座石库墙门，谁知竟是盖叫天的家。寄售者张圆珠，是盖老的孙女的名字。当我们正在尴尬时，盖老夫人薛义杰从里面走了出来。得悉我们为为黄宾虹祝寿之事，她沉默片刻，便带我们到客厅等着。我们走过鹅卵石铺成的甬道，绕到大厅上。第一次看到盖叫天家厅堂上的陈设，真像走进了一座文物陈列馆。听说盖老先生早晨练完功后正在后面静坐，我们无缘见到。仲仁同志说：“也好，不和老先生直接打交道反为省心，大人物咱也惹不起。”
不久，老太太出来，手里托了一个黄缎包袱。看她打开，正是我们要来访寻的还是全新的那件灰鼠皮统子。她说：“伲老先生同黄老先生是老朋友，这是给黄老先生的寿礼，托你们转过去。还有一块宝蓝绸料正好做皮袍面子。”我们顿时蒙了。仲仁生性爽直，就不假思索地说：“既是送礼，还是由我们公家送吧！这笔钱文化局出。”盖老夫人顿时沉下脸说：“那你们自己想办法吧！我下午直接送到栖霞岭去，他家离这里很近。你们勿用操心了！”说完走进里面去了。
仲仁悄悄捧起黄缎包袱，留下120万元人民币(旧币，比寄售价多了一点)。
我们回到省文化局，被办公室主任陈守川一顿训斥：“黄宾虹和盖叫天都是文化界的名人，我们为给黄老祝寿，就去收购盖叫天的皮袍子？传出去影响多不好！你们不动脑筋去瞎闯，这像话吗？”仲仁辩解道：“谁知道张家就是盖老家？何况他家有困难，才去寄售皮货，我们出钱。双方都解决了困难。”
陈守川看问题尖锐：
“现在刚解放，文化部门还来不及关心这些老艺术家。要不是周总理关心，我们还不会想着给黄宾虹祝寿。这样吧，我马上向省委宣传部汇报，要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你们先把皮统子送回去！”
当时仲仁正好要布置一个会场，对我说：“你辛苦一趟吧，夜长梦多，快去。”我只得赶回去送还皮统子。时值中午，盖老正好坐在大厅上。这是我第一次在台下看到盖老：他竟是一个剃着平顶头的矮个子，比我在上海天蟾舞台三楼看到的那个舞台上的英雄要矮小很多。老太太面带笑容说：“钞票拿回去，伲勿做生意，拜托你们转送电勿妥当，还是让老先生直接拜寿送去吧！”
我红着脸，把前后过程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讲得期期艾艾，浑身是汗。听说我们回去挨了批评，盖老夫妇哈哈大笑。老夫人说：“小同志，你们也吃了冤枉官司。”盖老沉吟道：“公家祝寿，也是一件大事。钱咱们不收，这统子也不能用他文化局的名义，由咱们自己送去吧！”当天下午。他就让我在栖霞岭下黄老家等着，夫妇俩亲自将黄缎包袱和两瓶加大的胡庆余堂陈年愈风烧酒送到黄家。
这件事惊动了浙江省委。林乎加和陈冰两位宣传部正副部长商量后，就要省文化局造个预算，每月津贴盖叫天一笔生活补助。陈守川主任当机立断，一面将盖叫天的情况报告省委，一面决定送副食品到盖老家去。两天后，由文化局工友郑大狗踏了辆三轮车。我带着两篓木炭、一只猪腿、10斤食油和一些禽蛋送到盖老家里。
因为前一天办公室秘书已经打过招呼，这次盖老夫妇一齐出来道谢。当盖老知道我是个“戏迷”，而且在创作组的任务就是编戏的，尤其听说我的祖父沈桂笙也是唱戏出身，还是当年他在拱宸桥天仙茶园唱戏时写水牌的，就高兴地说：“好哇，咱们两家是同行，这就更近乎了。”从此，我隔三差五去燕南寄庐盖叫天家。公事较少，多为私事——我喜欢听他谈艺。
一根蛐蛐儿草
我这个人有个习惯，与人谈话中凡涉及掌故或什么轶事传闻，好刨根挖底。盖叫天先生在5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七八年里比较闲，因为戏曲界当时正在进行改戏、改人和改制的戏改工作。盖老是省政协常委，后来又是全国人大代表，除开会外，很少有活动。他晚上常被邀请看戏，有时偶尔演些折子戏，可是每天上午他却闲得慌。1953年后，我被文联创作组派到浙江麻纺厂体验生活。经常可以进城，所以一星期中去金沙港的机会至少有两次。同时我向组长冀汸汇报了我的想法：要从事现代戏曲创作，需要多学点传统。除了下工厂深入生活，也需要多看戏，还要向老艺人学点各种艺术知识和经验。既然不影响工作，冀汸倒也赞成，并且也认为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可以看点戏。
