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塔夫·阿查亚:亚洲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0 次 更新时间:2013-06-21 15: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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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塔夫·阿查亚  

  这并不奇怪,面对中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上取得的惊人增长,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全球秩序中扮演的角色开始充满忧虑,但其对日本和印度在这方面的忧虑却相对较少。

  中国最初将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秩序表述为 "多极化"。但到了 1991 年,美国对伊战争取得胜利和所谓的 "单极时刻"的出现,使"多极化"理论的热度消退,一些中国学者旋即认为世界呈现出 "一超多强"的格局。中国的政界和学术界 ( 两者通常密切相关) 同时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理论,否认中国崛起将激发权力转换的动荡,否认中国崛起会引发中国与美国及其他"维持现状"国家的战争。在中国学术界,有人开始建立"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说",其理论根据部分依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天下"观念、附属国制度和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观"这一理论框架。 "天下"这一概念强调 "和谐",胡锦涛主席将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定义为 "共同创造和谐世界"。

  中国虽然越来越多地参与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但却无意扮演领导者角色。这是邓小平时期中国"韬光养晦"政策的延续,部分原因还在于中国尚缺乏领导经验,害怕激起其他国家的敏感反应。

  当中国纠结于如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力时,日本的国家角色定位、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在 "正常国家"概念下得到重新定义。日本民主党领袖小泽一郎 1993年在《新日本蓝图》一书中,借助 "正常国家"这一概念宣称日本有权利恢复使用武力,尽管他表示日本依然支持联合国的制裁措施。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 (2001 年至2006 年) ,日本为 "国家正常化" 所制定的目标赤裸裸地暴露出其战略野心:应对美国在亚洲地区缩减军力造成的风险,对抗中国崛起及朝鲜日益增长的威胁,提高日本在印度洋和波斯湾地区的联合军事行动中的参与度。

  一些学者认为,日本意图成为 "正常国家"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如果日本能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使用武力,有助于维和、反恐及打击海盗,为解决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问题做出贡献。日本学者猪口孝认为,治理的全球化要求"敏锐、灵活的领导人必须能时刻关注国内时势,同时能从全球视角作出当机立断的决策",因此,日本必须打破战后宪法的限制。

  2005 年,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宣称日本是亚洲的 "思想领导国"。日本是促进亚太地区合作的先驱。早在 1993年,日本就建议将东盟部长级会议发展为实现多边安全合作的平台,也即后来的东盟地区论坛。日本对区域经济治理的贡献更为显著。20 世纪60-70年代,日本置身太平洋共同体运动的前沿阵地,倡导 "开放的区域主义",正是由于日本的投资、援助,太平洋沿岸的部分地区实现了"经济奇迹",实际上也促进了区域统一。1997 年,日本提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 有人将其视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挑战),虽然因美国强烈反对,日本放弃了这一想法,但这却表明日本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拥有兴趣。

  猪口孝称,日本"在诸多全球治理领域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规则制定者,不再是规则接受者",他指出的这些领域包括协调人权争议、建立跨国商业交易的规则和标准、和平利用核能等。但日本在这些领域不太可能为全球治理结构提供根本性的见解,它仍是一个融入式的维持现状国家。

  印度总理辛格在 2005 年的一次演讲中宣称, "21 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虽然辛格并未将印度鼓吹成新兴的世界超级大国,但在 2010 年 11月的一次德里之行中,同其前任小布什一样,奥巴马更加明确地表示美国要为印度实现其目标提供支持。

  冷战后的历届印度政府都从未正式采纳过不结盟政策和尼赫鲁主义。印度分析家C.拉佳·默汗 ( C. Raja Mohan) 2003年在其《渡过卢比孔河》一书中提出,印度正在践行 20 世纪初英国驻印度总督乔治·寇松( George Curzon) 的策略,而不是流传百年的甘地主义和在 20世纪指引印度外交政策的尼赫鲁主义。根据寇松主义的观点,印度处于亚洲心脏部位,它在稳定整个亚洲局势中具有先发制人的作用,必要时应采取军事行动。2004年,印度人民党在其执政末期减缓了---即便没有完全结束---这种思维上的转变,但印度在东、西印度洋的势力不断发展壮大,这更多体现了马汉 ( Alfred Thay-er Mahan) 的海权理论而非尼赫鲁主义。受到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鼓励,印度渴望担当起能与中国抗衡的"地区平衡者"的角色,但印度同时避免对中国的全面遏制,至于美国制定的针对中国的战略框架,印度则选择不提供任何无条件的帮助。

