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祥:人类的宪政梦想——善政、驭权、法治、良宪和人本

——再驳“宪政姓资”论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3 次 更新时间:2013-06-18 10: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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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要走出“反宪政”的话语圈套和宪政论者的理论被动,就要从思想上弥补“宪政近代起源论”与“宪政普世价值观”的分歧,这就必需倡导和相信:宪政是人类的共同梦想。

  恶宪非宪,宪政也应该是良宪之治。人类共同的宪政梦想,就包括善政、驭权、法治、良宪和人本这五个政治理想追求。良宪之治的三个理想标准,即是良宪的政治实质标准、良宪的法律形式标准和良宪的人本价值标准。

  从人类宪政梦想的追寻历程来看,良善政治形态应该包括优良的政体、优良的统治者和优良的公民等要素。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人性对兽性的超越,规则理性对强力本能的替代,“法治政治”对“权治政治”的扬弃。人类宪政梦想,就是要规驯权力这匹野马,控制其野性,利用其能力。因此,驭权,意味着宪法政治是对强权政治的否定;也意味着宪政要规驯权力,驾驭权力,使之为人类所用;还意味着宪政要抑制权力行使者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这已经成为人类追求宪政的共识。构想和设计驾驭运用权力的宪政制度,是人类最重要的宪政智慧。因此,宪政驭权不等于三权分立相互制衡。

  人是遵守规则的理性动物,由此而形成的法治政治文化,为人类追求民主共和的优良政体和驾驭运用权力的宪法政治,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宪法政治是法治政治的最高表现和现实实践。人类追求法治政治的过程,必然也是追求宪法政治的过程。崇尚法治的政治是西方政治文化区别于中国传统权治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

  宪政需要良性宪法且依良宪治国。从底线来讲,宪政不能是恶宪之治,即使已有制定不好的宪法,也不可实行宪政。譬如,我国的1975年宪法,就是一部制定不好的“恶宪”,依照这部“恶宪”所进行的政治治理,就不能是宪政。

  宪政是以人为本的良善政治,宪政的逻辑起点和价值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尊严和权益。人类宪政追求之所以要强调善政、驭权、法治和良宪,就在于如此这样才能以人为本,才能确保人权、自由、民主和公平等宪政的人本价值。

  本文的论述再一次表明,宪政不姓“资”,宪政应该姓“人”。宪政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和共同追求;宪政产生于人类对理想政治生活的原初追求,而非“资产阶级的首创”;宪政的内容丰富多彩并还在完善过程中,不能将宪政的内涵局限于“反宪政者”所特定的“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应该说,追求良善的政治、对权力的驾驭、法治的政治文化、良性的宪法规范和人本的价值目的,才是人类的共同宪政梦想,也才是宪政的本质核心。

  “宪政近代起源论”容易掉入“反宪政”的话语圈套,反宪政者否定宪政的一个技巧,是将“宪政”等同于“资产阶级宪政”,从而,认为宪政是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权益和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创造物,“宪政姓资”,宪政的内容就是现代西方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实施的政治制度。譬如,杨晓青在《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文中,将“宪政”等同于“西方宪政”,再将“西方宪政”等同于“资产阶级宪政”,认为“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郑志学在《“宪政”主张就是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文中,则又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角度,得出“宪政”一词无论从理论概念来说,还是从制度实践来说,都是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以落入其背后隐藏着的“话语陷阱”等结论。

  这种拙劣的逻辑归谬,不是他们的创造。实际上,他们是利用一些宪政论者自己所主张的“宪政近代起源论”的观念,来攻击另一些宪政论者的“宪政普世价值观”。因为,“宪政近代起源论”与“宪政普世价值观”之间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如果倡导“宪政近代起源论”,那么,必然认为宪政产生于西方近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西方的专利,这就表明,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不同国家之间,宪政就不是“普世价值观”;而另一方面,如果倡导“宪政普世价值观”,那么,必然认为宪政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也不是西方的专利,宪政并非产生于西方近代,更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即是说,“宪政近代起源论”是错误的。由此可见,宪政论者内部的“宪政近代起源论”与“宪政普世价值观”的分歧,正好给反宪政者留下了口实,而他们对反宪政者的反驳,也因此而掉入了“反宪政”的话语圈套,被反宪政者牵着鼻子走。

