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历史资本主义的轨迹和马克思主义在三个大陆的使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2 次 更新时间:2013-06-19 17: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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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米尔·阿明  

  这样的话,这些策略不过是在这种异化的框架内被设想,其“科学性”论断没有真正的基础。

  然而,仅仅依附于马克思的清晰分析是不够的。不仅因为“现实”本身在变化,而且在马克思所开创的对现实世界的批判的发展中总有“新”的事物需要被考虑。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进行的分析并不完整。在他计划出版的《资本论》第6卷中(没有真正撰写),马克思打算讨论资本的全球化。现在,这需要由其他人来完成,这就是为什么我敢于倡导建立“全球化价值规律”的模型,恢复与历史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密不可分的非平等发展(通过中心/边缘的两极化现象)的位置。在这种模式中,“帝国主义租金”被融入资本的生产与循环以及剩余价值的分配这一整个过程中。这种租金是导致挑战的源头:它解释了为什么帝国主义中心的社会主义斗争会衰退,并且强调了边缘国家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全球化体系的斗争具有的反帝国主义性质。

  这里,我不再去讨论马克思的文本对这一问题的诠释。马克思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巨人,由于其批判的敏锐和思想上不可思议的缜密,他的直觉必定告诉他,他在这里遇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可以从他对英国工人阶级与沙文主义结盟的灾难性后果的敏锐观察中看出,而这一后果与对爱尔兰进行殖民剥削直接相关。对于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法国,马克思一定也不惊讶,因为法国在经济上比英国落后,在政治觉悟上却比英国高。像恩格斯一样,他也希望德国的“落后”能使一种进步的原始形式向前发展,把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融合在一起。

  列宁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强调了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中的质的转变,得出了必然的结论: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一个必要的进步性的阶段,现在已经“腐朽”(列宁自己的话)。换句话说,它已经变得“陈旧”和“衰老”(我的用语),因此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期不远,这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在这个框架中,他设想了一种在边缘地带(比如作为“薄弱环节”的俄国)开始的革命并付诸实践。然后,在他对欧洲革命的希望破灭之后,他认为革命应向东方转移,在那里他看到了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目标与反资本主义的目标的融合已经成为可能。

  毛泽东严密表述了在上述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的复杂性和矛盾性。“马克思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历史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这个挑战并不存在于19世纪最明晰的政治觉悟中,其出现是由于改变世界的主动性已经向边缘地区人民、民族和国家转移。

  帝国主义租金不仅造福于统治中心的垄断资本(以超级利润的形式),它也是社会整体再生产的基础,尽管它存在明显的阶级结构和对工人的剥削。这就是佩里·安德森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出发所清楚分析的状况,他将其描绘为“失败的产物”(对社会主义视角的抛弃)。随后马克思主义遭到谴责,因为它不再致力于“改变世界”,而是致力于“学术”研究,失去了政治影响。社会民主主义的泛滥是最终的后果,它既向美国的“共识”意识形态靠拢,又向服务于世界帝国主义统治的大西洋主义靠拢。

  “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术语,指的是忠诚于朝向社会主义的长期道路的世界)显然是不可能的,除非它提供一个解决边缘地区人民(占世界人口的80%)问题的办法!“改变世界”因此意味着改变这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马克思主义分析了世界的现实,以使变革的力量尽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它必然需要承担起一个面向三个大陆(非洲、亚洲和拉美)的决定性使命。

