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叶中 祝捷:论海峡两岸和平协议的性质——中华民族认同基础上的法理共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1 次 更新时间:2013-06-07 23: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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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叶中   祝捷  

  

  【摘要】海峡两岸之间签订和平协议,既需实践推进,也需理论研究。在有关和平协议的理论体系中,和平协议是什么,即和平协议的性质尤为关键。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分析方法的多结构性,其中两岸认同和两岸共识之定位是主要的分析方法。两岸认同包括政党、政权、国家和民族四个层次,而两岸共识之定位包括临时协议、法理共识和重叠共识。考察两岸关系的历史、现状和前景可见,中华民族认同是和平协议的现实基础,而法理共识是和平协议的历史定位。因此,海峡两岸和平协议是中华民族认同基础上的法理共识。

  【关键词】台湾问题;和平协议;中华民族认同;法理共识

  

  海峡两岸签订和平协议的重要意义已为两岸所公知,两岸领导人亦在不同场合提出过签订和平协议的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海峡两岸和平协议(下称“和平协议”)仍处于设想阶段。这既是因为现实中两岸签订和平协议的时机、环境等均还不成熟,也是因为理论上对和平协议的研究还极为不足。迄今为止,两岸政学各界在和平协议是什么、谁去签、签什么、怎么签、签了以后怎么办等重大理论问题上尚无系统论述,更无成熟的理论共识。而在有关和平协议的理论体系中,和平协议是什么,即和平协议的性质尤为关键。可以说,和平协议的性质一经确定,谁去签、签什么、怎么签以及签了以后怎么办等问题,都能在理论上找到有效的解决路径。因此,本文拟以建构两岸关系的分析方法为先导,对和平协议的性质进行初步探讨,以期能推动和平协议的理论和实践。

  

  一、理论构建:两岸关系的分析方法

  

  曾有学者指出,“要将两岸互动的过程与未来的发展来加以诠释,第一步必然是寻找可以适用于两岸关系的理论通则,然后利用通则的解释和预测能力来分析两岸关系。”[1]然而,两岸关系不仅有历史遗留的问题与情结,也有现实带来的冲突与纠葛,在世界历史与现实中,竟无一成例可与之相比照。因此,比较政治学中基于其他特定政治结构产生的理论模式,在解释和预测两岸关系时,总有若干缺陷。[2]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分析方法的多结构性,亦即对两岸关系的分析方法,不可能是某一特定理论模型的抽象与应用,而必然是由多个理论模型或分析工具交错而成。因此,本文以两岸认同为经,两岸共识定位为纬,来建构、分析两岸关系的方法。

  (一)两岸认同:四层次分析法

  本文所谓认同,是指主体对自己身份、角色、地位和关系的一种定位,是主体对自己从属于哪一群体的基本认知。在学界,认同已经成为分析两岸关系比较通行的方法之一。曾有多位学者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角度对两岸关系进行分析。“台独”分子亦是在“国族认同”上作文章,意图通过形成台湾的所谓“国族认同”来构建“台独”的民意基础。[3]两岸认同具有非稳定性特征。作为认同主体的民众[4]对自己处于哪一群体的认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场景中呈现出不同状态。两岸认同的非稳定性决定了认同的层次性,也为两岸认同的类型化提供了依据。考察两岸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两岸认同主要在政党、政权、国家和民族四个层次发生,而两岸认同也可因此类型化为政党认同、政权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四种。

  政党认同是指对主张某种特定意识形态和制度形态的政治体的认同。政党认同之所以成立的一个根本假设在于:认同主体认同某一政党的原因在于,支持该政党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及由此决定的制度形态。政党的组织形态是特定意识形态和制度形态的物质载体,而政党的组织形态与其主张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同一政党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可能会有变化,不同政党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形态又可能出现重叠,因而政党认同具有交错性和非稳定性特征。为避免这种交错性和非稳定性,我们从政党认同中抽去组织形态的要素,而将其限定为对特定意识形态和制度形态的认同。在两岸,这一意义的政党认同主要有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的认同等。