我是“因祸得福”认识了盖叫天，文化局又因我的轻车熟路，每个月常让我去送副食和燃料，我就趁机在拜访盖老时，常向盖老先生讨教。当时我才20多岁，个头也小，而且又黑又瘦，比较苍老。盖老叫我“小沈”，老太太叫我“小老沈”。盖老说：“那有这样叫法？”盖老夫人说：“不要小看这位沈同志。年纪虽轻，资格倒蛮老，从前的事情他还晓得不少。”盖老说：“他从小在上海南市长大。那里有条街叫露香园路，方圆几里路，统称‘九亩地’，那里三教九流，神仙老虎狗，乌龟贼强盗，都挤在一起。”他说的地方正是我6岁到16岁的生活故地。当我讲到南市金家坊天亮前的“鬼市”(即天亮即散的“跳蚤市场”)，盖老兴奋起来：“我也觅到不少便宜货！”此后一有空闲，他就说：“小老沈，你知道杭州昭庆寺也有鬼市吗？上海‘九亩地’有个大鬼市吗？”
正如盖老所言，被称做“九亩地”的露香园路，西到民国路东新桥口。东到万竹街，南到大统路首侯家浜，北到大境路底小北门，方圆不过三四里，却住着几千户人家，大都是简陋的旧式灰砖二层楼房。就在露香园路和青莲街周围。当时曾经有3家上海有名的赌场和30余家大小当铺，以及以“戒烟所”、“谈话室”取名的大小鸦片馆和“燕子窠”。还有几家带有迷信色彩的变相赌场“花会”以及几十家酒菜馆。每天有成千上万的赌徒和烟民从上海各地拥来。最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墩街口有个旧式大茶楼改建的高墩大戏院(原名新雅同戏楼)，在抗战期间上海租界沦陷前后。这里成为老城厢中继“天蟾”、“更新”、“黄金”以及“大舞台”、“共和舞台”之后的上海第九家京剧场子。各地的演员到这里来演出，包银要比上海其他著名戏馆多，因为这里有烟馆、赌场为之撑腰，凡赌赢和赌输的，可以凭优待券进花厅和包厢看戏。但是有骨气的演员都不肯来此演出。盖老对我说：“我虽然一次都没有在那里登台，但有时悄悄地上那儿听戏。别说，也偶然有些好角儿，他们被逼得穷困潦倒，上这儿目的是赚几个钱去养家糊口的。我虽不愿去那儿唱戏，可也在那儿看点儿绝活。没名气的小角儿，也有好玩意儿。”
盖老的爱好和兴趣很广泛。这一点正中我下怀，我也是个爱好广泛的人。我们的话题也很广泛。尤其有趣的是，先从九亩地的高墩大戏院说起，我只是介绍自己幼年时窘迫生活中的爱好和消遣，进而说到京剧人物以及鬼怪神仙。接着话题又扯上了因为爱好模仿月份牌上的关老爷和岳母刺字的图像，在小学里和邻居中都很受称赞。我尤其喜欢画京戏里的人物，穿蟒着靠的。有时邻居推荐我给对门花会上36门的36位神道图像描线涂色。如“龙江氏”、“朝天申”、“黄坤山”等等。盖老就必致十足地和我讲起这36位邪神的出处——它来自“五猖司”和“五谷神”及“五鬼搬运”的“樟柳神”等传闻。我们一说，就说到《封神榜》里的截教中人。凡是胎生、卵生和化生的鬼魅妖魔，盖老一口气可以说出50多个邪神姓名及其妖法。我忍不住问：“您从小看演义小说？”盖老笑道：“不怕你笑话，我一字不识，是个文盲。连‘张英杰’3个字，我写了几十年也写不好！”“您一定看连环画小人书！”盖老莞尔道“那时候哪有这连环画！小人书只有《幼学琼林》、《山海经》。我一字不识，可后来《山海经》里的每一张每一篇我都能说出内容来！”“那不成神了？这是怎么回事？”
盖老见我一个劲儿盘问下去，就来了劲儿，说：“我就喜欢有你这样一个人来刨根问底儿！我好比一只蛐蛐儿，轻易不开牙，也懒得叫唤，你拿蛐蛐草儿引我开牙，我不肯开，你用革慢慢地引我，揎我，惹得我牙痒痒的，我就开牙！你越揎，我就‘曲曲曲’地叫唤了！”他说：“何慢、龚义江也有学问，对我也尊敬，就是怕我不高兴，不肯刨根问底儿。你的兴趣很广，对旧社会、旧上海知道得也不少，可知道得还不准确，不深。你越不明白，越是提起我的兴致，一问一答，不是蛐蚰草儿引得蚰蛐儿开牙了吗？”
他这一比方，真是形象极了。
看夜戏的风波
我当时在浙江麻纺厂体验生活。麻纺厂在拱宸桥，距市区很远，只有1路公共汽车(后改为电车)，单程要40分钟。盖老有时要我陪他聊天，就用电话通知厂党委宣传部或工会找我。我从拱宸桥经过市区到他家，前后总得一个半小时。有时他要我陪着看夜戏，我只能回到西大街狮虎桥(师姑桥)文联宿舍去睡，这就惹了麻烦。
因为创作组有纪律，下乡和下厂的人员平时不能随便回单位来，如需统一集中时再返回。我因在市郊下厂，星期六可以回来一次。当时正值东北京剧的名家唐韵笙来杭州演出，这位素有“关外王”之称的“唐老爷”(以擅演关公、包公和闻太师的“老爷戏”著名)，红生戏更是绝活。当代有“南麒(周信芳)北马(马连良)关外唐(唐韵笙)”三人并称，他的功夫和才华，可以雄视梨同。可是因为多年同居东三省，关内的观众知道得少了，尤其50年代后的新观众不熟悉。所以他几次进关，在南北皆不卖座，但是同行倾慕，连素来高傲的厉慧良、李万春也十分钦佩。盖叫天也非常爱看他的戏，所以几天前见了报上预告就对我说：“老唐来杭州，咱们看它几天，就有新的谈话资料了，”
