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庚:再谈学术腐败(修改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7 次 更新时间:2013-06-15 08: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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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庚 (进入专栏)  

  

  

  

   学术腐败是一个有目共睹、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一般所理解并提及的学术腐败往往是指抄袭、剽窃以及造假等问题。殊不知,人们往往忽视了许多隐形或潜在的学术腐败,它们同样对科研以及教书育人等造成诸多不良影响,甚至更为严重,理应引起重视。笔者学识一般,本无资格谈此话题。但笔者近期收集和整理论文资料时,自感先前曾经谈过“学术腐败”话题有些仓促与不足。因此,仅在笔者学识一般的水平上就先前话题加以修正与补充,并就笔者科研学术经历做点自我反省。

   一、项目申报过分强调团队精神

   申报科研项目或其他课题一直强调团队精神,即只有以课题组名义才有可能通过审批,个人申报一般难以通过甚至不允许个人单独申报。应该说,科研项目以及其他各种课题强调团队精神是必须的。但凡事须一分为二,哪些项目宜团队合作?哪些项目宜个人?依笔者体会,有些项目就是个人行为,不需要团队;如以团队合作,反而效果差,尤其某些文科项目。包括大学生科研项目、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等。

   本来团队合作是件好事,但一概适用则容易变味。有时不但不能形成团队合作精神,反而暴露了传统“大集体”的弊端,容易挫伤真正从事项目研究或实践者的积极性,也容易助长造假之风。笔者的学生就曾谈到大学生项目的这种体会。试想,教师都不讲诚信,何谈培养学生诚信精神?大学都缺乏诚信,何谈社会诚信?或许有人认为,对此似乎有点“上纲上线”。但笔者通过国外访学,深切体会诚信社会的点滴做法。造成此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各种项目审批制度的缺陷。

   二、科研学术公平竞争不足

   科研学术公平竞争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某些项目申报过分偏向名校或名家,有些甚至定向某些高校招投标等;二是某些学术团体过分偏向特定职业群体,比如某些高校圈等;三是某些学术研讨会或学术奖项过分偏向名校或名家,或特定职业群体等;四是某些出版商或编辑过分看重名校或名家或有资源关系的特殊人群等。虽然个案不能反映全貌,真正行家还是注重学术质量的。但以上现象多少减少了普通高校尤其地方高校、普通学者以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的诸多参与表达机会。其实,这些机会并非一概都很看重,尤其对于实务界人士。但科研学术缺乏了公平竞争,忽视了社会参与的广泛性,容易助长名校及其学者或名家的惰性,挫伤一般高校尤其地方高校及其学者的积极性,无形中会影响到科研创新及其学术质量,甚至导致特定学术圈子所谓的“自说自话”和“孤芳自赏”,难以形成社会共识。

   固然,科研项目、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或出版书籍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来自于名校学者和名家乃是常理。但凡事不可过度,至少要给那些来自于普通高校尤其地方高校及其学者或其他社会各界人士公平竞争的机会。比如国家社科基金对普通高校尤其地方高校申报应当取消名额限制,即使实行限额申报,也应当根据专业学术标准统一面向所有高校,而不应当有区别地针对普通高校尤其地方高校等;也可以考虑对实务界等社会各界人士申报取消限制,因为针对高校的科研项目已有专门的教育部项目等。又如学术团体、学术研讨会按照专业研究兴趣适当面向所有行业尤其实务界开放,而不仅限于学校等。又如发表论文或出版著作不要拘泥于高校学者的文风格式。又如学术评奖不应当对不同高校、不同单位采取有区别地名额限制;应当实行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共同参与评审的办法,以便判断学术成果的问题意识真伪等。笔者有时在想,倘若科研项目、学术团体、学术研讨会和论著等当中多了一些普通高校及其学者尤其实务界人士的声音,或许科研经费会多一点用在“刀刃”上,或许科研项目会多一些精品,或许学术研讨会中会出现耳目一新的观点,或许论著会有一股新鲜的文风,或许学术奖项会多了一些公平和水平等,进而中国科研学术生态或许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凡事不可过度,一旦过度而超出正常社会关系思维,则应从体制上反思问题所在,因为人性都有“恶”的一面。究其根源,与我国传统体制下的行政级别、权力等级、“官本位”意识、科研体制、社会资源利用等熟人社会的人身依附性人际关系有关。说到底,我国的科研学术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竞争。当然,在科研学术市场化竞争过程中,也要适当考虑到少数民族、落后地区等的倾斜问题。这另当别论。

