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超:恐惧与宪政:宪政的政治心理学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9 次 更新时间:2013-06-19 23: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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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超  

  

  内容提要 “恐惧的政治”正在困扰着西方宪政民主政治。英国学者富里迪认为这是人的理性与自治能力长期受到怀疑的结果。他主张培养一种崇尚理性与冒险精神的“人文主义人格”,以克服这种政治恐惧感。然而他没有意识到西方宪政理论与实践本身就是以人的恐惧感为心理学基础的。本文通过解读霍布斯、洛克及联邦党人的著作,分析他们如何在人的恐惧感基础上建立现代宪政理论与体制,并指出在政治生活中对人的理性与政府权力保持怀疑与警惕态度是必要的。

  关 键 词 恐惧 宪政 霍布斯 洛克 联邦党人

  

  “恐惧的政治”

  

  “恐惧的政治”据说已经成为西方世界一个普遍的政治现象。在最近一本出色的著作———《恐惧的政治》中,英国学者富里迪先生不无感慨地写道,“恐惧的政治看来正在主宰西方世界的公共生活。我们已经变得非常善于彼此恐吓并显出一副被恐吓的样子。”这种”恐惧的政治”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政治家正有意识地操纵民众的焦虑感以实现其目标”。他们通过展示各种政治危险( 如恐怖主义、食品安全等)来恐吓民众,以获得民众的选票或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民众越来越习惯以一种“被吓着了”的“幼儿”姿态表达他们对公众人物的不满,并日益远离公共生活。

  富里迪先生对此表示担忧。因为,“恐惧的政治表明了弥漫并侵袭公共生活的衰竭与疏离感症状”。政治精英不再执着于他们的政治信念与立场,事实上他们已经失去了方向感,从而失去为政治发展提供更多选择的能力。他们对人类的理性实践能力感到悲观,害怕作出重大改变,担心社会变革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他们对民众的政治参与抱有戒心,在实践中他们或是绕开大众,或是以事无巨细的规则对公众生活方方面面进行“管教”,削弱公众自治能力。与此相应,公众对政治精英越来越不信任,但是他们并不试图通过政治参与改变他们不满意的政治状况。他们越来越多地接受一种无能为力的“宿命论”与“犬儒主义”观念,对政治越来越冷漠。最终,整个公共生活失去了以往的活力。

  然而,如果我们将“恐惧的政治”只是当做西方宪政民主政治实践中的政治病,那么我们将大大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富里迪先生认为“恐惧的政治”背后有着更深刻的社会观念原因———“启蒙运动遗产”在当代的失落。西方启蒙运动高扬人的理性以及社会进步大旗。但是在当代西方对启蒙运动的批判洪流当中,“社会进步”观念与人的理性能力受到彻底的质疑。正是这种对“进步”与人类理性与自主的深深怀疑与批判,导致了人们在政治领域中日益增加的犬儒主义与宿命论,甚至产生一种厌恶人类的情绪。“恐惧的政治在厌恶人类和犬儒主义的园地里茁壮成长,对人类改变或改善其环境的努力总是冷嘲热讽”。这样,人类社会的任何“进步”与“理性计划”都会被怀疑为潜在的灾难。这导致一种“易膨胀的怀疑感”,并使人很容易向焦虑和恐惧感屈服。

  为彻底治疗人们的“恐惧”,恢复宪政民主政治的活力,富里迪先生给出了他的药方。富里迪先生的方案是“维护人文主义启蒙运动的遗产,并且将它们教化得更深更广”。这个药方的核心是“教化”一种“人文主义人格”以取代当前的“脆弱型人格”。这种“人文主义人格”肯定人的自律与理性,肯定普遍价值与冒险精神,最重要的是他对人的能力充满信心:“相信改变和转变环境的能力”,“相信人类拥有克服逆境的潜力”。

  在当前学术界对启蒙运动的一片批判声中,富里迪这种重新肯定“启蒙时代之理想人格”主张显得异常独特。这也正显示了富里迪先生这位激进民主派克服“恐惧”的能力,因为要在批判启蒙的巨大洪流中逆流而上,需要非凡的勇气。富里迪对其“药方”似乎充满自信,以至于他没有在著作中正面回应霍克海默、哈耶克等人对启蒙运动以来人们高扬理性做法的批评。他们或是批评过分崇尚科技理性导致人的“异化”,或是批评国家的理性经济计划导致政治专制。

  信心过度的“勇气”会变成“鲁莽”。在阅读激进民主派的著作时,我们尤其要记住亚里士多德这个洞见。因为他们常常勇于批判而疏于自省。因此,我们在敬佩富里迪先生的勇气的同时,仍然有必要对他的“药方”进行检验。毕竟,哈耶克等人对理性主义的批评至少让我们不得不担心两个重要的问题:富里迪先生“药方”在治愈“恐惧的政治病”的同时,是否也可能带来令人难以承受的“副作用”?在政治事务上我们是否有必要对人的理性与德性保持一定的怀疑与“恐惧”态度?