过去杭州夜戏开锣都在7时整，戏长两个半小时，9点半散场。唐韵笙演折子戏，都是大轴，前面加三出，演足两小时45分钟，比一般要迟一刻钟。盖老第三天看完《走麦城》后，邀请唐韵笙夫妇在知味观吃夜宵。等我赶回西大街，已经是夜晚11点40分了。那天晚上下着雨，管门的老寿已经睡了。我将门敲了许久，他仍然没听见。于是我只好爬铁门进去。但是铁门没处踏脚，好不容易攀上了铁门，不想被路上的行人看见了，以为我是歹人，便大声叫喊道：“有人爬墙头！”这一声喊，几个过路人便一齐围了过来，隔壁邻居也闻声走了出来，老寿也开了门，我在尴尬中往下跳时，扭伤了足踝，衣服也挂破了。
第二天早上，住在楼下的创作组三小组的副组长沈行知道了此事，就向组长冀汸汇报。因我“深夜回来爬铁门，惊动了路人和邻居，影响很不好”，加上不是星期日，我不应该从厂里回来，而我又接连几夜看戏，都没回工厂，为此召开会议对我进行严厉的批评和教育。
从此我夜晚回单位不敢超过9点半钟。一次盖老要我陪他晚上听杨振雄兄弟的评弹《西厢》，听完又请他们上知味观吃点心。我怕超过时间，找个借口先走了。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去燕南寄庐，老太太说：“昨天老先生不高兴，说你不该先走，你熟悉评弹，也会插话，偏偏你要先走，他说你年纪不大，架子倒大了。”我只得把那次看唐韵笙演出引起的一场风波，原本托出。老先生听了很生气，就和省文化局副局长王子辉说：“沈祖安是我让他陪去看戏的，让他学点东西有什么不好？他们不是对着我吧？”王副局长忙说：“老先生言重了！”王子辉很快告知文联副秘书长林辰夫，要他去作解释。林也是喜欢戏曲的，他认为我并无过错，就是不该不叫醒老寿开门，自己爬墙头进去，以致引起邻居怀疑，这是不对的。后来主管工作的秘书长郑伯永找我谈话说：“事情过去了，吸取教训吧。你是搞社会主义新戏曲的，封建的旧东西可以了解一些，不要太陶醉了。冀汸那里，我做工作。”后来盖老为此事还打电话到宣传部。为我申辩。
现在我也老了，看夜戏的事自然还难免，但是看戏后吃夜宵和谈戏等“连续作战”的事，渐渐改了。1998年11月28日为纪念盖叫天诞辰110周年，我们看完盖派第三代演员张善麟、张善康和张善元等人的演出后，我请何慢、龚义江和李紫贵等在知味观吃夜宵，回忆起当年和盖老在知味观吃夜点心，触景生情，就讲了这个故事。只是除了盖叫天、唐韵笙和杨振雄之外，其余人皆从略了，有人说：这也是盖叫天外传的一节。
陪盖叫天逛城隍庙
老先生兴趣广泛，逛庙会是他的爱好之一。上海南市邑庙，上海人称为老城隍庙，以别于30年代末期上海南市沦陷后，上海人在法租界吕班路重建的那座城隍庙。老城隍庙始建于明末，经清代道光年间重修和民国后扩建，始有现在的规模。它不仅保留原有的方圆200多亩的庙地，还把后面点春堂周围的园林都包括在内，以至于有现在称为城隍庙中心地带的九曲桥和文昌阁在内的茶楼。这在当时是上海唯一规模较大的庙会和游乐场。
盖叫天12岁跟大哥张英甫到上海唱戏，就常常到城隍庙去。最使他难忘的，是当时在戏班里“抗小旗”(当龙套和皂甲的临时雇佣人员)的炳根爷叔，这位爷叔是他在戏班里的一个启蒙老师和忘年交。炳根爷叔孑然一身，30余岁尚未成家，靠每天赚几角至一元工资，勉强能糊口。但是这位爷叔对比他小20多岁的盖叫天(当时还是个没有艺名的“小五子”)情有独钟，他常常把几天积下来的两块钱，和“小五子”(有时也包括张家的老四张英俊)到城隍庙花完它。当然，吃的都是摊上的炒面、煎馄饨和油氽年糕之类的东西。盖叫天小时候逛城隍庙留下的印象，到了古稀之年，仍然格外深刻，格外亲切。
盖老成了著名的艺术家之后，我也曾陪同他两次逛老城隍庙。第一次是在1959年9月，那天较闷热，我陪他和浙江绍剧团、温州越剧团、建德越剧团3个团在上海中山公园联欢。午餐后他在公园音乐亭打了个盹之后就恢复了精神，我问他：“回家？”他说：“不回家，咱们上城隍庙去！”我又问他：“是不是约六龄童和高爱娟他们？”他摇头说：“谁也别叫。就咱俩。”他见我面有难色，就说：“逛城隍庙我比你熟！”其实我是在老城隍庙周围长大的，对老城隍庙也有特殊感情。所以面有难色，是因为我担心像他这样的名人。在街上会有人围观。他说：“没事！我这糟老头子，又不是电影明星，有几个人认得出？”