   三、“凡事追溯历史”的不良风气

   学术界好像存在这么一种惯例,即讨论某个问题或现象都要追溯历史,追溯到某些历史人物,乃至于奴隶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是否任何问题或现象的产生只有追溯至某些历史人物,乃至于奴隶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才算是正本清源呢?如果考证的确如此,则是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使然。但若并非如此,则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嫌。比如票据法、保险法等,有学者却认为我国奴隶制社会即产生。这种做法有时就连作者本人也有牵强附会之感觉,但仍为之,究其原因,乃是某种学术惯例作崇。似乎只有追溯到最早历史,才能体现学术价值的含金量。这不仅没有学术价值之研究必要,而且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也极易带来无谓争议。从学术研究角度看,追溯历史本无过错,也是必须的。但追溯历史乃是为了解决当今问题,否则便失去了研究历史的价值。研究历史是为了论证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和给予今天的启发,而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当然,史学研究另当别论。笔者有时在想,倘若这一风气转变,中国学术及其论著的形式或风格或许有所变化。

   四、不当使用外文文献资料,以求急功近利

   当前许多学外语专业的人喜欢报考经济学、法学或其他专业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应当说,这类人在了解外国先进科研成果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问题在于,其中某些精通外文的人由于法学或经济学等研究领域基础理论功底较差,但又想急于求成,因而常耍小聪明而将国外有关文献资料翻译过来,大量陈述国外东西,而略加自己分析,便成为所谓的个人论著(译著除外)。殊不知,由于这类人专业知识不足,所参考的国外文献资料常常要么是过时的,要么是断章取义的,要么是不顾及中国国情等。即使参考的国外文献资料有价值的,但也存在没有完全结合国内情况充分展开分析的现象,缺乏个人的思想和观点,仅仅是国外文献资料的堆彻。然而,某些出版商或编辑们容易被其所迷惑,或对国外盲从,从而助长了学术成果的急功近利,进而给学术界带来不良倾向。

   这种倾向还造成许多不必要的误读和曲解。比如笔者在国外访学期间,将包括笔者在内的国内论文许多外文译著引注与外文对照时发现有出入等。偶有出入尚可理解,但倘若时有发生出入而一直未予纠正,甚至包括权威核心期刊论文,则包括笔者在内应当反省的。

   当然,凡事需一分为二,并非所有学外语专业的转学经济学、法学或其他专业的人都是如此。其中,不乏精通外文的专业精英,其优势要高于外文基础薄弱的专业人士。笔者仅就其中某些现象一般而论,以便能够及时矫正,读者切不可张冠李戴。

   五、不当使用注释和参考文献

   包括笔者在内的学术界在引经据典时似乎有一种现象,主要表现如下:(1)言必称“马列”;2)言必称“西方”;(3)言必称“大家”;(4)故意引用一些外文资料;(5)常以注释和参考文献尤其外文文献引用愈多为标榜等。以此抬高自己的学术含金量。虽非学界都是如此。但这一现象值得反思。

   笔者早先在国企工作期间写的几篇论文,没有或较少引用文献资料,也没有通过任何关系或版面费即已刊发。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那几篇论文现在看来有些粗糙,但是源于现实的真“问题”,比较实用。但这论文在今天估计很难发表,因为没有或甚少有注释、参考文献等,至少从形式上不符合杂志发表要求。后来,笔者进入高校工作,为了评职称而发表文章时,不得不迎合杂志需要或自我学风问题,故弄玄虚,不断地在论文中加入一些不必要的文献资料。但现在回过头来有时感概:论文愈来愈长,但“废话”好像愈来愈多;一句话的观点却用若干玄学的资料堆垒。