  对于第一个问题,霍克海默与哈耶克等人的著作已经给出了深刻的回答。因此在本文中,我更多地讨论第二个问题。我尝试通过对霍布斯、洛克、联邦党人著作的解读,考察这些启蒙运动先驱是如何在人的“恐惧感”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宪政理论与制度的大厦。在此基础上,我试图提醒人们,富里迪先生的“药方”在治愈西方“恐惧的政治”的同时,也可能会动摇宪政理论与实践的心理学基础。对于正致力于实现“宪政”的中国政府与知识分子而言,这样的考察绝不是多管闲事。这些思想家的著作提醒我们,不管我们模仿西方宪政制度还是走自己的路,对人的理性与德性保持一定的怀疑与警惕态度是明智的。

  

  霍布斯:对无政府的恐惧

  

  富里迪先生在其著作的一小段文字中提到了霍布斯,把他称为第一位系统构想“恐惧的政治”的哲学家。然而富里迪忘记告诉人们,霍布斯同时也被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称为“自由主义的创立者”。毫不夸张地说,在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中,霍布斯对“恐惧”的理解最为深刻。霍布斯甚至在其诗体自传中称自己是“恐惧”的孪生兄弟。这不是霍布斯的自我解嘲,而是霍布斯的自我肯定。因为正如施特劳斯所言,霍布斯将人对死亡的恐惧等同于“理性”与“道德良知”。因此,霍布斯其实是在自传中称赞自己天生德智兼备。霍布斯与富里迪对恐惧的看法明显不同。富里迪先生认为恐惧意味着人对理性失去信心,而霍布斯却认为只有在恐惧当中,人才变得理性。

  霍布斯对“恐惧”的称赞源于他对人性的悲观。在他看来,人天生贪婪与爱慕虚荣。他们总想占据公共财产,从别人那里获取某种利益。他们总是虚荣自负而贬低他人,总想在各种比较之中胜过他人,以此荣耀自己。所幸的是人同天生害怕死亡,对死于暴力的恐惧能够将他从虚荣自负中拯救出来。霍布斯将“死于暴力”视为人类的“至恶”。在这个“至恶”恐吓面前,人不得不抑制他的虚荣自负。暴力施加的伤害与痛苦让人低下傲慢的头,而死亡的威胁减缓人的怒气以及报复的冲动瑏?瑡。人得以从“高人一等”的自负幻觉当中清醒过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恐惧”让人回归理性与道德。

  这两个人性的洞见促使霍布斯与传统政治哲学决裂。他把传统政治哲学的人性观点———“人天生是城邦的动物”称为“浅薄之见”。虚荣自负的天性表明人是反社会的。只有人与人的相互“恐惧”才能克服人的反社会倾向,使政治共同体的结合成为可能。因为,“人如果没有恐惧,就会更急迫被支配人所吸引而不是被社会所吸引。……大规模的、持久的社会起源不在于人们相互的仁慈而在于相互的恐惧。”霍布斯声称,他暂缓自然科学研究而优先讨论政治哲学,就是为了告诉人们这个真理。他希望他的著作能够激发他的同胞对无政府的恐惧而接受绝对主权的统治瑏瑣?。这样,他的祖国就可以结束内战而长治久安。

  霍布斯的做法是给人们描绘了一个可怕的无政府自然状态,并在人们对无政府恐惧的基础上建立整个政治大厦。在自然状态中,人拥有彻底的自由。这种绝对的自由使人们放纵其贪婪与虚荣自负的天性。在竞争、猜疑以及争夺荣誉的刺激下,他们开始相互敌视,并产生彼此相害的动机与愿望。由于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身心能力相对平等,因此一个人能够很轻易就杀死另一个人。这样的结果是,“由于人们这样互相疑惧,于是自保之道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也就是用武力或机诈来控制一切他所能控制的人,直到他看到没有其他力量足以危害他为止”。无政府的自然状态因此变成了战争状态,更准确地说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事实上,霍布斯声称无政府就是战争状态。这样的战争状态下,“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

