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漫谈六位老校长——追忆李文海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0 次 更新时间:2013-06-19 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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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往事如云,往事并不如烟!

中国人民大学,是第一所社会主义大学,这是母校的“特质”和“性格”,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母校拥有“第二中央党校”的“美誉”。

笔者1985年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迎来了新校长——袁宝华先生。李文海先生,大概就是那时候,就任副校长的。

记得上国民党史课的时候,有位老先生,在讲孙中山的余暇,总是不忘讲些母校的逸闻趣事,可以说,笔者大学史的启蒙教育,就是从这位老先生的课程上开始的。林希翎被关押在哪里,为避免“自杀”,好几位看着她;孙维世的哥哥,孙泱,那时候是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文革死的很惨;创造社的才子成仿吾,晚年就任人大校长,这时候,学生们连食堂都没有,整个校园,差不多都让二炮“军管”了,人大搞了轰轰烈烈的“护校”运动。

笔者就读的四年,1985——1989年,袁宝华校长,主要的工作在国家经济委员会那边,很少见到校长大人。但,在一二·九纪念会上,这样的场合,还是能够见到校长的,袁校长给人大学子的深刻印象,除了毕业证书的袁宝华印章之外,大概就是言必称“王老”。王老,指的是王胡子——王震。

殊胜因缘,笔者入学,1985级开学典礼,正好是迎来新校长的日子,那一天分外隆重,上了新闻联播,还不是因为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亲临,印象中兄弟部委的负责人,来了不少。最有趣的的是来了两个“李鹏”,财政部副部长和国家教委主任,都叫LI PENG。留下墨宝,财政部的李鹏,把鸟去掉,变成了——李朋。那位有“鸟”的李朋,后来居高位,担任过总理和委员长,这是后话。

袁宝华校长,大概,把1985——1991年,就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六年,当做自己职业生涯的一段插曲,这位老先生热衷的是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袁宝华教育基金,也是这个方面的。

既然校长是“遥领”,那么,主持校务黄达副校长,就不是那么轻松了。看李文海先生生平,其实,1987年,李先生就从副校长,调整为党委书记,一直做到1994年。而1991年袁宝华先生去职后,黄达先生于1991—1994年,担任了三年的校长,黄达先生离职后,李文海先生于1994—2000年,担任六年校长。李文海先生担任校级领导长达十五年,里面有十三年,负有主要责任。李先生离职后,纪宝成从2000—2011年,执掌校务十一年。2011年,“六〇后”陈雨露登上历史舞台。

回顾校史,梳理六位校长的“风格”,也是一桩有趣的事情。从母校的成长来看,1950年10月3日建校之前的“史前期”,无论是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成仿吾都是很关键的人物。因为,在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成仿吾都是校长和党委书记“双肩挑”。创造社的才子、长征路上唯一的教授,如此全能的优势,使得成仿吾在“史前期”,给这所学校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海运仓正式建立,依然是“史前期”的人员的综合配备。革命五老之一——吴玉章老先生,担纲校长,“满目青山夕照明”,老前辈夙夜在公,但,年龄不饶人,已入古稀。老先生还要领导国务院文字委员会的工作,六十年代初年,花费不少心思,纪念辛亥革命。

吴玉章老先生德高望重,有口皆碑。成仿吾1950年之后,担任三所大学的一把手,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很少见到三所学府的老先生,怀念和感怀,这位教育家,起初,很纳闷儿,后来,读到赵俪生先生的《篱槿堂自序》,就释然了。

大概,1948年底,1949年初,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到正定传达中央指出,北平解放在即,进城后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的任务,交给华北大学。

从此后,每天下午,在吴玉章校长住的大厅里,开会讨论。有一天,讨论到北平各大专院校教师到文管会报到问题。有人主张,不管年龄大小,全要亲自报到。有人说,像陈寅恪,眼睛瞎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是,成仿吾副校长用洪亮的湖南话发话了。他指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

清华毕业的赵俪生心想,这是把自己当成征服者,要知识分子“迎降”。年轻气盛、不会来事的赵俪生,忍不住了,给大家讲了列宁善待巴甫洛夫的故事。巴甫洛夫开口闭口,大骂布尔什维克“匪帮”。但,列宁隔几天,带着黑面包和黑鱼子看望这位科学大家。赵俪生提高嗓音:“特别值得成校长学习!”