   当然,笔者绝非否定注释和参考文献,也绝非否定长篇巨论。在笔者科研中,随着研究深入,笔者深切感受到想说的话愈多,论文自然愈长。笔者也深切感受到大量引用文献资料的必要性。因为任何人的科研成果都是建立在前人智慧积累的基础上,无论是否赞同前人观点。但引证应以可行和必要为前提,否则就是堆彻资料。笔者引用文献资料最大体会就是,对别人观点不赞同而为了论证自己观点或进行观点综述或进行比较分析等,则有引用他人文献资料的必要。如果一味地用别人和你相同的观点来论证自己,或加入一些不必要的引用,要么有学术自卑之嫌,要么有炫博心态之嫌,要么是学界文风之嫌。但其中也不排除为了更好地论证自己观点而有引用他人同样观点文献的必要。

   更为严重的是,可能因此而断章取义,曲解前人或别人的观点,甚至以讹传讹,误人子弟。笔者近期检索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公开发表的论文时,就发现同样的引注在不同论文中都有出入等。教条式的甚至曲解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与此有一定关联。学术界常有某些理论观点的无谓争论也与此有关。造成此问题的原因固然与包括笔者在内学者自身有关,但也与出版社、报刊杂志以及社会环境有关系。有些报刊杂志和出版社常以论著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的多少、引证了哪些名家的观点、是否引用了“马列”或西方学者的观点、是否引用了外文文献资料等作为衡量能否发表或出版的第一印象,甚至以此判断是否要审稿的理由之一。当然,个案不能反映全貌,但这一现象值得反思。

   即便现在,随着科研逐渐深入,笔者虽能大多自信本人论著多是因为不赞同别人观点而为了论证自己观点或进行观点综述或进行比较分析等而确需引用文献资料外,但仍需诚实地回答:笔者论著仍有某些引用没有必要。但身置现实学术环境,为了发表或出版似乎又不得不为之,尤其对于后生学者。笔者有时在想,是否大家都不想揭开这层“面纱”?笔者甚至幼稚地想,如果揭开这层“面纱”,中国学术及其论著是否会有一种新的形式或风格出现呢?是否学术界会有更多的非高校或非科研机构的人士脱颖而出呢?

   六、不当使用国情和泛政治化的不良倾向

   从事科研学术工作,固然要考虑到国情,但在实践中却容易出现两种问题:一是有些所谓的国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情,而恰恰是我们长期遗传而又需要改变的陋习;二是某些人用所谓的国情作为延缓改革进程、维护既得利益借口。我们常常一提及“西方”,甚至提及一些就连文化程度很低的农民、清洁工、保安等寻常百姓都非常明白的道理,如村委会、居委员要不要选举、要不要财务公开透明等这些人性共通的东西(就如同当初“包产到户”一样),某些人却将之硬要标签为西方的“民主”,却将一些人性共通的东西视为忽视国情的“普世性价值”而攻击,就用所谓的“国情”或“中国特色”作为挡箭牌。某些人常以爱国主义幌子盗用所谓的“国情”,随意标榜“中国特色”,从而麻痹党和政府及其普通百姓,这是更为可怕的误国和害国。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警惕否定国情、全面西化的不良倾向;另一方面在立足本土资源中,更要避免滥用国情的不良倾向。

此外,学术研究中存在一股为了政治而政治的庸俗化不良倾向。这样做的后果不仅违背了科研发展规律,而且也可能因此误读党和国家政策。政策宣传不当,容易走形,以讹传讹,违背政策初衷,从而极大损害党和国家利益。历史教训足以让我们深思。学术研究固然要考虑政治,因为它立足于现实,来源于生活,并需要解决问题。但它有自身知识结构的发展规律。学者的使命不是否定一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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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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