  印度因为专注于增强自身实力、稳固其国际地位、保持其经济高速增长、发展先进的 IT技术、提升核武器制造能力和努力实现航空梦,因此对全球治理兴趣有限。资深记者芭芭拉·克罗赛特 (Barbara Crosette)认为,印度是让"全球治理最为头疼"的国家。同日本一样,印度也期盼在联合国安理会得到一个常任席位,这一梦想似乎短期内注定无法实现。虽然印度在 G20论坛上表现出色,但也还看不到印度对全球多边秩序的改革和重组有何明确想法或蓝图。在亚洲内部,印度又回到亚洲区域主义,但与尼赫鲁时期形成鲜明对比,这次印度是追随者,而非领导者。印度虽然更多是从经济角度、而非政治和安全角度参与亚洲事务,但印度至今却仍置身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之外。

  亚洲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 "谁领导亚洲"这一问题息息相关。从历史角度看,除了亚洲国家之间相互竞争这一因素,还有三个因素在影响亚洲领导权这一问题:政治意愿、资源总量和区域合法性。在二战刚结束后的那些年,印度在亚洲拥有高度的合法性,渴望能领导亚洲,但却由于缺乏资源而功亏一篑。日本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它拥有足够的资源 ( 起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成为亚洲的领导者,但却缺乏合法性---由于存有对军国主义的眷恋,邻国认为日本对其军国主义并没有进行充分道歉。日本对于亚洲领导权的参与刻意保持低调、谨慎,最多只是提供援助,或者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对于政治和安全问题则保持回避。至于中国,当时既没有资源也没有合法性,同时也缺乏成为亚洲领导者的政治意愿。

  在今天的亚洲,虽然日本、中国和印度都有成为领导者的资源,但都由于各自的历史原因 (日本的战时角色、中国不稳定的政治体制、印度自万隆会议后在外交上表现出的傲慢)缺乏相应的合法性。此外,亚洲强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也阻碍了某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单独成为区域领导者的进程。结果,亚洲的领导权其实掌握在一小群实力较弱的亚洲国家手中。虽然东盟并不是完全没有优点或建树,而且也在地区事务中起着作用、发挥着影响力,但仍有人质疑其领导亚洲的能力---毕竟,亚洲拥有4 个世界最强经济体中的 3 个,8 个核武国家中的 4 个 ( 不包括俄罗斯) ,同时有快速增长的军事力量。

  

  三、亚洲与 G20: 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组织

  

  自 2008 年以来,全球性经济危机给亚洲带来全新机遇,尤其是借助 G20,亚洲得以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虽然创立 G20 并非亚洲的提议,但G20 的确有亚洲血统,1955 年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家中有4 个亚洲国家日后成为 G20 的成员,如果再算上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就是 6 个。

  但万隆会议和 G20 有明显不同。万隆会议只涉及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G20则是南北合作。万隆会议的焦点在政治领域,G20则将经济问题放在首位。即使那些曾作为万隆会议主要参会国的 G20成员,也今非昔比。日本参加万隆会议是其在二战失败后初次涉足国际外交事务,自此日本在亚洲乃至全世界成为一个重要的外交参与者。万隆会议是中国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初次亮相,作为一个贫穷、缺乏经验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很容易招来不信任;但如今,中国是新兴的超级大国,也是全球治理结构中的关键成员。印度已经抛弃了尼赫鲁的不结盟主义,亦不再是亚洲统一体的领导者。印度尼西亚在万隆会议上差点滑入独裁主义的深渊;如今作为 G20的一员,印尼已经发展成为亚洲民主制度的范例。此外,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已不再由诸如尼赫鲁、纳赛尔或恩克鲁玛之类的政治家来领导,而是由技术专家担任国家元首;毛泽东和苏加诺那样激情燃烧的思想家已成为历史,现在的领导人则是内敛持稳的辛格和苏西洛。但是,尽管有这些变化,印度、中国和印尼仍然将自己视为发展中国家,继续遵守第三世界同盟那些由来已久的规则。