赵俪生发言三天之后,接到华北大学的调离通知。通知云:山东现已解放,山东分局来函,要求华北大学提供支援。赵俪生同志是山东人,理应支援桑梓。

时间不长,“校部的秘书又来通知,鉴于赵俪生同志有三个孩子,年岁幼小,并且夫人怀有身孕,冷冬朔九,车马颠簸,会有诸多不便,经吴玉章校长提出,将吴老随身的两名勤务员之一孙春芳同志派遣来辅助赵俪生同志,一直送到华东,不必回程,在当地济南公安部门另行分配工作。”

以上故事,出自《篱槿堂自序》第卅三节,这一节的标题非常醒目——跟成仿吾的冲突,“实在感谢吴老对干部的人道主义之情了。”乃本节最后一段话。

赵俪生先生在历史的转捩,机缘巧合,在1950年之前,见证了中国人民大学两位老校长的风格。这一幕,确实具有浓厚的政治象征主义。值得人们记取。

李文海1952年9月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研究班,1955年7月毕业留校任教,文革,中国人民大学这所社会主义大学停办,1971年——1979年,李文海分配到北京市委,中国人民大学复效,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文海,毅然回到母校,可见,教书育人,在先生心中的分量。吴玉章和成仿吾两位校长的风格,李文海有着自己的“体贴”的。

拨乱反正的特殊时期,邓小平任命成仿吾为人大校长和党委书记,郭影秋为副书记和第一副校长。成仿吾,已届耄耋,老病在身,缠绵病榻。实际上,主事者为郭影秋。这位老革命,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肄业,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允文允武。放弃云南省长,主动要求执掌南京大学,是一位很有真性情的老革命。六十年代初,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辅佐吴玉章老校长。

郭影秋和谢韬,两位“老副校长”,在历史的特殊时刻,推动中国人民大学,由“第二中央党校”,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型学府进军,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李文海先生“归队”后,先后担任清史研究所和历史系的领导,见证了那段历史时期,同时,郭影秋、谢韬两位先生,开明、宽容的治校风格,对李文海起着耳濡目染的作用。

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学,在六十年国史中,难得的一段“休养生息”。1987年李先生就任党委书记的时候,大陆在试行校长负责制。1989年风波之后,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94年,李先生由于党委书记转任校长。

从中国大学史来看,史学大家陈垣先生,执掌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胡适先生1945—1948年,出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堪称民国教育史的佳话。1979年之后,世界史家齐世荣、刘新成,任首都师范大学校长,近代史家章开沅、马敏,执掌华中师范大学。都很有意思。

记得,进入大学,就赶上“文化热”,和“学潮热”,“万般皆上品,惟有读书低”“傻得像博士,穷得像教授”,都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学府写照。

“文化热”和“学潮热”,恰如钟摆,在校园里来回滑动。“文化热”,古今中外,色彩纷呈,各种学说、各派思潮,竞相登场。

“文化热”里,听到李文海先生的讲座。身披风衣,敦厚儒雅,是先生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李先生在讲座中,主要解释文化的分类。笔者关注的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李先生似乎也有所涉及。但,先生中正平和的观点,确实,难以满足笔者当时的“关切”和“诉求”。也就是说,当年,李先生的讲座,笔者是很不满意的。

大概1987年秋天,有一个机会,负责党史系的黑板报——《党与共和国》,除了把自己的心得登出来外,还组织了不少有趣的稿子。因为,黑板报摆在校图书馆门口,观摩的学友,还真不少。这样,一来二去,笔者在学校里,还有些人望。通过黑板报,历史系的尚红科、新闻系的肖峰,成为好友。老尚成立古今学社,聘我为顾问;党史系的学弟袁岳,搞讲座,把我拉过去,硬给其他学友介绍我:这是启蒙专家。

现在回想,真是胆大妄为,放肆得很。这些事情,在那时候,都是很正常的,不算出格。这样我的胆子越来越大,直到1988年,团员进行重新登记,笔者借口没钱,不进行登记了。