  恐怖的战争状态并没有让霍布斯马上提议建立一个绝对主权政府,反而提出了个人自我保全的自然权利。在“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中,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个体生命的威胁。而既然死于暴力是“至恶”,那么人们做任何事情来保护其个人性命都是正当的。“我们既然处在如此多的危险中,这些源于人天性的贪恋的危险每天都在威胁着所有人,那么我们就不该为自我防备而受责……自然权利的首要基础就是:每个人都尽其可能地保护他的生命”。

  这种保全生命的自然权利是绝对的,它构成了个人其他权利与自由的基础。人们有权利运用任何手段、任何东西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同时,保全生命的权利是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因而在日后的社会契约之中,“不以强力防卫强力的信约是永远无效的”。即便是在人们处于绝对主权统治之下,霍布斯仍然宣称“人身伤害畏惧感”使得人们的任何保护生命安全的行动成为正当。他甚至认为战争中的士兵出于恐惧而逃跑是正当的,尽管是羞耻的。

  在宣告人的自然权利之后,霍布斯才提出国家建构的建议。他认为自然状态中的绝对权利丝毫没有解决问题。事实上,如果每个人对任何东西都有权利,就意味着没有权利。为了摆脱战争状态、保护人的生命,人们唯一的出路是相互签订契约形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并服从于一个公共权威。为此,他们必须放弃自己某些权利,并选择一个主权者来统治他们。这个主权者不是立约的一方,因此他能够超越于各个立约方的利益之外秉持公正。这个主权者可以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虽然有不同的形式,主权者的职责都是一样的,“那便是为人民求得安全”。

  因此,国家不过是人们实现其自我保全的自然权利的工具。

  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权者的权力是有限的。恰恰相反,为了实现其职责,主权者必须拥有足够大的权力。霍布斯非常清楚,一个出于恐惧而建立的国家,只能通过使其公民恐惧加以维持与运转。这是因为在政治共同体建立后,人的反社会本性只是受到压制,而没有根本改变。因此,主权者必须具有足够大的权力以使其公民畏惧,畏惧带来公民的服从与政令的推行?瑐瑠。实际上,霍布斯赋予主权者绝对专制的权力。他有权为公民立法,决定什么是正义与非正义。他掌握赏罚大权,支配税收财政。他可以压制各种不利于稳定的言论,确定哪些信仰是异端邪说。他超越社会契约之外,其权力不受法律的限制。他的权力不可分割,不受法官以及各种私人团体的挟制。

  为了给主权者这些权力辩护,霍布斯竭力在战争状态与绝对主权之间建立一个“非此即彼”的联系。他不厌其烦地提醒人们,只要主权者的权力受到任何的约束与削弱,人们就会回到可怕的战争状态。这是因为主权的分割与约束使得国内派别有机可乘而使战火重燃。如果主权权力被分割,国内各派就会拉拢不同权力而导致国内冲突。如果主权者受到约束,例如缺乏压制言论自由的权力,异端邪说就会煽动人们叛乱。总而言之,“假如人们没有因恐惧公共权力而受到约束,他们就会相互猜疑和恐惧,人人都可以正当地、也必然会想办法防备别人,此乃人的自然使然。”因此,人们要么服从绝对主权之下,要么生活在战争状态之中,此外别无选择。霍布斯期待着人们因对后者的恐惧而明智地选择前者。

  至此,霍布斯成功地塑造了一种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现代政治理论的大厦。霍布斯告诉人们,无政府将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可怕的战争状态。面对死亡的威胁,每个人都可以采取任何方式保护自己———自我保全的自然权利必须得到承认。但是要摆脱战争状态,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绝对主权政府。这使其理论呈现出一个二元结构:个人不可剥夺的自我保全权利与绝对的国家主权。

  霍布斯竭力证明这两者是一致的,因为只有服从才有保护。但他也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在某些地方他提到主权者可能会迫使公民伤害自身。这样,绝对主权与不可剥夺的自我保全权利发生了冲突。霍布斯并不试图调和这两者,反而让两者保持一种对峙局面。他认为主权者有权力这样做,但公民也可以反抗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因为公民从未转让保卫生命的权利。这个二元格局削弱了霍布斯理论的逻辑严密性,但是影响深远。现代宪政理论正是在这个“个人权利VS 国家权力”二元格局当中逐渐展开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霍布斯奠定了现代宪政理论的基础,尽管他不是一个典型的宪政论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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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201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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