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以史为鉴,解读中国式焦虑

——访《历史的细节》作者杜君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46 次 更新时间:2013-06-13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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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进入专栏)  

谈写作:从兴趣到钻研 为历史的智慧与理性着迷

问:杜先生之前从事机修、电焊等机械工作,为何2003年起尝试写作?请谈谈写作初衷。

答: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底层分子,我一直以为能吃好穿好就行了,或者说为了活着。如果说还有什么理想的话,那就是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也就是成为一个富人。2000年,我漂泊到了深圳;2003年,我在北京。那些年基本上已经把中国跑遍了,各种生活也都有所体验。去过的地方多了,我发现人的活法差异很大,我原以为城市人比农村人吃得好穿得好,后来我的看法有所变化,城市人的文化背景比农村更为复杂。或者说,有些文明的城市人具有极其发达的文化修养,这种文化底蕴与农村的传统文化有所不同,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因而开始看书看电影。到了2003年,因为非典的缘故,我被困在北京的公寓里,便试着写起小说来。这纯属一场意外。我当时发现余华的《活着》写得很不错,但似乎没有写出农民的那种传统与文化来,我就试着写起来,写成了一部村史。名字叫《乱弹》,全部是用方言土语写成的,我想复原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中国乡土。这部书最后没有能出版。

问:您从一开始以博客为主的网络写作,到出版有关职业人格这部心理学的书籍,到如今的历史随笔,能否谈谈写作道路的转型过程?一路走来有没有遇到特别受打击的事情?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答:我是2008年开始写博客的吧,2009年发现读我博客的人多起来,一些博客文章被多次转载和推荐,这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一种压力,写作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事情那么随便了,我就开始认真写博客了,并且开始认真去看书,这样博客看起来会比较更接近文章一点。《职业人格》是2009年写的。写完职业人格,我就思考起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社会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是怎么形成的。一思考这个问题,我就发现我的知识根本不够用,读书比较少嘛。我陆续找来一些书看,从经济学、政治学到历史,慢慢梳理出一些路数。这时我就想把它写成书。具体写起来,仍然命题太大了,根本无法把握,我只好进行缩小,慢慢就缩小到1776年这一年,这一年就是现代元年,我们这个世界基本都是从那一年开始的。在筹备写作《1776》的过程中,陆续又挖掘到很多新鲜有趣的史料,我觉得扔掉怪可惜的,就把它们写成了《历史的细节》。基本上这属于物质文明史。很有趣,比起那些宫廷权谋来,这样的历史充满智慧和理性,充分体现了人类的伟大。我认为,生产力一直是历史的主要动力,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这其实是马克思早就反复论证过的一件事,这也是我对这本书的写作初衷。

写作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不用跟太多人打交道,可以自得其乐,很适合我这种有研究癖好的人。但写作也是与赚钱最无关的事情,靠写作很难生存——除非商业性写作。所以,常常写着写着没有生活费了,只好放下,出去挣点钱。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为了家人(暂时)放弃自己的爱好,不知算不算一种打击?

问:如何定位自己写作风格?

答:我的写作起步很晚,差不多40岁才开始写。以前我以为写作就是写小说,直到前两年我才知道写随笔性的文章也可以。前者是讲故事,后者是讲道理,我似乎更擅长讲道理,而不太善于讲故事。根本上来说,我是个文字控,或者说是文学爱好者。我喜欢优美节制的文字,总想把同样的道理,用得体的语言讲述得更加完美一些。另一方面,我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却赶上了一个互联网时代,这很幸运。我算是中国比较早的一代网民。基本上,我是在网上完成启蒙和阅读,并从网民走向写作的,因此网络文化给我打下深深的烙印。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信息自助自治平台,我从这里得到了很多信息和知识,但我也发现很多信息都是不完整的、碎片化的,因此我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信息整合者”。我很多文章都是先搜集很多相关信息,然后进行筛选和编辑,最后做成一篇我心目中完整的文章。这种文章要信息量大,文字简练优美,思想深刻有见识。我以这种风格写了很多文章,或者说是编写了很多。事实上,《历史的细节》也是这样“整合”的出来的结果。