  这与我们面临的斗争领域有何联系呢?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我的主张是分析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如何转化(“老化”)为普遍化的垄断资本主义(因此而更加老化)。这是为了回应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长期体制危机而发生的质的转变,而这种危机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从这种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主要结论:(1)帝国主义体制已经转变成了三方集团帝国主义,以回应第一次觉醒浪潮所带来的边缘地区的工业化。这与新帝国主义实施控制世界体系的新方式同时发生,这些新的控制方式基于对地球及其资源的军事控制、寡头们对独占技术的超级保护以及他们对世界金融体系的控制。(2)随着独特的统治寡头的出现,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无视垄断资本主义出现所代表的决定性转变的普遍化。新的西方激进左翼知识分子拒绝衡量寡头集中的决定性影响,如今寡头们在整体上支配生产系统,并且以同样的方式支配着所有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生活。把“社会主义”这个词汇(随后是“共产主义”)从语言中抹去后,他们展望的不再是对剥夺者的必要剥夺,而是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被他们称为带有“人类面孔”的“另类资本主义”。“后”话语(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等)的泛滥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例如,奈格里(Antonio Negri)对这种决定性转变不置一词,而我却认为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的核心。

  在法语中,“le people”(更精确是,les classes populaires)就如同西班牙语的“el pueblo(los clases populares)”,它不是“所有人”的同义词。它指被统治和被剥削的阶级,因此也强调他们的多样性(及其与资本的各种关系),它使建立有效的具体策略成为可能,并使这些策略成为积极的变化动力。这与英语的同义词正好相反:“people”(人民)并没有这个意思,它与“les gens”(每个人)同义,在西班牙语中,其同义词是“la gente”。官方宣传中忽略了这些概念(它们由马克思主义提出用法语和英语表述),并代之以一些模糊的词汇,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奈格里所使用的“multitude”(大众)。赋予(没有增加,反而减了很多)这一词语一种所谓的分析力量,是一种哲学上的精神错乱,他借用了斯宾诺莎的用法,而斯宾诺莎所生活的时代和背景与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联系。

  新的西方激进左翼的时髦的政治思想也忽视了普遍化垄断的统治所具有的帝国主义特点,进而用空洞的词汇“帝国”(奈格里所使用)来替代它。极端地说,这一西方中心主义忽略了任何对帝国主义租金的反思。只有认真考虑这一概念,才有可能理解社会再生产的机制及其带来的挑战。

  相比之下,关于用什么样的术语来分析这一挑战,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既具有深刻的革命性又具有现实性的观点,使他有可能推断出沿着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道路不断前进的有效策略。由此,他区分并联系了现实的三个方面:人民、民族和国家。

  人民(大众阶层)“想要革命”。这意味着有可能建立一个霸权集团来把不同的被统治和被剥削的阶级团结起来,这个集团对立于使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统治体系的再生产成为可能的那个集团,后者的运转依赖于买办霸权集团和供其驱使的政权。

  帝国主义统治否定“民族”的尊严(被边缘社会的历史所伪造)。这种统治已经系统性地摧毁了民族的原创性。人民的解放与他们所属的民族是分不开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用一个更加团结性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来代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各民族需要“解放”,这与人民斗争是互补的,而不是冲突的。因此,这里的“解放”并不是对过去的恢复(一种文化主义者对过去的幻觉),而是对将来的创造。这是基于民族历史传统的激进转型,而不是虚假的“现代性”的人为植入。继承下来并受到转型检验的文化在这里被理解为政治文化,请注意不要使用毫无区别性的词汇“文化”(它包裹着“宗教”和很多其他形式),它没有任何所指,因为真正的文化并不抽象,也不是一种历史上永恒不变的存在。

  谈论“国家”的基础就是必须承认其在处理与霸权集团的关系中的自主权,这是其合法性的基础,即使国家也具有大众性和民族性。只要国家存在,就不能忽略它相对的自主性,至少在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过程中,它的相对自主性会始终存在。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后,我们才能考虑“没有国家的社会”,而不是之前。这不仅因为人们应该保护大众和民族的进步不受持久统治世界的帝国主义侵略,也许更重要的是因为“要推进这一漫长的转变”也需要“发展生产力”。换句话说,目的是实现帝国主义在边缘国家极力阻止的事情,并消除世界两极化现象,这与历史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是分不开的。这与通过模仿中心帝国主义来实现“追赶”是不同的,这种追赶是偶然的、不可能的,尤其是不受欢迎的。它强加一种不同的“现代化/工业化”概念,这种现代化/工业化基于实施过程中大众阶级的真正参与,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会给他们带来即时利益。因此,我们应该放弃那种占主导地位的推理,即认为人民应该无限期地等待,直到生产力的进步最终产生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然”道路的条件。这些力量最初就应得到发展,以便建设社会主义。显然,国家的力量处于“发展”的需求与“社会主义”的需求之间的冲突的中心。

