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安:我所认识的盖叫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3 次 更新时间:2013-06-21 23: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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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祖安  

  

  京剧大师、人称“江南活武松”的盖叫天先生比我大整整40岁。但是我们有缘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20年的岁月里。结下的深厚的师友之情,有不少传奇色彩。按盖老夫人薛义杰的话说:“缘分是生好的,真要寻也呒寻处,僚(你)勿寻,倒是碰着和撞着了。”

  

  一件皮袍子结的缘

  

  我认识盖叫天是在1952年的春天,缘起于一件皮袍子。当时浙江省文联和省文化局合署办公,我在省文联创作组工作。春节前,华东文化部和浙江省文化局准备联合为山水画家黄宾虹90诞辰祝寿。我在这次活动中,算是一个“打杂”的工作人员。

  建国初期,提倡节俭,为什么要为黄宾虹祝寿呢?其中有个大缘故。50年代初,美术界有点贬抑中国画的倾向,这和医学卫生界重西医、轻中医的偏颇相同。这种“重洋轻中”倾向,与主持者多半是现代学院派和留苏专家有关。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发现有提倡“中西结合”和“洋为中用”的必要。周总理提议为黄宾虹与齐白石祝寿,就蕴含有让美术界重视中国画、在继承中求发展的深意。并希望西画家和国画家借此座谈交流,沟通思想,总结经验。所以华东文化部拨来专款,要办研讨会和祝寿会。

  当时舒同和赖少其主张送一件有意义的贺礼。送什么呢?我们经过观察,发现穷困多年的黄宾虹先生身上的灰鼠皮袍子,已穿了几十年,袍子的面子和皮毛都已破旧不堪。于是省委宣传部长林乎加决定:买一件新的灰鼠皮统子为他做新皮袍。当时文化局办公室的总务科长仲仁和我一起去办这件事。那是解放初期,人民生活十分节俭,市场上根本没有新的皮货供应,于是我们只得到寄售商店和估衣店去寻找。结果在官巷口的寄售行发现了一个线索:金沙港张家曾有一件狐皮和一件灰鼠皮统子拿来寄售过,因久久无人问津,他们已经取了回去。

  我们寻迹追踪到金沙港,敲开了一座石库墙门,谁知竟是盖叫天的家。寄售者张圆珠,是盖老的孙女的名字。当我们正在尴尬时,盖老夫人薛义杰从里面走了出来。得悉我们为为黄宾虹祝寿之事,她沉默片刻,便带我们到客厅等着。我们走过鹅卵石铺成的甬道,绕到大厅上。第一次看到盖叫天家厅堂上的陈设,真像走进了一座文物陈列馆。听说盖老先生早晨练完功后正在后面静坐,我们无缘见到。仲仁同志说:“也好,不和老先生直接打交道反为省心,大人物咱也惹不起。”

  不久,老太太出来,手里托了一个黄缎包袱。看她打开,正是我们要来访寻的还是全新的那件灰鼠皮统子。她说:“伲老先生同黄老先生是老朋友,这是给黄老先生的寿礼,托你们转过去。还有一块宝蓝绸料正好做皮袍面子。”我们顿时蒙了。仲仁生性爽直,就不假思索地说:“既是送礼,还是由我们公家送吧!这笔钱文化局出。”盖老夫人顿时沉下脸说:“那你们自己想办法吧!我下午直接送到栖霞岭去,他家离这里很近。你们勿用操心了!”说完走进里面去了。

  仲仁悄悄捧起黄缎包袱,留下120万元人民币(旧币,比寄售价多了一点)。

  我们回到省文化局,被办公室主任陈守川一顿训斥:“黄宾虹和盖叫天都是文化界的名人,我们为给黄老祝寿,就去收购盖叫天的皮袍子?传出去影响多不好!你们不动脑筋去瞎闯,这像话吗?”仲仁辩解道:“谁知道张家就是盖老家?何况他家有困难,才去寄售皮货,我们出钱。双方都解决了困难。”

  陈守川看问题尖锐:

  “现在刚解放,文化部门还来不及关心这些老艺术家。要不是周总理关心,我们还不会想着给黄宾虹祝寿。这样吧,我马上向省委宣传部汇报,要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你们先把皮统子送回去!”

  当时仲仁正好要布置一个会场,对我说:“你辛苦一趟吧,夜长梦多,快去。”我只得赶回去送还皮统子。时值中午,盖老正好坐在大厅上。这是我第一次在台下看到盖老:他竟是一个剃着平顶头的矮个子,比我在上海天蟾舞台三楼看到的那个舞台上的英雄要矮小很多。老太太面带笑容说:“钞票拿回去,伲勿做生意,拜托你们转送电勿妥当,还是让老先生直接拜寿送去吧!”