对于这种做法,有些指责,我也看到了,比如批评我“掉书袋”、“炫耀”,甚至“抄袭”,我认为,互联网貌似解决了信息短缺的问题,但其实信息爆炸导致的信息淹没非常严重,有效信息仍然紧缺。百科(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当年孔子也做过大量的整理工作,《春秋》就是他整理的史书。他还整理过《易经》。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狄德罗就是一个疯狂的信息整合者,他对知识和文字的痴迷令人叹为观止。如果读者通过我的文字得到了有益的知识和信息,这就是好事。现代社会完全是站在前人古人文明基础上的,在真正有所创造之前,如果能好好的利用前人的智慧,这就已经是很不得了的事情。

谈身份定位:我一直是农民工,是中国最大贱民群体之一分子

问:在职场不同领域的磨练过程中,您能否谈谈自身社会定位转换的心得?

答:我在1990年离开学校开始工作和谋生,从计划经济到现在的官准市场经济,我都是亲身经历者。做过许多职业,也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工作和生活。20岁之后的城市生活与20岁之前的乡村生活完全是两码事,这不仅是生活场景的不同,也是时代的巨大差异。在这种断裂式的职业体验中,常常处于焦虑和愤怒之中。可以说,我过得并不开心,我想这与贫富无关。人怎样才心安理得?这是我常常对自己的责问。从当年的张海迪开始,励志的故事就如同拴在驴头顶的一根胡萝卜,鼓舞着每个人不顾一切地向“钱”冲,每个人都想成功,升官发财,买大房子开大奔。其实社会比学校复杂得多,金钱也不可能像分数那样可以权衡一切。人最终追求的是幸福和自我实现,钱不是目的,它只是手段,甚至是手段之一。人大可不必“不择手段”,除非一个人彻底丧失了自我判断能力。

我一直被周围人认为“与众不同”、“另类”,搞得我都怀疑自己“有病”,因此看了很多心理学的书。最后我发现我很正常,也很健康,我就是“我”那种人。好比一个水果跟别的苹果不一样,因为它是梨。我后来写了《职业人格》一书,在书中,我认为一个人的职业道路是被他的职业人格限定的。木分花梨紫檀,人也形形色色。一个人最好的职业道路就是根据自己的职业人格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这样才是大欢喜。我想对很多年轻人说,职业跟挣钱是两码事。一个人应当多问问自己,为什么工作,为什么生活。

问:您曾经是个农民工,而“农民工”,在中国应该属于底层的代名词。您认同“最底层的草根最焦虑也最爱国”这个说法吗?底层人士该如何发声?

答:无论从职业身份上,还是心理认同上,我一直是农民工,现在也还是个农民工。农民工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社会最底层,是中国最大的贱民群体,这是极不公平也不正义的政治体制的原因。焦虑是一种浅层的恐惧,类似低烧。焦虑比恐惧持续的时间长,也最难去除。焦虑最大的根源来自现实和未来的不确定。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无人不焦虑,富人怕明天失去眼前的满足,穷人怕明天会更糟。至于爱国,那纯粹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群氓心理。好汉不提当年勇。一个人越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越是爱夸耀自己的国家、祖先和他所在的群体。在启蒙发生之前,在公民社会出现之前,国家这个现代概念只是一个荒诞的传说,爱国家其实就是爱皇帝,犹如猪爱猪圈,囚犯爱监狱。在一个缺乏身份认同的社会,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是最常见的群氓心理,这种狭隘与偏执最容易引发狂热甚至疯狂。从义和团、太平天国到红卫兵,乃至当下的唱红与反日,都出自这种群众性的狂热。因为个体性的丧失,群众就成为中国底层普遍的生存状态。

谈新书:历史极其脆弱,细节才是真相

问:《历史的细节》这部书的副标题是“马镫、轮子和机器如何重构中国与世界”。有什么象征意义吗?这三者哪个对中国历史影响更大?