  要走出“反宪政”的话语圈套和宪政论者的理论被动,就要从思想上弥补“宪政近代起源论”与“宪政普世价值观”的分歧,这就必需倡导和相信:宪政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因为,人类的共同宪政梦想,意味着,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宪政(包括思想理念、制度设计和实践活动),早在西方古代就产生了,古希腊人早已开始了对法治与宪政的思考和对宪法政治文明的追求。所以,宪政并非“资产阶级的首创”,也并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经过各时代各国家人们的共同努力,政治不断走向良善,已经形成了各种宪政模式,中国人民也可以创造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宪政模式。如此可见,通过人类的共同宪政梦想,就能够弥补“宪政近代起源论”与“宪政普世价值观”的分歧,更有力地批驳反宪政者的谬论。

  

  政治实质、法律形式和人本价值是良宪之治的理想标准

  

  如果宪政是人类的共同梦想,那么,人类共同的宪政梦想又是什么呢?

  如同恶法非法,法治应该是良法之治一样,恶宪非宪,宪政也应该是良宪之治。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恶宪之治不能是宪政。推行宪政,必然要有良宪作为其前提基础。因此,良宪之治,才是人类的宪政梦想。

  简要地说,宪政是强调宪法至上性和权威性的政治治理活动,是依良宪而治的良善政治。具体地说,宪政即宪法政治,就是以宪治驾驭权力并以人为本的良善政治生活方式及其制度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共同的宪政梦想,就包括善政、驭权、法治、良宪和人本这五个政治理想追求。

  进而言之,也可以将善政、驭权、法治、良宪和人本,归纳为判断是否良宪之治的三个理想标准,即良宪的政治实质标准--驾驭权力的良善政治;良宪的法律形式标准--基于法治政治文化的良性宪法;良宪的人本价值标准--人权、自由、民主和公平。

  

  善政包括优良的政体、优良的统治者和优良的公民

  

  善政,即良善政治,这意味着,宪政是一种良善政治生活方式及其制度体系。人类首要的宪政梦想,就是对良善政治生活方式及其制度体系的追求。反过来说,人类对良善政治生活方式及其制度体系的追求,就是对宪政追求。因此,追求良善政治,是人类宪政梦想的动因、内容和目的。

  从人类宪政梦想的追寻历程来看,良善政治形态应该包括优良的政体、优良的统治者和优良的公民等要素。

  (1)宪政首先是指优良的或理想的政体,即民主共和政体。人类宪政梦想首先就是共和主义理想。共和主义作为西方一种古老的政治传统,最早由柏拉图创立,经由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罗马法学家的发展,到近代的马基雅维利、哈灵顿、弥尔顿,再到卢梭和雅各宾派以及美国联邦党人等。这种共和思想推动了民主共和宪政的产生和发展。

  譬如,在古代的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宪政不是君主政体,而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即“共和政制”,这是由众多的人共同参加城邦治理的政治体系,由于“有同样才德的人增多了,他们不甘心受制于一人,要求共同参加治理,这样就产生了立宪政体。” 西塞罗则认为,优良的政体即“混合政体”,这种优良的混合政体即“宪制”。他在对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三种政体对比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第四种政府形式最值得推荐--这种形式是由我在一开始时提到的那三种形式的、规定恰当的混合体。”在他看来,“一种温和的并平衡了政府形式(结合了这三种优良的简单政府形式)”“更为可取”。而现实的罗马共和国就是“三种政体的均衡、公正地结合”(当然,这时的罗马共和国,还只是贵族共和制)。到了近代,这种共和政体的古代宪政思想,就转化为反对君主制并构建民主共和制的宪政思想和制度设计。这种民主共和制的宪政原则是对君主制的扬弃,坚持人民主权、混合政体和代议选举制等,其宪政设计表现为英国式立宪君主制(实为立宪共和制)、美国式总统共和制、德国式议会共和制以及法国式半总统半议会共和制等。