  我红着脸,把前后过程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讲得期期艾艾,浑身是汗。听说我们回去挨了批评,盖老夫妇哈哈大笑。老夫人说:“小同志,你们也吃了冤枉官司。”盖老沉吟道:“公家祝寿,也是一件大事。钱咱们不收,这统子也不能用他文化局的名义,由咱们自己送去吧!”当天下午。他就让我在栖霞岭下黄老家等着,夫妇俩亲自将黄缎包袱和两瓶加大的胡庆余堂陈年愈风烧酒送到黄家。

  这件事惊动了浙江省委。林乎加和陈冰两位宣传部正副部长商量后,就要省文化局造个预算,每月津贴盖叫天一笔生活补助。陈守川主任当机立断,一面将盖叫天的情况报告省委,一面决定送副食品到盖老家去。两天后,由文化局工友郑大狗踏了辆三轮车。我带着两篓木炭、一只猪腿、10斤食油和一些禽蛋送到盖老家里。

  因为前一天办公室秘书已经打过招呼,这次盖老夫妇一齐出来道谢。当盖老知道我是个“戏迷”,而且在创作组的任务就是编戏的,尤其听说我的祖父沈桂笙也是唱戏出身,还是当年他在拱宸桥天仙茶园唱戏时写水牌的,就高兴地说:“好哇,咱们两家是同行,这就更近乎了。”从此,我隔三差五去燕南寄庐盖叫天家。公事较少,多为私事——我喜欢听他谈艺。

  

  一根蛐蛐儿草

  

  我这个人有个习惯,与人谈话中凡涉及掌故或什么轶事传闻,好刨根挖底。盖叫天先生在5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七八年里比较闲,因为戏曲界当时正在进行改戏、改人和改制的戏改工作。盖老是省政协常委,后来又是全国人大代表,除开会外,很少有活动。他晚上常被邀请看戏,有时偶尔演些折子戏,可是每天上午他却闲得慌。1953年后,我被文联创作组派到浙江麻纺厂体验生活。经常可以进城,所以一星期中去金沙港的机会至少有两次。同时我向组长冀汸汇报了我的想法:要从事现代戏曲创作,需要多学点传统。除了下工厂深入生活,也需要多看戏,还要向老艺人学点各种艺术知识和经验。既然不影响工作,冀汸倒也赞成,并且也认为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可以看点戏。

  我是“因祸得福”认识了盖叫天,文化局又因我的轻车熟路,每个月常让我去送副食和燃料,我就趁机在拜访盖老时,常向盖老先生讨教。当时我才20多岁,个头也小,而且又黑又瘦,比较苍老。盖老叫我“小沈”,老太太叫我“小老沈”。盖老说:“那有这样叫法?”盖老夫人说:“不要小看这位沈同志。年纪虽轻,资格倒蛮老,从前的事情他还晓得不少。”盖老说:“他从小在上海南市长大。那里有条街叫露香园路,方圆几里路,统称‘九亩地’,那里三教九流,神仙老虎狗,乌龟贼强盗,都挤在一起。”他说的地方正是我6岁到16岁的生活故地。当我讲到南市金家坊天亮前的“鬼市”(即天亮即散的“跳蚤市场”),盖老兴奋起来:“我也觅到不少便宜货!”此后一有空闲,他就说:“小老沈,你知道杭州昭庆寺也有鬼市吗?上海‘九亩地’有个大鬼市吗?”

  正如盖老所言,被称做“九亩地”的露香园路,西到民国路东新桥口。东到万竹街,南到大统路首侯家浜,北到大境路底小北门,方圆不过三四里,却住着几千户人家,大都是简陋的旧式灰砖二层楼房。就在露香园路和青莲街周围。当时曾经有3家上海有名的赌场和30余家大小当铺,以及以“戒烟所”、“谈话室”取名的大小鸦片馆和“燕子窠”。还有几家带有迷信色彩的变相赌场“花会”以及几十家酒菜馆。每天有成千上万的赌徒和烟民从上海各地拥来。最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墩街口有个旧式大茶楼改建的高墩大戏院(原名新雅同戏楼),在抗战期间上海租界沦陷前后。这里成为老城厢中继“天蟾”、“更新”、“黄金”以及“大舞台”、“共和舞台”之后的上海第九家京剧场子。各地的演员到这里来演出,包银要比上海其他著名戏馆多,因为这里有烟馆、赌场为之撑腰,凡赌赢和赌输的,可以凭优待券进花厅和包厢看戏。但是有骨气的演员都不肯来此演出。盖老对我说:“我虽然一次都没有在那里登台,但有时悄悄地上那儿听戏。别说,也偶然有些好角儿,他们被逼得穷困潦倒,上这儿目的是赚几个钱去养家糊口的。我虽不愿去那儿唱戏,可也在那儿看点儿绝活。没名气的小角儿,也有好玩意儿。”