我们乘三轮车刚来到静安西路，便迎面遇见苏州弹词名家严雪亭。“盖老！僚迟到哉！”严雪亭上前一步来拱手，盖老先生亦拱手道：“我怎么忘了？”严雪亭笑道：“我晓得老先生应酬多，忙勿转。”盖老问：“人都走了吗？”严雪亭说：“都在，讲好两点钟开始，五点结束，不见僚老人家，大家勿散。”盖老用胳膊肘捅我一下说：“下车！”
原来上海评弹界几位名家严雪亭、杨振雄、张鉴庭和老先生约好，今天(星期日)下午两点，在上海评弹团聚会，约请他和徐凌云老先生两位评弹团的艺术顾问，对《武松大闹飞云浦》、《包公智斩鲁斋郎》、《林冲发配》等武打和枪帽书的表演进行指导。他们上星期就和老夫人薛义杰讲好的，盖老忘了，我当然更忘了。
盖叫天素重信誉，更爱面子，索性将错就错地说：“我们走过了头，摸不着评弹团的门了。”严雪亭还一本正经地说：“要是五奶奶末，就勿会走冤枉路了！”到了里面，果然大家都在。于是寒暄、道歉，说书、听书，不觉已到4点多。老先生犹不无遗憾地问我：“城隍庙不能去了吧？”我自然只能苦笑着点头。直到6点整，大家兴致犹高。但盖老一天下来，有点疲乏了。此时老夫人打电话到评弹团问：“老先生在不在？”大家这才匆匆把王家沙糕团店送过来的玫瑰猪油年糕分着吃，并用汽车送我们回东湖路住所。老太太听我讲了前后始末，忙道：“今天吃力了，夜戏不看了，有话明天再说。”我正要告辞，老先生忙道：“记着，明日下午，还是两点吧！吃完午饭，咱们上城隍庙！”
第二天下午，我1点半到东湖路，盖老全家正吃中饭。盖叫天的生活习惯，早上起来不吃东西，只是喝点牛奶，或者喝杯开水。九点以后，练完功，做完静默功，就喝牛奶或豆浆，外加两个荷包蛋，或者一只油氽刀切馒头，一个鸡蛋，然后便会客或做其他事，上午喝半杯茉莉双熏茶，直到下午1点半左右(有时两点多)始吃午饭。孩子们容易饿，早用食物打底，围桌吃饭时，只是应酬爷爷奶奶而已。我有时留下吃饭，也只好服从他们的开饭时间，尤其晚饭更迟，如果不出门，一般在晚上8时左右。如果晚上出去看夜戏，他照例散戏后去杭州“知味观”吃夜宵(在上海则去“老正兴”)。别人是夜宵，他可是晚餐。有时吃的点心不够饱，回到家里，还要吃碗打卤面。
今天因为要去城隍庙，他中午吃得很少，喝点汤，就放下筷子说：“咱们走吧！”
两点刚敲过，叫的车来了。盖老在杭州。南浙江省政协或人大派车。如有要事，省文化局也可安排。在上海，上海文化局按市委原来的嘱咐，尽量满足盖叫天的交通工具，和上海的周信芳、贺绿汀等同样待遇。但是老先生很少叫公家车。在杭州，他总以三轮车代步，经常是包月的。自30年代到50年代，从黄包车到三轮车，他总是风晨雨夕悠然地乘车经过大半个西湖，往返于市区与燕南寄庐之间。
这次去城隍庙，路较远，从盖老东湖路寓所的普陀区到南市区，有15公里左右，乘_二轮车太慢，也贵，就让小盖叫天的夫人孙俊青打电话叫汽车(是自费叫出租汽车)。半小时后车到门口，他总是看到车才穿衣服。老太太照例给他两块干净手绢，塞在里外衣袋里，一把扇子他是从不离手的。盖老父子出门，皆手执名人题画的纸扇。但名人题词题画的纸扇，翼鹏和二鹏常有遗失，唯独盖老很少丢失。这次出门，老夫人不让他拿那把由溥心畲作画、于非暗题写瘦金体诗的纸扇，改用杨振雄作画、黄异庵题字的评弹名家送的白折扇。老太太说：“沈同志记性也不好，不能带太贵重的。”
我们乘车到南市民国路方浜路口，旧地名叫南阳桥的地方，盖老便叫停车。他提议从方浜西路口步行到城隍庙。我不解地说：“这里离小东门还远呢，至少还有3公里！”盖老笑道：“什么3公里？我对这里熟门熟路，前后两箭之地。从这儿射一箭，到侯家浜、四牌楼附近，再射一箭，就落在城隍庙两根龙柱边了！”我辩驳道：“要三箭，中间还有紫华路到金家坊一带，我是这里长大的！”老先生抿嘴一笑，也不搭话，径直往前走。我只好跟上去。