  “国家需要独立”,这必须被视为两方面的目标:大众阶级的独立(自治的最高形式);资本主义世界压力下的独立。“资产阶级”(宽泛地讲,在国家处于控制地位的统治阶级,其目标总是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具有民族性和买办性。如果条件允许他们扩大自治来对抗帝国主义的话,他们会选择“捍卫民族利益”。但是,如果条件不允许,它们会选择成为“买办”并屈服于帝国主义的需求。“新的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仍然处于模棱两可的地位,即使它以大众集团为基础时,也至少部分地受到“资产阶级” 倾向的驱动。

  从以上三个层面(人民、民族和国家)对现实的正确阐释是“变革”这条漫漫长路获得成功的前提条件。这需要加强人民进步、民族解放和国力发展之间的互补性。但是,如果大众的动机与国家的动机之间的矛盾加剧,则任何进步最终都会失败。

  如果这三个层面中的任何一个层面不关注对其他层面的阐释,那就将陷入僵局。作为唯一的实体的“人民”这一抽象概念,和不必担心权力交替就能改变世界的抽象“运动”的论断,都是不成熟的。“不惜任何代价”的民族解放的思想(被看成与霸权集团的社会内容无关),会导致难以挽回地执着于过去的文化幻象(政治的伊斯兰、印度教和佛教就是很好的例子),并且事实上毫无力量。这导致了向独裁主义的转变以及新兴资产阶级的形成。从“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演化到一种“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苏联模式的异化是最悲剧性的例子。

  边缘地区的人民、民族和国家不接受帝国主义体制,“南方”是一个长期存在起义和叛乱的“暴风区域”。从1917年开始,历史的发展就主要由边缘地区的人民、民族和国家的反抗以及独立运动(就独立于支配性的现存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体制的意义而言)所构成。这些运动,尽管具有局限和矛盾,却形成了当代世界最关键性的变革,远胜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处于体制核心地带的相对容易的社会调适。

  南方国家的第二波独立运动已经开始。“新兴”国家正在和其他国家——像它们的人民一样——斗争,在斗争中,三方集团帝国主义试图使它的统治持久化。华盛顿及其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的军事干涉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世界金融系统正在坍塌,取而代之的是正在逐步建立起来的自治性的地区体制。寡头政治的技术垄断已经被消解。

  当今时代的情况是要恢复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安第斯山脉附近的国家,是继外来殖民统治之后的内部殖民主义的牺牲品,它们正在政治上崛起。

  在斗争中,大众组织和激进的左翼政党已经击退了一些自由主义的计划(在拉美),或者正处在斗争的过程中。这些举措,首先在根本上是反帝国主义的,有可能使它们走上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漫漫长路。

  这两种可能的未来的相互关系如何?正在建造的“另一个世界”通常是模糊的:有最坏的情况,也有最好的情况,两者都是“可能的”(没有任何历史法则会在历史发生之前给我们一些暗示)。第一波边缘世界人民、民族和国家的革命浪潮发生在20世纪,它一直持续到1980年。任何对其内涵的分析都没有意义,除非将这三个层面相互之间的互补性和矛盾性考虑在内。边缘地区的第二次革命浪潮已经开始。它是否会更加有效?会不会比上一次更加彻底?

  

  结束资本主义的危机?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当代资本主义体制中的权力寡头正试图恢复他们的体制。为此,他们需要通过一种并不会挑战其至上权力的“共识”来说服人民。要取得成功,他们需要在一些关于生态挑战的说法上作出让步(尤其关于气候问题),给他们的统治加上环境保护的标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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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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