  盖老的爱好和兴趣很广泛。这一点正中我下怀,我也是个爱好广泛的人。我们的话题也很广泛。尤其有趣的是,先从九亩地的高墩大戏院说起,我只是介绍自己幼年时窘迫生活中的爱好和消遣,进而说到京剧人物以及鬼怪神仙。接着话题又扯上了因为爱好模仿月份牌上的关老爷和岳母刺字的图像,在小学里和邻居中都很受称赞。我尤其喜欢画京戏里的人物,穿蟒着靠的。有时邻居推荐我给对门花会上36门的36位神道图像描线涂色。如“龙江氏”、“朝天申”、“黄坤山”等等。盖老就必致十足地和我讲起这36位邪神的出处——它来自“五猖司”和“五谷神”及“五鬼搬运”的“樟柳神”等传闻。我们一说,就说到《封神榜》里的截教中人。凡是胎生、卵生和化生的鬼魅妖魔,盖老一口气可以说出50多个邪神姓名及其妖法。我忍不住问:“您从小看演义小说?”盖老笑道:“不怕你笑话,我一字不识,是个文盲。连‘张英杰’3个字,我写了几十年也写不好!”“您一定看连环画小人书!”盖老莞尔道“那时候哪有这连环画!小人书只有《幼学琼林》、《山海经》。我一字不识,可后来《山海经》里的每一张每一篇我都能说出内容来!”“那不成神了?这是怎么回事?”

  盖老见我一个劲儿盘问下去,就来了劲儿,说:“我就喜欢有你这样一个人来刨根问底儿!我好比一只蛐蛐儿,轻易不开牙,也懒得叫唤,你拿蛐蛐草儿引我开牙,我不肯开,你用革慢慢地引我,揎我,惹得我牙痒痒的,我就开牙!你越揎,我就‘曲曲曲’地叫唤了!”他说:“何慢、龚义江也有学问,对我也尊敬,就是怕我不高兴,不肯刨根问底儿。你的兴趣很广,对旧社会、旧上海知道得也不少,可知道得还不准确,不深。你越不明白,越是提起我的兴致,一问一答,不是蛐蚰草儿引得蚰蛐儿开牙了吗?”

  他这一比方,真是形象极了。

  

  看夜戏的风波

  

  我当时在浙江麻纺厂体验生活。麻纺厂在拱宸桥,距市区很远,只有1路公共汽车(后改为电车),单程要40分钟。盖老有时要我陪他聊天,就用电话通知厂党委宣传部或工会找我。我从拱宸桥经过市区到他家,前后总得一个半小时。有时他要我陪着看夜戏,我只能回到西大街狮虎桥(师姑桥)文联宿舍去睡,这就惹了麻烦。

  因为创作组有纪律,下乡和下厂的人员平时不能随便回单位来,如需统一集中时再返回。我因在市郊下厂,星期六可以回来一次。当时正值东北京剧的名家唐韵笙来杭州演出,这位素有“关外王”之称的“唐老爷”(以擅演关公、包公和闻太师的“老爷戏”著名),红生戏更是绝活。当代有“南麒(周信芳)北马(马连良)关外唐(唐韵笙)”三人并称,他的功夫和才华,可以雄视梨同。可是因为多年同居东三省,关内的观众知道得少了,尤其50年代后的新观众不熟悉。所以他几次进关,在南北皆不卖座,但是同行倾慕,连素来高傲的厉慧良、李万春也十分钦佩。盖叫天也非常爱看他的戏,所以几天前见了报上预告就对我说:“老唐来杭州,咱们看它几天,就有新的谈话资料了,”

  过去杭州夜戏开锣都在7时整,戏长两个半小时,9点半散场。唐韵笙演折子戏,都是大轴,前面加三出,演足两小时45分钟,比一般要迟一刻钟。盖老第三天看完《走麦城》后,邀请唐韵笙夫妇在知味观吃夜宵。等我赶回西大街,已经是夜晚11点40分了。那天晚上下着雨,管门的老寿已经睡了。我将门敲了许久,他仍然没听见。于是我只好爬铁门进去。但是铁门没处踏脚,好不容易攀上了铁门,不想被路上的行人看见了,以为我是歹人,便大声叫喊道:“有人爬墙头!”这一声喊,几个过路人便一齐围了过来,隔壁邻居也闻声走了出来,老寿也开了门,我在尴尬中往下跳时,扭伤了足踝,衣服也挂破了。

  第二天早上,住在楼下的创作组三小组的副组长沈行知道了此事,就向组长冀汸汇报。因我“深夜回来爬铁门,惊动了路人和邻居,影响很不好”,加上不是星期日,我不应该从厂里回来,而我又接连几夜看戏,都没回工厂,为此召开会议对我进行严厉的批评和教育。

  从此我夜晚回单位不敢超过9点半钟。一次盖老要我陪他晚上听杨振雄兄弟的评弹《西厢》,听完又请他们上知味观吃点心。我怕超过时间,找个借口先走了。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去燕南寄庐,老太太说:“昨天老先生不高兴,说你不该先走,你熟悉评弹,也会插话,偏偏你要先走,他说你年纪不大,架子倒大了。”我只得把那次看唐韵笙演出引起的一场风波,原本托出。老先生听了很生气,就和省文化局副局长王子辉说:“沈祖安是我让他陪去看戏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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