答:《历史的细节》计划写12章,每章选一个话题,从一个物件到一种技术,乃至一种生产力变革,后来我只写了6章,大约60万字。在出版时,考虑到书太厚,就分为两册了,先出了一册,就是目前大家看到的这本《历史的细节:马镫、轮子和机器如何重构中国与世界》。这些技术属于人类文明最原始的起点。中国作为人类文明的主流代表之一,在历史发展中,与世界主流逐渐产生“分流”,以至于到现在,中国一直面临着一种“身份焦虑”。中国似乎总将自己定位为世界的“他者”。对中国来说,世界就是“外国”;地球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人类,一种是中国人。如果推敲下,这非常有意思,因为目前还有人在以“中国特色”指责“普世价值”,除过中国是正路,全世界都是邪路;对中国来说,大概全世界都在逆行。

问:您的书名叫《历史的细节》,历史需要细节,历史需要还原细节、承认细节。让您觉得最需要公众知道的细节是什么呢?可以用一些细节或者几个关键词概括一下中国的现代史吗?

答:我有一段时间,写过电影剧本,电影是最讲究细节的。这次稻粱谋的写作经历给我体验是,细节才是真相,细节才是最真实的东西。历史是极其脆弱的,也很容易变质,所以历史往往与真实存在着距离,这个距离取决于历史的呈现方式。历史的生命在于真实,如果没有真实,历史也就失去了生命。套用张爱玲的话说,历史就像一件锦袍,外面光鲜亮丽,里面却爬满虱子。细节就是虱子,或者说,细节是刺破历史谎言的一枚绣花针。从细节来解释历史,无疑是探寻真实历史的一个重要方式。这本《历史的细节》就是基于这种冲动,在还没有写作之前,我就想好了这个名字。

历史是现实的镜像,克罗齐有名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特别是最近几年,因为现实原因,晚清史和民国史几乎成为历史的显学,甚至一说历史,大半就是关于百年前这一段中国转型时期的记忆。从当年的洋务运动到如今所谓的改革开放,历史其实就是一种轮回,都是中国遭遇全球化之后的困境与焦虑。我在《历史的细节》书里面,也都写到了一些细节。比如轮子,大清帝国最后就亡于一场铁路风波。

问:写作也是自身学习修炼的过程,对于新书《历史的细节》,您提到“自身思想的变化使这部旧作仍然充满缺憾”,能否透露一下这些内容上的遗憾?

答:历史对我来说如同大海,我只是沿着海岸线,翘望着走了几步而已,虽然我试图描述大海的广阔,但我其实并没有下到海水中去。这本书写于3年前,当时是边写边看,一些史料需要多方面比较,互相多有出入,采信哪一个,这对我来说是颇费周章的。现在看来,当时尽管有很多阅读,但还是不够充足和全面,历史总是多歧义。甚至即使同样一件事,看法相左的也普遍存在。比如明末朝鲜战争,中日对抗长达8年,最后丰臣秀吉死了,战争也结束了。我们可以说,因为战争失利,丰臣秀吉抑郁而死;也可以说,丰臣秀吉一死,群龙无首,日本就败了。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这种分析和判断,一方面基于可得到的信息量,另一方面也因为分析判断不同而结果发生颠覆。

问:接下来写作将会还会走历史方向吗?怎么看待网友称你为“草根才子”?

答:写作是一种冲动,并不完全受作者本人的控制,所以有神笔马良的传说。作者只是恰巧做了一次上帝手中的一支笔而已。写作是因为我特别想写,不写都不行。以后还会不会写,或者写什么,那就说不好了。“草根才子”是一种善意恶搞吧,大概是指我没有上大学,也没有专业训练,更不在体制内,比较底层吧。

谈历史: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历史文盲” 搞不清楚什么是“中国”

问:您觉得一般民众会对哪一段历史的细节并不了解,从而产生另一种的误解呢?

答:历史对当代人来说,几乎完全是个盲区。或者说,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历史的“文盲”。特别是整个人类史或世界史。不懂历史,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这好比一个人连自己父母是谁都搞不清楚,是一个道理。很多人对自己是“中国人”坚信不疑,但他实际连什么是“中国”都搞不懂。中国与其是地理概念,不如说是历史概念更恰当。很多移居到美国的人依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就是因为历史。

问:您觉得治史是偏重于古为今鉴,还是还原历史?如果是还原历史,怎样才能尽力保持独立公正?