我真佩服这位既不识字也不会讲上海话的老人，70多岁了，竟然对幼时走过的这条路的记忆是如此深刻。他沿途告诉我，这里是专营皮鞋和布鞋的小铺，那里是上海有名的卖冥器、寿衣的纸扎店等等。他说：“当年有个能工巧匠，纸扎的三国五虎上将个个活灵活现。其中赵子龙还可以四面转动，眼神一直瞧着你，你往哪儿躲，他都能瞧到。我那时就为瞧赵子龙，隔三差五地往这儿跑。有一天，看到纸扎的赵子龙不见了，原来是警察向这个艺人敲竹杠不成，将纸人砸了！那匠人哭，我也陪着哭。”我说：“你怎么也哭呢？”他笑道：“别提那赵子龙扎得多精神，简直像杨小楼在台上一样的威风！听说左右邻居都觉得不好受。那警察真缺德。”我忙问：“后来没有再扎一个赵子龙？”“扎了，都不行，再没那个神态、那个气派了！就好比唐伯虎画的大头美女，真正好的，也没几张。可见艺术是相通的，演戏也不能天天都精彩。那味儿，法儿，不能每天都一个样。”说着，他走进一家裱画铺，问：“你们的老板是姓双口‘吕’吧？”伙计告诉他：“早换喽，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人还在吧？”盖老又问。“听说还在，都有90多岁了，眼瞎了，人也痴呆了。”
盖老大为惋惜地告诉我：“这家铺子的老板自己也是个画师，名叫吕真。据说他专会造假画，造得都可乱真。从唐代大小李将军的青绿山水到明代四王的山水中堂，直到近代画家吴湖帆、袁松年，他都模仿得一模一样。搞假画，官司也吃了不少。可人家也奈何他不得。后来他既作假画，也用自己的真名作画。两种画生意都很好。人们就要看有没有他那两颗《真假难分》和《真真假假》的图章。”“您小时候没读过书。怎么会知道？”盖老说：“那是我炳根爷叔告诉我的。”
我想，已有90多岁的炳根爷叔如今也不会存在了，这个从盖老不断回忆中给我塑造的传奇人物，实在有一部小说可写。盖叫天用白描的手法，单线勾勒而不用色彩，已经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了。
来到城隍庙的大门口，只见一堵红褐色照墙前，蹲着一对大石狮子。两根很高的旗杆高耸云天。照墙上书着4个大字：“福佑一方”。走进城隍庙牌楼的斗拱门，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听到在烟雾和水蒸气中弥漫着的喧哗声、吆喝声和欢笑声，也夹杂着争吵声。
“桂花赤豆汤！白糖莲心粥！”进大门，右首两口紫铜大锅，煮着两种甜食。盖老说：“这玩意儿好喝！我打小时候就爱喝。”我见他神情活跃，情不自禁地走到紫铜锅前面，每样要了一小碗，其实小碗比茶盅略大些。老先生三口两口就喝完了。他舔舔舌头说：“怎么回味有点儿苦？”
我听他讲过：从前跟大哥大嫂来逛城隍庙，嫂子精明，全家4口都喝糖粥，他和四哥每人喝一碗不过瘾。后来戏班的炳根爷叔带他们来，他和四哥每人喝了两大碗还不肯罢休。我说：“现在都把白糖改成糖精了，所以回味苦。不如回家自己煮！”老先生笑着：“这你外行了。到这儿，就为了这个气氛，你看，大铜锅，那么多人，掌勺的一吆喝，嗨！家里有吗？只有城隍庙有！”
我们走到大殿前右边卖牛肉和牛杂碎的小摊旁，盖老要了两碗牛杂碎。我起初想阻拦，因为他近年来牙齿不好，肯定嚼不烂那牛肚和牛筋。但他却嚼得很香，还让我尝尝。我觉得这牛杂碎煮得不烂，还有股膻味，盖老说：“你不懂，就这味儿好，几十年都不变这个味儿！”我看他嚼不烂，还想让他吐了，可他已经生吞活咽了。
我们来到中间大布棚下。那里是一溜排开卖煎馄饨、葱煎包子、牛肉锅贴的摊位。人群围得最多的，就是卖油氽排骨、年糕和酱烤鱿鱼的摊上，大油锅旁两位师傅正在掌钳。我心想：这地方确实吸引人，可是临行前老太太再三叮嘱：不要乱吃东西，老先生嘴馋，你要劝阻他。可是老先生早走到氽排骨年糕的大油锅前，只见锅里热油沸腾，金黄色的油花喷涌着油珠。上端的一排铁丝架上，已汆好的排骨年糕吱吱地冒着热气，上面都是无数流动着的半透明的油花，闪烁着金色的光，像无数金黄色的珠子在排骨和年糕上滚动。夹着肉香、油香和年糕香味一阵阵向人扑来。“这东西好！手艺也不错。你看，锅里的油在滚，上面排骨和年糕上的油也在滚动，这里很卫生的，吃了不会出毛病。”盖老像很在行的样子对正在汆排骨年糕的中年人招呼：“师傅手艺好！”那中年人忙来兜生意：“老伯伯来一块，价廉物美，要吃趁热！”盖老见我也聚精会神地看着锅里，就说：“想吃吗？好。我陪你尝一尝！”我想：分明是你想吃，还说“陪你尝一尝”。盖老爱吃肉，爱吃油氽的东西，这是尽人皆知的。何况来到城隍庙，何况这排骨年糕又确实不错，何况老太太又不在场，何况……只吃一块就走，怕也不会有问题。我们于是各要了一块，吃完准备继续前行。
“老先生，请留步！”一位样子很清瘦的老人走过来问，“盖老先生！您老人家高寿”“七十有三了”老先生笑道：“老喽！”“七十三勿算老！黄忠七十三岁还在定军山收了严颜！”老人说，“我们都是您盖派的戏迷，为啥您不常演出？国家这样尊重你，你为啥不组个班子，多演点戏，让我们解解馋呢？”