  现在还无法确定 G20是否能在制度能力建设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能否发展成重要的、永久性的全球机构,从而与七国集团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共同制定决策,安排全球议事日程。G20成员国所持思想各不相同,这个组织更注重新兴国家之间 "基于争议并以利益为导向"的互相合作,但"这些新兴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利益更多地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而不是互补关系",这将妨碍它们之间的协同合作。此外,G20是一个类似于高级俱乐部的组织,受到有关代表性和合法性问题的困扰,用两位印尼观察家的话来说,"从全球治理和亚洲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角度来看",G20"作为一个寻求国际合作的部长级会议"的出现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但也有很多挑战需要优先处理:亚洲国家需要证明自身有能力保持高经济增长率,维持政治局面的稳定,并且致力于促进地区融合。对于像亚洲这样以经济增长为导向并受市场驱动的地区,采取建立在政治化的正式结构之上的道路并不适合。

  在 G20 内,亚洲国家并非作为一个整体发声。在全球金融规则改革的问题上,G20内"由于缺乏统一的亚洲声音",美国和欧洲得以更加从容地制定规则,致使有时候损害了亚洲利益。

  当时参加万隆会议的所有国家都没幻想过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但 G20 内的亚洲成员国都渴望能成为地区甚至整个世界的领导国,实际上,它们可以凭借 G20来领导亚洲。

  针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治理的又一重要议题,亚洲也没有显示出全球性的领导力。中国和印度联起手来,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为理由,成为抵制西方国家要求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倡议。它们都拒绝了到2050年在 1990 年基础上减排 50%的要求。它们都要求通过自己的国内政策进程来实施减排,而与国际性的减排行动脱钩。它们这种防御性的立场不符合前述阿玛蒂亚·森的设想,即"在如何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尤其是避免错误地治理这些全球挑战的问题上,要领导世界"。

  G20中的亚洲成员国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印度和日本都寻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席位,对此中国并不支持,有分析家据此批评中国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多极化,但在地区内寻求单极化。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中、印之间的竞争已现苗头,时至今日,两国间的角力仍被津津乐道。中、日之间的竞争在万隆会议时还未出现,现今则受到广泛关注。这种局势隐含的危险在于,G20中亚洲成员国间的竞争---如中、印之间为争夺非洲资源和市场所进行的竞争,俄罗斯、中国和巴西针对非洲的武器销售展开的竞争---可能波及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其他亚洲地区。与此同时,非G20 成员国 ( 比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对那些沾沾自喜于自己在全球事务中取得新位置的国家 ( 比如印尼) 也抱有不满。

  

  四、结论

  

  "中国和日本可以通过自助来帮助世界",这是记者弗兰克·秦 ( Frank Ching)为 《日本时报》撰写的一篇评论的标题。它非常具有启示性,表明"自助"很大程度上就是亚洲国家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亚洲国家如今对国际秩序的态度,不再有针对西方主导地位而产生的防御或对抗,但从传统国际关系的权力指数来看,崛起的亚洲与全球治理的需求之间还是有着明显的距离。亚洲国家在全球权力结构中崛起,渴望在国际秩序中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但西方国家对此的抵制引起亚洲国家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裂痕产生的原因。然而,即使亚洲国家在国际机构中获得更大影响力,亚洲似乎也难以打破"自助即是助人"的思维模式。此外,亚洲国家内部的分歧和竞争也是亚洲取得更多全球治理领导力的绊脚石。

  本文开篇提到,亚洲大国努力提升本国实力的愿望和它们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之间存在"似是而非的矛盾"。其实,这两个目标并非必然对立。但正如上文所分析的,这些国家对自身角色认识的转变,如中国的 "多极化" 和 "和平崛起"观念、日本对于"正常国家"的追求以及印度追随寇松和马汉的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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