中国人民大学在海淀剧场,召开团员大会,主事者正告:人民大学的同学们,经受住了考验,只有一位党史系的同学,脱离团组织,据说,这位同学准备信奉佛教。

同班学友给我传达这一消息时,真把我笑喷了。笔者大二时,曾经理过光头,但,这是为了个性,和出家没有什么关系呀!也许,因为这件事,我在学校挂上了“号”,为“毕业”所发生的“怪”事情,无形之中,做好了铺垫。

笔者就学的四年间,历经三次学潮,第一次,1985年的九·一八学潮,因为抗议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具有某种程度的“政治正确”,结局还不错;1987年初的学潮,1989年春夏之交的学潮,惊天动地,引发了中国政治大地震。1989年那次,笔者亲历亲见,也曾在“红楼”,与学校机关干部理论,想来,这一年,李文海先生过得不轻松。

1989年毕业时节,不能和往常的学友一样,正常毕业。因为风波,所以,1989届的学友,都要接受两周的“毕业教育”。在八百人大礼堂,李文海先生是否发言,已不大记得了,但是,吴树青、郑杭生、罗国杰,三位副校长的“训词”,很是让学友们接受不了,鼓倒掌,发嘘声,弄得三位先生很是下不来台。端正魁梧、器宇轩昂的黄达先生,通情达理,剀切陈词:同学们,在学潮中,付出了很大代价的,我们是受到很大压力的。这番话,赢得了学友们的理解和同情。

恩师萧延中先生,在1989年那场风波中,流淌着知识分子的良知,有着与众不同的风骨,因此,受到连累。党史系奉命审查,萧先生所带论文,笔者,躺着也中枪。

接受毕业教育完毕,图书证已经交还,笔者,还要重新写作毕业论文,这是笔者给母校在毕业时节添的第一个麻烦;毕业自我鉴定不合格,需要重新填写,这是笔者给母校的第二个麻烦;火车站人员在学校发送毕业生行李,学校保卫处开包检查的唯一一份行李,也是谢某人的,这是笔者给母校添的第三个麻烦。

夜深人静,笔者躺在母校二号楼二二八房间的铺位上,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给母校添了这么多麻烦?

宿舍里那位分配到中央纪检委的老大哥,提醒了我:原来,整个风波中,中国人民大学唯一一张署真名的大字报,正是出自笔者。时过境迁,那张大字报,是否依然静静躺在母校档案馆里?

2013年6月13日上午10点半,李文海老书记的遗体告别仪式,到底去不去?笔者纠结了好几天。李文海老书记,宽恕学生当年的举动吧!

1989年,离开母校前夕,财政系的有位好友,在教务长那里,打听对我的判断,那位教务长,开诚布公:谢志浩,思想极端,一贯反动。

世事难料,十一年之后,从商业部、教育部,转了一圈,回到母校,荣升为校长,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纪宝成。

纪宝成从2000年到2011年,执掌中国人民大学十一年。纪宝成对工程师治国理政,有着很高的悟性,顺势而为,弄来不少的项目和基金。但,中国人民大学不少先生,对纪氏的官僚做派,不无厌弃之感。殊不知,纪宝成,还真是看不上老辈的做派,前任两位老校长黄达、李文海先生,本分端正,休养生息,在纪宝成看来,纯属无能的表现。单凭纪宝成给自己发一个一级教授的证书,就可以窥见,这位官僚的胆大妄为了。纪宝成这种蛮横劲,可谓成仿吾的衣钵传人啊!李文海老校长去世前夕,中央巡视组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祸害母校,损公肥私、贪赃枉法的罪行,也该到了清算的时候了!

延安五老之一——吴玉章老先生,开创了一个有意思的先例,那就是长寿,吴老,1878——1966年,88岁;成仿吾,1897——1984年,87岁;袁宝华,1916年出生,97岁,依然健在;黄达,1925年出生,88岁,身子还硬朗。与前四位老校长比较,李文海先生,不到82岁,就离开人世,显然是有些早了。

(2013年6月14日,书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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