这是观众和戏迷提出的一个实际问题，也是一直迷惑着盖叫天的一个大问题。盖老动情地望着他，又看看周围热情的人群。再向我瞟了一眼说：“这问题你要去问文化部门的领导。”当时，空气较沉闷。他就妙语解颐地问道：“城隍庙的南翔小笼馒头很好吃，可是为什么北方人叫它包子？南方人又把北方人叫的馒头叫做包子？谁告诉我？”顿时人们哄笑道：“倒真的弄不懂。”盖老抱拳打一拱：“再会！”卖排骨年糕的一定要送一包让老先生带回去，我只好再三推谢。那时候，是不兴送礼的。许多人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口。老先生也无心再去逛庙会了。
在归途中，老先生还津津乐道氽排骨年糕的师傅手艺，他似乎在为没能再来一块儿而遗憾呢。“留着好印象，下次再来，少吃多滋味么！”我安慰他。“对，少吃多滋味，多吃要坏肚皮。”老先生像小孩子一样回答。说完，他带着七分满意、三分遗憾对我说：“下回抽空儿，咱们再去。”
第二次陪盖叫天逛城隍庙，是在1962年的夏天。当时他在上海电影厂拍摄艺术纪录片《武松》。后期稍闲，由导演应云卫和我陪他逛城隍庙。
我们这次是从福佑路北便门进去的。走到南翔馒头店——古漪园门口。应导演说：“老爷子，咱们先去尝一尝。”“好啊，你应导演有兴致，我陪您！”盖老还是这般“艺术”的答话，但是他并没有跨进去，却向前大殿走去。我们还是跟着盖老来到油氽鱿鱼、排骨和年糕的摊前。排骨年糕和鱿鱼的味道确实不错。尤其加上了辣酱和麻油，更刺激了我们的食欲。我吃东西很快，肚子也饿了，很快吃完半条年糕。没想到，经过盖老“狼吞虎咽”，盆子早就空了，可他还是不肯起来。就在此时，食客中有人认出了盖叫天，叫道：“啊呀，是盖叫天！”“啥个盖叫天？”“鼎鼎大名的武生张英杰！”原来这里还有京剧戏迷。于是，周围许多人都注视着盖叫天，有的来搭讪攀谈，有的干脆上来拉他去吃油氽排骨。附近看热闹的人顿时围了过来，原先都盯着油锅里的排骨、年糕的人，也开始围看盖叫天。应云卫导演有点紧张。他挡在了前面。盖老经人这么一吆喝，忙朝众人拱拱手，终于很快地然而也很遗憾地离开了这家排骨年糕摊。
3人走到一家著名小吃店，应云卫叉开了腔：“咱们进去每样尝一尝。如何？各人客小笼馒头，一副面筋百页，如何？这里可是古漪园名点呢！”应云卫真不愧是出名的“活络朋友”，想得周到，做得也周全。老先生吃了5只南翔馒头，一副面筋百页。再喝完了一碗放姜丝和蛋丝的紫菜汤，真的吃饱了。所以出来一路，他再也不往周围各种点心店和零食摊上瞧了，打着饱嗝说：“今儿吃得好，够了！”
来到大殿后面卖梨膏糖的摊旁，正在煎煮梨膏糖的大汉，头上扎着红布，赤着膊，束紧了腰带，用大木勺搅拌着紫铜锅里的糖浆。忽然有人喊道：“唷！我的太师父来了！”这是一个高大汉子，穿着青灰色中式宽衣裤，抱拳上前作揖道：“盖老太爷！有空来儿逛城隍庙呀？”老先生一时想不起是谁。那人拱手说：“我是张德成的徒弟金老五啊！上海武术协会的，春节上杭州金沙港给您拜过年！”老先生记起来了：“哦，是你呀。我托你打听的事有着落了吗？”那人分明记不得了。支吾了半天。老先生对应导演说：“我托他打听的就是我那位炳根爷叔的后代。听说在城隍庙卖小金鱼呢。”那人这才恍然道：“哦，对了！我打听过了，他们都不知道。要不我陪您老再去看看，就在前面！”
我们一行来到九曲桥南端，里园茶楼下面，松云楼和五芳斋门前有四五家卖金鱼、蝾螈和金钱乌龟的摊子。金老五和他们搭讪了半天，只有一位歪脖子的矮老人沉吟道：“炳根的名字，像似听见过，姓啥勿灵清，可能他的侄子住在金家坊一带，在城隍庙卖过金鱼。”总算有了一点微弱的希望。应云卫说：“老爷子不用牵记，我找人到金家坊里委里打听，总比我们大队人马去瞎撞要好！”“也只有这样了！”老先生说，“毕竟有60多年了，老人都不在了。”因为想到了故人，老先生心情不佳，逛庙会、吃零食的兴趣也骤减了。我们离开城隍庙，除了金老五送的两包梨膏糖和应导演送给老太太的桂花糯米年糕，老先生本来打算要买的几件东西都忘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盖老就再也没有去过上海城隍庙。
盖叫天严格管教儿孙