  政权认同是指对以特定根本法为基础的政治体的认同,而不论该政治体及其所依据的根本法是否具有正当性,甚至是否真实存在。运用“政权”一词的基础在于对政权和国家两个概念的厘清。由于政权在符号(如“中华民国”、“台湾国”)和表现形态上均与国家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政权与国家常被有意无意地混淆。本文认为,国家是主权、领土和人民的统一,国家的符号是历史形成的。而政权则是以其自认为具有正当性的根本法为基础的政治体。尽管真实存在的政权也会管辖一定的领土和人民,甚至声称拥有主权,但这并不是对历史传统的延续,而是对现实状态的描述或设想。因此,国家是一个兼具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范畴(如中国),而政权是一个仅具现实意义的范畴(如“中华民国”),甚至是一个没有现实依据的观念范畴(如所谓“台湾国”、“台湾共和国”、“中华民国第二共和”等)。政权认同是比政党认同更加上位的概念,它并不关注某一个政权所采取的制度形态,也不关注在该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而只关注政权所表现出来的外在形态。它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对特定政权符号的认同,如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其二,对该政权所依据的根本法、法律体系和官僚体系的认同,如对1946年“宪法”等的认同;其三,对政权赋予自身的身份和资格的认同,如认同“中华民国公民”的身份,使用“中华民国护照”等。

  国家认同体现为对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统一体的认同,在两岸认同的谱系中,专指对中国或者“台湾”的认同。国家认同比政权认同更加上位。它并不以特定根本法为基础,并且也不明确究竟是对国家中哪个政权的认同,而只是对一定疆域、一种传统和一个符号的认同。具体而言,对中国的认同是指对中国固有疆域、中华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这个符号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既可能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能是对“中华民国”的。两岸在国家层次的认同方面,对于中国或“台湾”的认同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即要么认同中国、不认同“台湾”,要么认同“台湾”、不认同中国,而没有其他选项。[5]因此,在两岸关系中,国家层次的认同,集中体现为是否认同“中国”这一国家历史符号。

  民族认同体现为对一个具有共同风俗、起源、语言、血缘和历史记忆的民族的认同。受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民族常被赋予政治学意义。然而,美国学者林茨等人认为,民族不具有组织性特征,仅仅拥有来自于民族成员的心理认同;国家可以将外在一致性(秩序)作为其存在的基础,而民族则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产物。[6]据此,本文认为,民族和国家是一对二元化的结构,“民族”一词不具有政治学上的意义,而仅具有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相当于英语单词“nation”,而不是需考虑“国籍性”( nationality)的“race”.民族认同是比国家认同更为上位的概念。本文暂不讨论民族与国家之间是否存在对应关系,或者有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在两岸认同的谱系中,民族认同专指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即中华民族认同。

  (二)两岸共识之定位:三阶段理论

  两岸问题的和平解决,必须以两岸共识为基础。由于两岸关系的复杂性,两岸只能分阶段、有步骤地达成共识,在某个历史时期或某个重要议题上甚至还有可能出现反复和倒退。因此,如何在理论上对两岸共识进行定位,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两岸共识定位理论,将对分析两岸关系的现状、前景等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将借鉴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的有关论述,提出关于两岸共识定位的三阶段理论。

  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认为,各种关于自由主义的完备性理论(comprehensive doctrines)之间都存在对立或冲突,因而相互之间无法完全认可,“在这样的社会里,一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无法确保社会统一的基础,也无法提供有关根本政治问题的公共理性内容”.[7]为此,罗尔斯提出了“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达成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的理念”,[8]并提出了实现重叠共识的两个步骤:从临时协议(modus vivendi)到宪法共识(constitutional consensus)和从宪法共识到重叠共识。