答:历史的意义就是为了给现实困境提供指导,否则历史就没有意义。历史是前人的智慧和教训,了解历史就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至少历史可以为当代人提供一个现成的角度。但应当警惕的是,历史不应当被过分功利化,甚至成为一种肤浅的娱乐。那简直是对历史的羞辱。尊重历史的真实其实也是对现实真相的诚实态度。如果现实被粉饰和掩盖,那么历史也不能幸免。

问:您重视历史,书中也谈及死亡与生命,可否谈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答:人都会死去。一个人前半生积累学习,后半生总结经验,最后达到智慧圆满,这时他就死去了。智慧和知识虽然有电子版,但可惜人不是电脑,无法进行复制和安装。后人如果要继承这种知识和智慧,必须从头进行学习和积累,这就是历史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些学习,后人就在知识和智慧上不如前人,那他就该倒霉了。历史使后人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行,因此人类才实现了文明的加速度发展。在文字诞生之前,因为历史无法留存,一代人的智慧随着死亡就归零,人类因此几十万都止步不前,发展非常缓慢。历史诞生后,人类只用了三五千年就天翻地覆。中国没有强有力的宗教,但中国人对历史很敬畏,这其实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和担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是一种智慧动物,历史传承了智慧,历史不仅使人摆脱了对死亡的恐惧,也使人类更加高尚和神圣。

问:请推荐一些值得一读的历史书。

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的细节》其实是一本读书笔记,我是在阅读一些历史书时,发现很多新的启发,因此产生了很多新想法,就想记录下来,便写了这本书。《历史的细节》算是一份个人化的历史读书指导书吧。我在书后有一份长长的参考书目,也可以作为深度阅读的书目,可惜出版时没有收入。但愿下册出版时能加进去。我个人印象深刻是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许倬云《万古江河》、戴蒙德《枪炮、钢铁和病菌》和黄仁宇的《放宽历史的视界》。

谈文革:一场去中国化去文明化的反人性反人类战争

问:怎么看待文革?为什么现在还有许多人怀念和肯定文革?

答:作为文革中出生成长的一代人,我对文革的残酷印象没齿难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好》是我上学后学唱的第一首歌。这首歌很简单,就是反复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就是好就是好……”这种粗暴和疯狂简直是对人这种灵性动物的最大羞辱。我认为,如果说五四运动尚有启蒙的意义的话,那么文革就是一场去中国化去文明化的反人性反人类战争,而且是内战,从国家内部打到家庭内部,甚至进入一个人的内心,“灵魂深处闹革命”。中国因为这场浩劫,犹如邯郸学步的燕人,既没有学会现代人的自由与法治,也没有保存传统的智慧和廉耻,最后只好爬行到现在,跟丛林里的动物世界毫无二致,整个社会完全陷于无序的布朗运动,暴力泛滥,尊严无存,法治和道德双重缺失。本来现代国家下的社会高度复杂和发达,治理模式极其精细,但不幸的是,现实中国采用的却最原始的农业时代统治方式,比如以户籍制度制造隔离和不平等,欺骗或者封堵成为最常用的治理方式。

谈中国梦:需笃信怀大希望者的力量

问:如何理解“中国梦”?

答:民国十二年,也就是1923年,大概是圣诞节,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鲁迅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鲁迅还说:“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我最近在看一本书:美国人埃里克•霍弗写的《狂热分子》,它的副标题是“群众运动圣经”。书里有这样一段话:“极不切实际的梦想即使没有实际权力作为后盾,一样可以使人产生大无畏的胆气。这是因为,怀有大希望者的力量可以有最荒谬的来源:一个口号、一句话或者一枚奖章。……任何教义主张也是如此:如果想要成为一种力量的来源,它必须宣称自己是打开未来之书的钥匙。”

(来源:21CN新闻 2013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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