盖叫天从小闯荡江湖，没读过书，但是他在学戏和演戏中，学到不少学问和做人的道理。自己生活安定后，他对儿孙的管教很严格。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我偶然谈到幼时听祖母背诵的她娘家客厅的一副对联：“东郭雅言，诗书执理；西京明诏，孝悌力田。”老先生高兴地说：“巧了！这对联我家里也有。”他让工友陈明书从后院春晖堂他老母亲的起居室里，找出了这副镌在花梨木上的五尺对联，有两个字不一样：“东郭箴言，诗书执理；西京训诏，孝悌力田。”这个“箴”字和“训”字。更为切实，也许是我祖母误记了的，也许是改了的。
“这是我李家的老岳父让人捎来的。他知道我没读过书，不懂读书人修身齐家的道理，我感谢老辈对我的告诫，就用它传示儿孙。”盖老说。据我所知，这副楹联原是他元配夫人李慧的陪嫁，是李家祖传的。
张家的上代是务农的。上代老太爷张开山的大号。也是后来才有的，可能老太爷真实名讳太土气，盖老从不提起，至今也没人知道。而盖叫天的大名张英杰，也是进科班后齐老先生给取的。他大哥张英甫和二哥英泰、三哥英才、四哥英俊的名字。也都是后来起的。第二位夫人薛义杰，也是因为有了英杰的名，取其“英雄聚义”的意思，才取名“义杰”。她本名葵云卿，是以前当评弹艺人时取的艺名。
“这名字也藏着做人的道理：在台上演盖世英雄，在台下也要学英雄豪杰。我这辈子就这样了，等我的子孙长大了，该让他们再盖过上一代。”盖叫天常对我这样说，“我是在旧社会为挣碗饭吃而悟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我是被硬逼出来的。子孙们现在不会挨饿了，我就怕他们骨头里长懒虫。”
盖叫天的长子张翼鹏和次子张二鹏都是李氏夫人所生。翼鹏在30年代已经名满江南，40年代自成格局。解放前父子都在上海演出，非常叫座，甚至到了春节前，老先生要在正月初演出，翼鹏得知后，立即停演五日，把正月初五前的“红台”让给老爷子，以保证他的满座。由此可见，盖派的第一个传人又形成了自己格局的张翼鹏，当时的号召力已不在老爷子之下了。盖叫天也最疼爱翼鹏。他曾对我说：“翼鹏是在我断腿的时候，让上海人吃惊的。”那就是老先生47岁断腿后的一段梨园界佳话：当时，盖老和上海天蟾舞台签订的演出合同还有一个星期，但是他的腿摔断了。不能继续演出。和盖老有亲戚之谊的林三爷(树森)力荐翼鹏。盖老便问翼鹏：“你能行吗？”翼鹏说：“我试试！”盖老说：“不能‘试试’，非行不可！”林二爷在旁说：“老大一定能行，五爷，您放心吧！他准保不出差错！”翼鹏也提高了声音说：“爸爸，我能行！”老先生忍着伤痛笑道：“我相信我的儿子能行！”但是他仍不放心，为了给他增加保险系数，让林三爷和前台联系：海报上的广告，一律在张翼鹏的名字后面加上“小盖叫天”4个字。
张翼鹏的功力和才华，在替父亲顶戏的时候爆发了17天过后，天蟾舞台不得不将翼鹏的演出再加3场，因为看翼鹏演出的观众太多。天蟾舞台的老板是“欲罢不能”。演完戏。张翼鹏去看望父亲。老爷子欢喜得合不拢嘴，但是他只对儿子说了句：“还不错，算是给咱老张家争气了。”他的语气并不重。可心里是高兴的。
张翼鹏把他自己下周在更新舞台演出的一份戏码给父亲看，边指着，边讲述。盖叫天听得很仔细，上面的几天打炮戏，除了几出是他传授的，更多的是翼鹏自己演的戏，如《乾元山》、《神亭岭》、《八大锤》和《截江夺斗》。他虽不识字。但戏单和海报上的规格他是知道的。角儿、名角和大名角(俗称“大老板”)的名字排列不一样。现在张翼鹏3个字是横排的——这是梨园界大名家的“逍遥位子”——“躺着的”，和原先“坐着的”——品字形的名字排列，及早先“站着的”——姓名三字直立着排列的，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更令他触目的是“小盖叫天”几个字已经去掉了。老先生再看原来天蟾舞台的海报上，上面还有“小盖叫天”几个字。
“爸爸，我想，我要继承的，是您的真功夫和那股精神，不是名字。现在三弟(剑鸣)已拜了林三爷，他应该叫‘小盖叫天’，这个名字，您留给他，我和二鹏怎么也要带着他，准让他成功。”翼鹏明白事理，除了终身守着老母亲李惹夫人外，对薛义杰夫人也很敬重。盖叫天听完翼鹏的表白，没有再说话。回头对年仅10余岁的张剑鸣说：“你要跟大哥学，也要有志气！”
这番话是薛义杰夫人在60年代坐在燕南寄庐大厅里对我说的。当时老先生去开人代会了，翼鹏的几个儿子和剑鸣的几个女儿都在一旁听着。老太太对这位并非己出的张家长子很是称赞：“他对我这个继母也很有礼貌。”她和二鹏并不和睦，但是她从不说。