  临时协议是达成重叠共识的第一阶段。根据罗尔斯的论述,临时协议的典型用法是两个或多个势力集团因为一时的共同利益所约定的互动行为法则。[9]协商签订临时协议的每一个集团,都会明智而谨慎地弄清楚他们所提出的这一协议,代表着一个平衡点。[10]罗尔斯认为,临时协议具有一定的稳定作用。但这种稳定性建立在签订各方的利益平衡基础上。因此,由临时协议所构建的社会统一只是表面性的,一如社会的稳定性只是偶然的,有赖于那种不去推翻侥幸的利益集中的条件环境。[11]三阶段的第二阶段是宪法共识。罗尔斯将宪法共识作为从临时协议向重叠共识的过渡。他认为,宪法满足了某些自由原则,但它们仅仅是作为原则而为人们所接受,而不是作为具有政治观念的社会和个人之理念根据的原则、更不是作为一种共享的公共观念,而为人们所接受。宪法共识的贡献在于,为缓和政治对峙,确立了各种民主的选举程序和某些基本政治权利。可以说,宪法共识的目的是为实现各种完备性学说的重叠,提供必要的空间和程序。罗尔斯认为,一种稳定的宪法共识有三项要求:其一,最终确定某些政治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内容,并赋予它们以优先性;其二,对宪法共识所采取的措施和制度应运用自由原则进行充分论证;其三,突出合作美德的作用。[12]当临时协议阶段的简单多元向理性多元转变后,宪法共识即告完成。[13]三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重叠共识。重叠共识是在承认多元共存意义上的共识。它既允许一定程度上的多元共存,又强调共存状态的各种完备性学说具有一定的价值认同。根据罗尔斯的论述,他所指的重叠共识,其实就是一种多元背景下的认同观;重叠共识的形成过程,也是从“不同”到“认同”、而不是到“相同”的过程。如果我们对罗尔斯的上述理论加以改造,那么完全可以得出分析两岸共识定位的三阶段理论。

  第一阶段是临时协议,可以理解为两岸在各种因素(包括外力因素)导致的均势下,通过认可某一平衡点而达成的协议。临时协议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某种平衡点的认可,维持两岸的稳定。然而,建立在临时协议上的稳定是一种表面的、偶然的稳定,两岸中任何一方以及外力的干扰,都会打破这一平衡。因此,临时协议及其所形成的平衡,不应成为两岸关系的常态。但是,临时协议的形成又是达成宪法共识的必要步骤。其意义主要有二:其一,两岸可以通过寻找平衡点进行充分探讨和相互试探,临时协议所认可的平衡点,将为达成宪法共识提供重要的参考;其二,临时协议所形成的稳定状态,将减少两岸之间的政治对峙,从而为两岸达成宪法共识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也有利于两岸就关键问题进行充分协商。

  根据罗尔斯的论述,完备性学说达成重叠共识的第二阶段是宪法共识。但是,运用“宪法共识”定位两岸共识有两点不妥之处:其一,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以制宪权的运用为根据,台湾(或“中华民国”)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更无“制宪权”可言,因而使用“宪法共识”一词在法理上不通;其二,罗尔斯用“宪法共识”一词,其原意是通过宪法将各种民主的选举程序和某些基本政治权利确定下来,而和平协议的主要内容并不在选举程序和政治权利,因此,“宪法共识”一词并不准确。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本文用“法理共识”一词代替“宪法共识”,以更为准确地描述这一阶段两岸共识的特征和性质。法理共识可以理解为两岸在某种共同认同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安排。法理共识的目的是将两岸的稳定状态常态化、制度化,并为两岸达成重叠共识进行制度上的准备。与临时协议一样,法理共识也会为两岸带来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但是,与建立在临时协议上的稳定不同,法理共识所形成的稳定状态是一种实质性、非偶然性、制度化的稳定,因而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状态。如果考虑到两岸达成重叠共识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那么由法理共识所形成的稳定状态,有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两岸关系的常态。

  第三阶段是重叠共识,这是两岸在统一问题上所形成的共识,可以理解为两岸关系发展的目标。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所以重叠共识预设底线,但不预设结果。所谓预设底线,即两岸之间的重叠共识以“一个中国”为底线,任何否定一个中国、意图制造“台湾独立”的行为都不允许。所谓不预设结果,即两岸重叠共识的内容,在底线所容许的范围内完全开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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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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