  由此可见,宪政的对立面是君主政体,宪政的敌人是专制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即人民共和国政体,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宪政体制。因此,反宪政者将人民民主制度与宪政对立起来,实质上,就是想要剥夺中国人民追求美好政治生活方式,寻找优良政体或理想政体的权利。

  (2)宪政需要优良的公务员。在我国,人们有一个误解,认为宪政就仅仅是追求优良的制度或理想的政体,而在宪政制度中活动的人则无关紧要或不受关注。实际上,宪政梦想所追求的优良制度或理想政体,恰恰是为了选择和造就优良的统治者,使之能够为主权者和纳税人服务。这些优良的统治者,包括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或者国家公务员(包括政务官和事务官)。

  柏拉图从《理想国》经《政治家》再到《法律篇》的法治政治思想的形成过程,虽然是从“人治”到“法治”的过程,但并不是以“法律”否定“政治家”的过程。在《法律篇》中,柏拉图虽然集中论述了“法律之治”优于“智慧之治”,但他也认为技能与法律在国家中同样应发挥作用,认为良好的法治需要优良统治者的配合,国家管理者的选择是很重要的。柏拉图提出,构建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指派国家官员”。组织一个社会有两个阶段:首先是设立机关职务并派人去担任这些职务,然后,确定每个职务所必须的法律。“当你有了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国家,这个国家又有着制定得很完整的法典,那么任命不称职的官员负责施行法典乃是浪费了优良法典,整个事业沦为表一出滑稽戏。而且不仅如此,这个国家将发现,它的法律正在大规模地损伤它本身。”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这种优良政体需要优良政治家来治理的观念,在《政治学》中,认为最优良的政体就该是由最优良的人们为之治理的政体,在良好政体中,统治者们都“具有出众的才德,擅于为政,而且邦内受治的公众都有志于,也都适宜于,人类最崇高的生活。”“凡是可使人们成德达善的教育和习惯的训练也同样可用来教育并训练成一个优良的政治家或一个优良的君王。”凡是想担任一邦中最高职务、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效忠于现行政体;第二是足以胜任他所司职责的高度才能;第三是适合于各该政体的善德和正义。另外,执政者还有一条绝对不应该忽略的至理,就是“中庸(执中)之道”。

  西塞罗在论述优良政体之时也强调一个智慧统治者的作用,认为治国必须要有“智慧”之人(完美的杰出人物)即政治家,而且,政治家应该“通过制度和法律”维护正义;“共和国的指挥者的目的是其公民伙伴的幸福生活,是以财富支持的、物质资源丰富的、因光荣而伟大以及因美德而受称赞的幸福生活。我希望他的这一功业完美,这是人间最伟大的和最好的可能。” 因此,最高统治者要为荣誉、为人类幸福而努力,要作正义之人。

  近代以来,选择和造就优良政治家的宪政道德要求,转化为选择和造优良公务员(包括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宪政制度设计,包括大家熟悉的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违宪审查监督制度和违宪责任追究制度以及宪政公务员制度等。特别是宪政公务员制度的推行,使民主共和政体的宪政理念原则和功能作用,得到了具体的落实。

  (3)宪政也需要优良的公民。宪政梦想对优良公民的追求,要求与宪政相适应的是公民文化而非臣民文化,要培育公民美德,保障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发展公民社会。

  在宪政思想史上,古代古典共和政体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是由公民美德维系的政体,也就是一种基于道德力量的政体。这种公民美德是公共美德,即是指为了社会利益牺牲自己的私欲和利益的那种品德,全心全意为公共福利服务的品德。柏拉图早就认为,良好的法治需要优良的公民,立法者应该注意对儿童的教育和训练。一是对身体所作的体格训练,一是用以完善人格的文化教育,用以培养“合格公民”。因为,“人是一种‘驯养’的动物,……如果他受到一种良好的教育并碰到合适的自然环境,他易于成为一种最神圣和有礼貌的生物。但对他的养育只要是不适当的或者作了误导,那么他将成为世界上最野蛮的动物。这就是为什么立法者不应该草率地对待儿童的教育,或把它看作次要的事情。”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公民品德与公民教育时也强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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