其实张二鹏对父亲也是敬重的，就是生性有点急躁。他的性格颇像他父亲年轻时一样，因而父子相处并不很融洽，和薛氏夫人也接近不多。二鹏的演技虽不及大哥，但在南方演出自己挑梁，也颇有些名气。他对父亲和继母的真实感情，只有在父亲(1971年)逝世以及继母(1984年)逝世后，让大家看到：张二鹏虽脾气不好。顶撞过长辈，可他还是个尽到自己责任的后代。所以外界的传闻都靠不住。到了晚年的二鹏，对从前的恩怨，都一笔勾销了。他的技艺和艺术见解，都是相当高深的，可是没有合适的人为他整理出来，真是可惜。
张翼鹏有5个儿子，老大善椿(大根)较早工作了，老二善弘、老三善麟、老四善康和老五善元在翼鹏故世后常在爷爷身边。老先生让4个孙子学艺，从小就让他们吃苦。我常常为他们安排观摩的机会，老先生不让我给他们花钱。甚至有一次为了，看演出，我用车顺路把他们捎带到岳坟，盖老听说了便不高兴。有时我陪老夫妇俩去红星剧院看戏，顺便也让4个兄弟一起去，但盖老关照我两件事：一是让他们走路去：二是儿孙们不能和他坐得太靠近。他说：“千万不要特殊化。我是人民代表，要以身作则。”有一次，四兄弟偶然在西山路花坛上摘了两株花，被老先生知道了，硬是要我领他们到派出所去写检讨。派出所所长说：“都像盖老先生这样管教孩子，我们的社会风气就好了！”老先生自己也是最遵纪守法的。一次老夫妇乘三轮车经过湖滨，三轮车绕道闯了红灯。老先生自己下车向民警认错，围观的人都称赞盖老：“我们有的干部还不及唱戏的老艺人！”
张明珠是张剑鸣的第四个女儿，小名四宝，又名“小根源”，从小在爷爷身边长大，是爷爷的“掌上明珠”，但盖老亦对她管教甚严。她在爷爷身边学戏，60年代中期，曾为瑞典皇太后演出过，中央电视台也为她的演出录过像。我陪盖老出去，也常带着她。她很小就想读书，可老先生就没让她上学，反要我为她找个能教“四书”、“五经”的老先生来给她“启蒙”。为此我第一次和老先生“辩论”。老先生最终还是执意找来一个姓邹的来教明珠《三字经》和《千字文》。这对老先生来说，似乎是圆了一个旧梦。因为他10余岁在戏班时，戏班里曾要他学《三字经》，他没学进去，晚年他终于让孙女来圆梦。但让一个20世纪60年代的小女孩读“私塾”，简直是不可思议。后来这位教《三字经》的老先生在文革中竟也起来造反。批斗他，他这才醒悟。张明珠后来终究读了书，现在已是浙江艺校办公室主任了。她除了读书这一节，其他方面都忘不了爷爷的严格教诲。
盖叫天不发牢骚
盖叫天最辉煌的时代，是他在艺术上形成自己流派风格的30年代和40年代，这便是他获得“江南活武松”和“武生宗匠”美誉之际。但是由于他性格耿直和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国民党政府的官僚不喜欢他。尤其在抗战八年中他身居沦陷区的上海时，青洪帮头子黄金荣和张啸林都有意拉他进香堂，以“大字辈”的阶位笼络他，并以“发扬武术”的名义，让他参与主持上海日伪文化特务机关操纵的“上海国术促进会”，日伪头目也常让他去演出“堂会”，但这一切均被盖叫天拒绝了。他宁可去上海中山公园和复兴公园，与民间自发的武术锻炼者切磋单刀和流星锤的技艺，也不参加日伪的有关会议和比赛活动。所以当时，梨园界有两个人最受观众崇敬，一个是蓄须明志、深居简出的梅兰芳，另一个就是称“腰伤”而不肯登台的盖叫天。但是盖叫天生性好动，在家坐不住。所以他每天泡澡堂、听评弹，晚上还到在西藏路广东路口的东方书场听书。日伪就常派便衣对其盯梢，以侦察他有没有和地下抗日人员联系。盖叫天是个直性人，警惕性不高，幸亏周信芳(麒麟童)暗地叮嘱他：“少出门，倘若要去澡堂和书场，少说话，尤其不要和不熟识的人谈时局。”老夫人薛义杰更是随时提醒老爷子，要他不要多说话。对于来访者，除了熟朋友，一般都由老太太出面接待，有时以老先生“感冒”或“喉咙痛”为由，婉拒来客。生性好动又爱说话的盖叫天，对“多拱手，多微笑，少开口”的做法起先很不习惯，后来时间一长，竟也习惯了。老先生在10多年后对我说起上述经历时，不觉莞尔道：“我是在扮傻子和哑巴呀！”
薛义杰夫人是这样对我说的：“那也是没办法，‘麒老板’(周信芳)再三关照：你要做好五爷的工作，让他少说话，好处太多了！那个时候。在梨园界叫做‘悠着点，别讲不该讲的话’，现在就叫‘少发牢骚’。当然，现在中央和地方都挺器重老先生。”
来源: 《文史精华》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